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红+李默

摘要：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的，符号生产也超过物质生产，这导致了符号的泛滥危机。究其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是由符号所建构的，由于符号的价值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异，因此人的价值就因这些不同的符号而产生了，人们必须不断地消费符号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面对此种危机，我们不能消除符号，只能利用国家、媒体的力量来创造并宣扬更多的真善美的符号，以此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符号 符号消费 符号泛滥危机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4-0060-03

一、问题的缘起

近30年来，当代文化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冲进了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符号大量地充斥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生产也超过物质生产”[1]。同样品质的皮包，贴上一个知名商标其价值就成倍地增长；为了追求虚拟世界中一个虚幻的高手头衔而投入大量的金钱与精力，等等。由此就诞生了符号泛滥危机的问题。符号泛滥危机是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文化问题，它指的是由符号泛滥所引发的意义危机。“当代社会的符号泛滥，已形成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看不到缓解这些矛盾的办法，我们面临的将是符号危机越演越烈，到一定时候，它将威胁到人类文化本身的生存”[2]。

早在20年前，蒋原伦就在《符号泛滥——当代审美文化剖析》一文中提出了符号泛滥的概念，他认为当代人是生活在一个符号泛滥、意义相对匮乏的社会中，人们找不到那么多的意义来填充随处可见的符号。符号泛滥所引发的意义危机在当代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与我们相遇。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文章都是对符号泛滥现象的描述，如吴芳的《价值理性与符号泛滥——网络流行文化的网民认知调查》、邓艮的《符号泛滥导致当下社会符号灾变？》等。只有我国著名的符号学家赵毅衡对符号危机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异化符号消费——当代文化的符号泛滥危机》一文中他论述了符号危机的四个特征，它们是：对欲望的欲望，娱乐迫使意义在场结束，表意时空距离的消失以及反弹单轴化。赵毅衡的总结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由于学界刚刚意识到符号危机的问题，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其根源及解决方法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因此本文将从以上两个方面深入研究符号危机。

二、符号泛滥危机的根源

（一）符号的运作机制与符号泛滥危机

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著名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他认为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观念的符号，这个观念就是所指，这个声音的听觉形象就是能指，能指与所指就像是一张纸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它们的结合共同构成了符号。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语符学的主要创始人叶姆斯列夫认为，在能指与所指结合成为一个初级符号之后，并没有停止其意指过程，它可以与一个新的所指或能指结合成一个二级符号。以利郎男装的广告为例，我们看到扮演过康熙大帝的男演员穿着利郎西装，背景中传来“优雅于形，优越于心”的广告语。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品牌是能指，演员身上的服饰是所指，二者结合成初级符号，即该品牌的服饰。但在广告中，这个初级符号与日常世界背后我们对皇帝的种种观念、形象和价值判断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二级符号。穿着该品牌服饰的名人形象暗示着穿着该品牌服饰的人都是高雅、有品位的典范，这也是上流社会的价值判断。一旦你购买了这个品牌的服饰，你所拥有的不只是一件服饰，而是上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肯定。因此在这个二级符号里，初级符号是能指，意识形态构成了所指。

受此启发，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提出，“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3]。也就是说，所谓符号不再是我们普遍认同的语言符号、音乐符号、交通符号、天气预报符号等抽象的存在，实际上，任何具有区分功能的事物都可以被看成一种符号。这个结论与索绪尔和赵毅衡的观点不谋而合。赵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4]，而符号的意义则是在符号间的差异中产生的，索绪尔说“它们的价值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决定，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5]。因此，在很多情形下，与其说我们在消费物，不如说我们在消费符号。例如当前中国家用汽车的普及，汽车除了其出行的功能以外，还发挥着展示主人社会地位的功能，国产的、进口的、小型车、SUV，它们都能够行使其最基本的运输功能，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表明车主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汽车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从一种交通工具变成一种用以炫耀的符号。这种炫耀性的符号消费自古有之，如古代贵族豢养家奴，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家奴为其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显示其社会等级；富豪将自己的老婆打扮得珠光宝气，其目的也不仅是要让她更漂亮，而是为了用她的奢华来证明富豪的经济力量。但是，之前的符号消费现象并不普遍，大多仅限于贵族阶级，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化、互联网等的迅猛成长，符号消费的现象愈演愈烈，从昂贵的苹果手机、大牌的皮包、服饰、汽车，到各种没有任何价值的虚拟头衔，可以说目前符号的泛滥已构成了一种文化危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符号危机诞生的社会学根源

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要无休止地消费这些符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最深层的人的主体建构层面来寻找答案。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康认为，只有进入到符号秩序才意味着主体的真正形成。在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符号就已先于主体而存在，并伴随、决定着他的一生。他说：“象征符号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人的一生，在那些‘以骨肉生育出他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象征符号早就结合成一体了；在他出生时，它们给他带来星座的秉赋，或者仙女的礼物，或者命运的概略；它们给出话来使他忠诚或叛逆；它们给出行动之法则让他遵循以至他还未到达的将来，以至他的死后；依照象征符号他的终结在最后的审判中获得意义，在那儿词语宽宥或惩治他的存在，除非他达到了为死的存在的主观实现。”[6]人并非一出生就马上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只有在他认同于当下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秩序时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而这些道德规范和文化秩序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它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是一个个漂浮的能指，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语境中被缝合到不同的所指之上，形成不同的意义。这些关于我的描述就是一个个能指，在我的各种含义之上滑动，根据不同的需要而和不同的意义锚定到一起，从而结合成新的符号来指称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外在于他的符号来反指自己，否则，他就什么都不是。而如前所述，符号的价值就在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因此人的价值就因这些不同的符号而产生了。因此，我们要消费符号的最根本目的在于利用這些不同的符号，而获得这些符号的最快捷方便的方式就是花钱去购买。

