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泰凯

乔治·桑（1804-1876年）是法国近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女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文思敏捷，感情丰富，有着惊人的创作才能，以多产著称于世。米雪尔·雷维版的《乔治·桑全集》就多达105卷，作品以小说为主，也有戏剧、散文、童话、政论及大量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誉乔治·桑是一位“从精力和才华来说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作家。其文学成就使她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和左拉等一批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之林。然而，乔治·桑却因个人的感情生活而受到时人的攻击，后来也常被人非议，甚至把她说成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其形象被严重毁损。

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邦，她的童年和成年后的婚姻都非常不幸。父亲出身名门望族，是拿破仑帝国时期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她4岁时堕马而亡。母亲出身微贱，是一个舞女。祖母是一个很有见识、但很专横的贵族。母亲一直为祖母所鄙视和不容。婆媳之间长期不和，难以相处，母亲只得撇下幼小的女儿，离开诺昂，只身前往巴黎独自谋生。奥罗尔从此便由祖母抚养。她在祖母的教育和指导下，学习拉丁文、音乐、绘画和各种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惊人的禀赋。奥罗尔13岁那年，由于对母亲的同情而遭到祖母的惩罚，把她送进了巴黎的修道院，在那里过了两年多孤寂凄苦的生活。1820年2月，祖母由于年迈体虚，自觉不久人世，便把她接回昂诺。在修道院里，奥罗尔养成了勤学好思的习惯，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回到诺昂，便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亚里斯多德、维吉尔、但丁到莎士比亚、拜伦、夏多布里昂，她都广泛涉猎，尤其是卢梭的作品使她着迷。“卢梭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崇拜，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平等的信念和热爱，对于所谓文明社会的藐视——这一切都和她的天性产生了共鸣，而且仿佛预先占有了沉睡在她灵魂里的各种感情”（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58。）。她成了卢梭的忠实信徒，从此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奥罗尔16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但她对财富却十分淡然，而是把精力投入到阅读大量书籍之中。1822年9月，也就是奥罗尔侣岁那年，她同卡西米尔·杜德望男爵结婚。杜德望是一个生活放荡、荒淫无度、粗俗平庸，终日在外吃喝玩乐、事业上毫无进取之心、既不能理解妻子而又丈夫气派十足的乡村绅士，不久便把家产挥霍殆尽。这个俗不可耐的男人，正如海涅在《吕特莉亚》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会使心灵深邃的女子不寒而栗，使她产生恐惧和逃走的愿望”。两人由于志趣的不同，气质的殊异，感情上渐渐有了隔阂，摩擦和争吵不断发生，终于使共同生活的基础破坏无遗。奥罗尔决心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1825年，她开始与杜德望分居（1835年正式离婚）。为了生计，她搞过翻译，做过缝纫，画过装饰画。她为此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而且损伤了眼睛。然而，奥罗尔的志趣还是在写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才能充满信心，她说：“我善于分析人类的感情，刻画某些人物的性格特点，热爱大自然……我对于乡野的风土人情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就凭着这些，我完全可以动手去创作。”1831年初，奥罗尔怀着这种强烈的愿望来到巴黎，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

1831年的巴黎，剛刚经历了七月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自由空气十分活跃，乔装改扮风靡一时。奥罗尔为了显示自己的放任无羁，与众不同，她身穿灰色粗呢哨卡式礼服，系着一条毛料大领带，脚蹬一双长筒靴，嘴上叼着烟斗，从巴黎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她的“脚下踩着冰块，肩上落满雪花，双手插在衣袋里，有时候肚子里还空空如也，但脑子里却充满了梦想、乐曲、色彩、人形、光明和幽灵”。

