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孟然　黄德志

摘 要：杜拉斯与王安忆，这对中法文坛里素未谋面的姐妹，在不同的时空际遇间徘徊独行以寻求宿命拷问的终极意义。而两者更是通过《情人》及《长恨歌》两部作品的文学叙事下，女性形象建构的自传性与虚构性，同时在这种情爱“失真”以及宿命嘲弄的迷乱境地中进行着个体生存认同意义上的命运纾解。

关键词：杜拉斯 王安忆 女性形象 命运纾解

一

在《情人》全篇杜拉斯笔尖碎片化的呢喃声中，总会浮现出的是年老的她饱经风霜而又支离破碎的面孔，印沓在数十年前少女娟秀纤细的容颜之上，或是低徊着那些有关曾经她与“情人”之间情话缱绻的互诉衷肠与海誓山盟般的郑重许诺：“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1]58……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本应在时间无情的遍历冲刷下日复一日地淡漠消散，但这些寓于其中的有关刻骨铭心的情爱“生活”的少年记忆与经历，却随着杜拉斯在对自身血脉里流淌着的“法兰西血统”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与耐心的同时，重拾了自我印度支那的文化归属身份认同之后，对宿命的嘲弄揭竿反抗，以文字书写的形式，真切地保留与倾泻在《情人》一书的字里行间。诚然，那个有着“柔软的皮肤与身体纤弱”东方黄种男子，令杜拉斯痴狂与心醉神迷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在生理上早已步入晚年的她，想起那时的情话与誓言仍禁不住的脸红心跳，仿佛这份炽热灼人的感情仍未结束：“对他来说，放弃爱情绝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