那么为什么符号危机在此时突然爆发了呢？以前的人不需要塑造自己的主体吗？这与我们的时代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人塑造主体所需的符号是有限的、极难改变的，象征人的阶级地位的服饰、车马等是法律已规定好的，阶级地位也是世袭的，因此人若想购买某些符号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是很难实现的。而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阶级的壁垒被打破，人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阶级流动，因此诞生了广泛购买符号的现象。比如，在明清时期，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穿红袍，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穿紫袍，由此诞生了“大红大紫”这一词语形容一个人发迹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关于服饰的规定逐渐消失了，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购买任何自己买得起的衣物以显示自己的成就，因此符号消费也随之多了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从前只有少數人才能消费得起的稀有产品，现在已经变成大众商品，在没有更新的技术突破之前，商家只有不断地向产品中注入新的符号概念才能吸引消费者。以电视为例，三十年前，电视是一种奢侈品，全家人省吃俭用很多年才能买得起，因此电视代表着家庭的经济实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以及科技的进步，电视越来越成为家庭中的一件普通物品，从黑白到彩色，从晶体管到液晶，从无线到有线再到网络电视。现在各品牌电视的差别越来越小，驱使我们选择某一款电视的不是它的节目播放功能，而是它的品牌以及品牌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理念、社会价值观等符号性的东西，如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最新款的还是打折款的，等等。

网络的飞速发展也是产生符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若想购买到更多能塑造自己理性形象的符号，我们需要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例如，奥运健儿要经历无数激烈的竞争才能得到象征着国家荣誉的金牌，学者们要潜心研究多年才能获得代表其成就的高级职称。然而大部分人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取得自己想要的各种头衔符号的，而网络的出现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取得理想符号的机会。在虚拟的游戏中，我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当上皇帝，成为霸主，变成美人，或是万人追捧的大咖。网络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其中，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于现实世界，沉浸于符号的海洋中不能自拔，这是导致符号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解决符号危机的方法研究

我们离不开符号，但是现代社会对符号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了符号的泛滥，这引发了严重的意义危机。符号泛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过度的符号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部分越来越大，使用价值部分越来越小，这种异化的消费使阶级分野更为明显，富有阶层虚荣地炫耀消费符号，贫困阶层屈辱地消费底线物质商品，由此阶级斗争转换了形式，它更多表现为文化宰制权、意识形态与价值控制以及意义方式、意义权力的元语言控制。因此如何解决符号危机的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解决危机的方法，赵毅衡描述了日常人们的暂时性应对策略，即“替代选择”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分为自恋性选择和怀疑性选择两种。所谓自恋性选择就是在传媒中植入伴随文本，让人觉得“只有接受这些链接的价值，自己才会有价值”[7]，如广告中的名人效应。所谓怀疑性选择就是听从专家的意见。这两种解决符号危机的方法是很危险的，它使得人们放弃了选择的权力，从而使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成为浑浑噩噩活下去的迷途灵魂。除此之外，吴娟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法，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整体和理性消费文化观以及发展实业和实体经济。

这些解决方法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视角出发，针对符号泛滥的某一现象提出设想性的解决之道，有的过于片面，有的则缺乏严密的理论支持，本文认为，我们应回到符号的运作理论这一根本的层面

来解决符号泛滥的危机。根据索绪尔和拉康的理论，符号的价值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符号，而人之主体就是由符号所建立的，因此人的价值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来讲也就是符号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符号就没有人之主体的存在，因此，不能以消灭符号作为解决问题之道。本文认为，应从以何种符号作为我们区分于他人的标准开始入手来解决这一危机。国家、媒体这些影响大众的机构，应该时刻关注舆论的导向，应该以容易为人所接受的方式注入更多真、善、美的符号，比如我们应该以做更多的慈善作为自己优秀的标志，而不是以穿戴名牌的方式来炫耀自己。在网络游戏中减少暴力、色情的符号，让游戏设定更多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的角色，让这样的角色符号成为人在虚拟世界中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我们被符号的洪流所包围，每一个人都是符号的奴隶，如果任由符号危机恶化而置之不理，那么人类将遭受认知的迷惘、知识的贬值、创造力的萎缩等严重后果，因此人类文化本身的生存也必将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入挖掘这一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法，才能积极应对这场危机，避免在符号的陷阱中越陷越深的命运。面对符号泛滥的危机，我们不能盲目地以为消灭符号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那样只会导致人之主体的消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创造出更多正面的积极的符号，让这些真善美的符号织就出一个新型的社会秩序大网，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大网下形成自己的主体，这才是解决符号危机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2]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65.

[3]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002.

[4]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3.

[6]拉康.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90.

[7]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6.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