在巴黎，奥罗尔住在一间小阁楼里，生活十分清苦，经常饥肠辘辘。眼前的处境，对她来说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挣钱。恰恰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她认识了青年小说家于勒·桑多（1811-1883年），并与之产生了恋情，两人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罗丝与布朗什》，作者署名为“于勒·桑”，于1831年12月在巴黎出版。当时凡是署有这个名字的书都相当畅销，于是另一个出版商要求他们也用“于勒·桑”的署名再创作一部小说。奥罗尔拿出了早在诺昂写好的《印典娜》。因这部小说纯属出自她一人的手笔，于勒·桑多拒绝分享这个劳动成果，不同意再署“于勒·桑”的名字。为了既照顾出版商的利益，也尊重于勒·桑多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桑多”的“桑”字保留下来，以表示纪念此前两人的合作；再起一个只属于奥罗尔的名字。“乔治”好似“贝利人”（“贝利”是奥罗尔的家乡）的同义词。从此，“乔治·桑”的笔名便出现在法国的文坛上。

1833年8月，乔治·桑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浪漫派诗人缪塞（1810-1857年）。缪塞的才华赢得大他6岁的乔治·桑的青睐。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同年12月到意大利旅游。缪塞出身贵族之家，是父母的宠儿，娇生惯养，生活放荡，意志薄弱，尤其是他的怀疑和嫉妒使乔治·桑难以忍受，两人的感情逐渐破裂，相处两年多后终于分道扬镳。1836年秋，在李斯特的音乐沙龙里，乔治·桑与波兰作曲家肖邦（1810-1849年）相识。那时的乔治·桑已30多岁，是一个有两个孩子、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起初，肖邦对乔治·桑并无好感，认为她缺少女性诱人的姿色。但是，经过多次接触之后，肖邦终于为乔治·桑的才情所征服。据安德烈·莫鲁瓦的《乔治·桑传》记载，肖邦曾多次写信给乔治·桑，信中说：“奥罗尔，我愿拜倒在你的裙下，我爱你的一切，也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你。”从此，彼此倾慕。从1837年开始同居，经常往返于巴黎和诺昂之间，形影不离，共同生活了10年之久。最后，因生活情趣、思想见解和政治原则的不同而于1848年3月彻底分手了。翌年5月，肖邦病逝。

此外，乔治·桑结识的男性朋友还有文学批评家圣·勃夫（1804-1869年）、布朗舍（1808-1857年）、思想家拉莫耐（1782-1854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1797-1871年）、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1811-1886年）等。乔治·桑同异性朋友频繁无羁的交往如同走马灯一样，风流韵事时有传闻。而且，在爱情观念上，她敢于讲真话，坦率地表白自己对灵与肉的需求。她说：“谁失去了心灵，谁就失去了一切，失身于人而保存了灵魂，这样倒还好一些。”对于激情和本能的抑制或轻蔑，在她看来也是做作和虚伪的。她尖锐地指出，“如果只执着于精神爱，硬要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其结果必然是建立修道院和妓院”。她甚至讴歌男女之欢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值得尊敬的事”，“是宇宙生活中最严肃、最崇高的行为”（郭珊宝《法国近代小说概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6.）。对于乔治·桑的上述种种言行，时人多有訾议和微词，也遭到社会上千奇百怪的评说。一些西方评论家在谈及乔治·桑的时候，避而不谈这些男性朋友对她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有益影响，以及她对他们的影响，而是过分夸大、渲染她的私生活的小节这一面，因而对乔治·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见。更有甚者，把乔治·桑贬损为“不规矩的女人”，辱骂她是“卖弄风情的坏女人”，等等。最为恶毒的是把肖邦的英年早逝归咎于乔治·桑的纵欲所造成的。这些非议和中伤，严重毁损了乔治·桑的形象。为此，我国著名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教授在其《天生的小说家》中为乔治·桑鸣不平，他说，人们偏偏看不到乔治·桑“毕生最早的一个恋人是小说，最后一个恋人仍是小说。她的一生无数的恋人和情夫中，感情最纯洁的恋人是小说”。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乔治·桑和她的朋友们是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交往的。乔治·桑说：“我结识了知识渊博的朋友，也聆听了明智通达的劝戒”，“是我的朋友们把我带进了一个感情的和精神的世界，这里才是我真正的生活史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即是我的思想与智慧的发展过程。我深深地相信，我的心灵里之所以具有并保持着一点点好的东西，全是由于同其他人交往的结果。”事实也的确如此。于勒·桑多是她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指导者，她从他那儿学到了一些写作技巧。她爱过、也帮助过于勒·桑多。世人公论，“桑多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乔治·桑”。

