王学斌

综观清代政治体制，总督一职虽多有更迭，但终究是地方统治之关键所在。天下八督，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堪称优中之优，要中之要。直督拱卫京师，距离入阁咫尺之遥。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康熙曾感叹“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故江督亦甚显要。降至晚清，江督之地位愈加凸显，近半个世纪来，湘淮集团一直把持此位。开此先河者，非曾国藩莫属，无怪乎李鸿章指出“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然此局面之出现，绝非清廷恩赐，实是双方争夺与妥协之结果。就在攻下金陵一年后，即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初十日，清廷趁曾国藩在徐州督兵剿捻之机，突然下旨更换江督，并谕令李鸿章迅速赶赴河南驻扎。

调虎离山后，清廷公布了后续人事安排：

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

拿到此折，曾国藩认为中央“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李鸿章则“反复筹思，似难尽妥”。湘淮二位大佬如此烦闷纠结，到底是对接替者吴棠不满，还是就这项政令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天子知名淮海吏”】

若要透彻了解此事件，先须搞清吴棠何许人也。

吴棠，字棣华，号仲仙（宣），安徽泗州人。此君绝非庸碌无能之辈，亦是中兴名臣之一。吴氏身后，清廷赐其谥号“勤惠”（有清一代享此谥号者仅有两人），称其“老成练达，办事勤能”“保卫地方”“克尽厥职”。由此评价，观其一生，吴氏为官大致有四大特色。其一，务实。吴棠出身低微，据说家里穷到“读书恒在雪月光明之下”，且经常交不起学费，其母以自酿米酒馈赠老师，道：“吾家不能致束脩，聊以将敬先生之意也。”正因起于民间，吴知百姓疾苦，晓市井百态，故从政后能体恤民情，但凡发生灾荒，一定勘灾散赈，奔走于烈日下，“民阂其劳，为流泪”。其二，勤勉。吴氏为官三十余载，其中在清淮地区任职达23年之久。两淮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同时又是漕运重地，“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吴氏长期扎根江北，治河有方，运粮得法，征盐无过，勤勉谨慎的作风颇负时望。其三，善守。咸同年间的两淮，与以往大不同处在于兵燹不绝。先是太平军，其后捻军，吴氏在担当日常职务外，还需带兵平叛。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吴棠三度保卫清河，抵御太平军与捻军。彼时，朝野间曾流传一则掌故，转战十余省的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慨叹天下州县官员之中，有七人最令其忌惮，吴棠赫然在列，这从一个侧面可印证吴棠极善防御。

当然，吴棠由一布衣，二十余年内擢升漕运总督要职，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听话。同僚裕禄对其评价为：“受朝廷特达之知，应时事艰难之任，其忠勤之恳挚……综计服官三十年，励己之清勤，爱民之肫切，有如一日，至于临大事决大计，毅然任之，不为众挠。”说白了，吴棠是一名坚决服从领导、忠实贯彻政策、执行力极强、毫无骄横气的干部。这等人才，中枢自然乐于任用。于是咸同之际，吴棠的官衔一擢再擢，权力一加再加，同治二年（1863年），吴棠补授漕运总督，“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归其节制。次年，清廷又决定“江南、江北粮台，着责成曾国藩、吴棠”分别办理。一年内，吴棠不但对江北粮饷分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且掌握辖区的军、政、民大权。一人兼有漕、河、军、政、粮台等五种权力，这打破了沿袭多年的满汉藩篱，堪称异数。吴虽无江北巡抚之名，却有江北巡抚之实，李鸿章赞其“天子知名淮海吏”，殆非虚言。须知此时漕督已无漕可运，朝野一片请求裁撤之声，清廷却偏偏委以重任，一来希冀吴棠保全江北完善之区，阻止太平军、捻军沿运河北上，为湘淮系攻城略地提供军饷与屏障；二来则是有意扶植吴棠，以江北军政力量来控扼湘淮集团。

待平定东南之时，曾国藩早已履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数年。倘若说戡乱时期彼此携手杀敌，形同臂膀一般的话，那么甫一承平，曾氏便倍感横亘长江以北的吴棠渐趋坐大，成为掣肘己方的势力。而自己这个江督，却不能过问整个苏皖，难免心生名不副实之感。

湘淮系与吴棠的关系，自此变得微妙。

【两度试探未果】

令湘淮集团更不舒服的是，硝烟尚未散尽，清廷便已急于收回当初让渡的权力。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中枢借御史陈廷经之口，发出了第一波分割曾、李诸人权力的试探。陈氏给两宫上折，建议“跨江、淮而为省”，清廷顺水推舟，将“皮球”踢给曾国藩、李鸿章，征询其意见。

对于清廷所谓“垂询”的真实用意，曾、李心中如明镜一样，回答即不能含糊谦让，也不能过于直白，须摆出一副“为国解忧”的说理姿态。此恰是曾氏擅长之术。曾氏先是搬出先贤，“古人经画疆里，具有深意。我朝圣君贤相未尝轻议更张”，可知江北、江南一体有深刻悠久的依据。接着列举历代随意改动区划的教训，“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最终给出结论：“臣愚以为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换言之，江山稳固如否，关键在得人，而非区划。

面对曾国藩如此言之凿凿的回复，清廷欲图将江北坐实为省的念头只得作罢。

一计不成，另换一招。顶着“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之祖训，无论是垂帘于后的慈安、慈禧，還是亮相在前的恭王，规复旧制，渐次收回因战乱流失的权力，是无法逃避的使命与责任。而撬动湘淮系手中紧攥的两江富庶之地，即题中必有之义。同年9月，捻军赖文光部在湖北击溃清军，中枢急调曾国藩驰赴鄂、皖交界处救援。10月13日，曾接奉廷寄，令其交卸江督篆，专心领兵剿捻，命李鸿章署江督，吴棠署苏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