在同缪塞的关系中，“这两个天才在一场热恋的升华过程中你影响了我，我也影响了你”，他们“是艺术天国里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相遇了，共享了知识之树的果实”。最后，虽然“他走他的路，她也走她的路。但他们已不再是从前的老样子。他们现在产生的作品比起他们相遇以前产生的作品却迥然不同了”（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142）。事情正是这样：乔治·桑的胸怀坦荡、仁慈善良，以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缪塞变得诚实和成熟，摒弃了年轻时的浮华和幼稚的傲慢，成了一个热情的青春的诗人。他在同乔治·桑分手后怀着感激的心情说道：“我愿为你修建一个祭坛，即使用我的骨头……自豪吧！我伟大的、正直的乔治·桑，你把一个孩子变成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这正是比他大6岁的乔治·桑的成熟气质对他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同时，乔治·桑也从缪塞的身上感染了男子汉的气概，从此脱掉了她的男式服饰，还原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在同肖邦相处的10年中，乔治·桑从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身上汲取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他的高尚的性情，他的無私的胸怀，他的自豪感，当然还有他的傲慢，他厌恶一切低级趣味的虚荣心和所有的狂妄吹嘘，他待人接物真诚可靠，为人处世精细周到。”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她“一个既严肃正经，又可亲可爱的朋友”。肖邦的许多传世之作，如《F小调狂想曲》、《波兰狂想曲》、《F小调奏鸣曲》等，正是两个天才所播下的爱情种子所结出的硕果。对此，肖邦也承认，是乔治·桑的才情引发了他的音乐创作的灵感，使他攀上了音乐创作的顶峰。肖邦体弱多病，乔治·桑总是“怀着深沉的母爱忠实地陪伴着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大孩子”一样精心护理；在性生活上，她强制他节欲，甚至要他彻底禁欲，以利于他恢复健康，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对于肖邦来说，乔治·桑可算得是“一位伟大的奉献者”。肖邦逝世后，人们告诉她，“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呼唤她，怀念她，而且像儿子对母亲那样对她充满深情”。可见那种把肖邦的英年早逝归咎于乔治·桑的纵欲所致完全是无稽之谈和蓄意中伤。

毋庸讳言，乔治·桑并不是一个完人。作为一位热烈追求自由的女性，她的某些言行，尤其是与众多异性朋友不拘小节、过于频繁的交往，在当时看起来确实有些惊世骇俗，背离世俗的传统轨道，但她决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而是一个怀有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她的浪漫激情是从长期被压抑的性格中进发出来的火花。正如她自己所说：“为了生活，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坚定的信念，即为某个人、某种东西而生存，或为某些人、某种思想而生存。我从童年时代起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对于信念的需要，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感情不断受到压抑的结果。”而且，在乔治·桑的性格中，主要方面还是真诚坦率、明断果敢、善良博爱，对弱小者的苦难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孜孜不倦地追求。

晚年，乔治·桑在诺昂乡间过着远离尘嚣的田园生活，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创作热情，完成了长达上百万字的《我的生活史》等作品。1876年春，青少年时期患上的肝病、胃病复发，并日益恶化。同年6月8日清晨，乔治·桑在诺昂乡间邸宅与世长辞，享年73岁。在诺昂，为她竖立了雕像，设立了“乔治·桑博物馆”。乔治·桑的作品被列入法国进步文化遗产之列，一直为世界广大读者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