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日，杜聪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专访。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他，原本是美国华尔街一位出色的银行家。但他却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到中国农村，投身艾滋遗孤的救助公益事业中，陆续在多个省市成立了13个“智行基金会”分社。如今，他已资助了两万多个孤儿，他们有的正在国内外大学深造，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他说：“帮助他们其实是我的荣幸，我们是互相成全和成就的。”

当杜聪回忆起他资助的那些艾滋遗孤的故事，依然会眼泛泪光。他说：“孩子们的生命被雨淋湿了，心真的很痛很痛……”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记者从这位慈善家身上看到了一颗谦卑、温柔的心，更愿意把这种情怀解读成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执着。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1982年，14岁的杜聪随父母从香港移居美国。就在那年，杜聪在美国接触到一名艾滋病患者。他叫杰西，大杜聪10岁，是他的英文老师，也是他初到美国时唯一的朋友。当病情曝光后，杰西不仅被学校开除，还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歧视。由于当时没有特效药控制病情，艾滋病在美国民间被冠以“世纪瘟疫”之说，很多人都谈艾色变，艾滋病病人最终都难逃一死，杰西被所有人孤立了，其中也包括杜聪。

“因为无知和恐惧，我远离了杰西。直到杰西去世，我都没勇气去见他最后一面。后来了解到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我追悔莫及，我辜负了一位好友的情谊。也是这个‘因，才有了后面的‘果。之后，我便开始关注起这个特殊群体，不仅当了防艾宣教义工，也成了不少艾滋病病人的朋友，力所能及地给他们关怀与生活下去的勇气。”杜聪如是说。

1992年，杜聪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华尔街一家创投银行供职一年后，被纽约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薪聘为副总裁。1995年，杜聪回到香港的兄弟银行工作，经常前往内地出差。1998年7月，杜聪在火车上遇到了一对父女。父亲满身满腿都是疱疹并且溃烂严重，恶臭弥漫了半截车厢，乘客们纷纷躲避。杜聪走过去问这位父亲：“需要我帮忙做点儿什么吗？”他哭道：“你帮不了我。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个怪病，然后陆陆续续都死了。但我不甘心啊，孩子妈妈也死于这个病，孩子还那么小，我死了她咋办啊？”

杜聪怀疑，这个会死的病是艾滋病。他带着父女俩去北京一家大医院检查，果真印证了自己的猜想，这位父亲感染了艾滋病！庆幸的是，女儿文文是健康的。可是，当时国家还没有有效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几天后，文文父亲在医院去世了。临终前，他死死拽着杜聪的手乞求：“好心人啊，我女儿就托付给你了！如果你愿意资助她继续上学，她能考上大学，我死也瞑目了……”

杜聪握住他的手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文文，让她好好读书！”

可是，当杜聪送文文回河南老家时，他震惊了！那个地区像是遭遇了魔咒：几乎每三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艾滋遗孤！在村里待了3天，杜聪看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真相：1993年，农民为了致富，眼见两三次献血抵得上全家一年的种田收入，都争先恐后地去血站献血，促进了河南当地蓬勃发展的“血浆经济”。

后来这个血浆市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进驻了黑血站，因把关不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流入市场，造成交叉感染。一个又一个艾滋村就这样被制造出来，艾滋遗孤也日渐增多。

杜聪心绪久久难以平静，他时常噩梦缠身，半夜哭醒。在跟艾滋遗孤的接触中，杜聪更痛苦地发现，许多艾滋遗孤除了自卑和自我封闭，还有一种对社会的仇恨心理。15岁的男孩小刚，胳膊上刻着一个大大的“仇”字。他跟杜聪说：“我一定要报仇，去杀掉将我父母害死的人！”

那天夜里，杜聪失眠了，脑子里一遍遍回响着男孩说的这句话。他们本该是天真快乐的孩子，艾滋病让他们失去了父母，变得贫穷，失去了上学机会，甚至遭受到邻居和亲戚的疏远和歧视，那是一种多么无助的痛苦体验？他们太需要一个智慧的行动者来帮他们重建心灵，重拾信心了！当意识到这点之后，杜聪不假思索地决定，他要办一个艾滋遗孤的公益助学机构，治愈孩子们的心理疾病，让他们涅槃重生。

1998年10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杜聪在河南成立了“智行基金会”。此后，杜聪发现云南、安徽、贵州等13个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存在不少艾滋遗孤。杜聪又在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基金会分社，不仅给寄居在亲戚家的贫困艾滋遗孤，每月发放固定的生活费和学费，还和同事每月对孩子们进行两次家访，随时掌握他们的心理动态，做到及时的心理辅导和纠偏。

谁都不理解的选择

“智行基金会”成立两年后，在对这些孩子资助和家访的过程中，杜聪越来越感受到时间不够用：虽然13个地区都有专职同事替自己分管各项工作事宜，资金上的缺口也能通过社会捐助和创办企业得以周轉，可是，改变这些孩子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

杜聪渐渐发现，这些生活在艾滋阴影下的孩子，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他们跟人说话，目光呆滞或怒目相对，性格暴躁易怒，而且年龄越大的孩子，逆反行为越明显，他们不听话爱撒谎，经常忤逆亲人。杜聪很明白：这些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母爱，被邻居同学歧视，道德价值观模糊，于是便长成了一只刺猬，想借坚硬的刺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心灵。所以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更容易受到诱惑、误入歧途。对于这些孩子，杜聪渐渐意识到，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和爱，给予他们细心的心灵关怀和引导，让他们回归到一种“家”的感觉。

2001年11月，“智行基金会”运营3年后，杜聪放弃了百万年薪的工作，专职做起了“智行基金会”，他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花在教育和培养这些孩子身上。

但家人和朋友都觉得杜聪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全职去做没有工资的义工，简直就是疯掉了。他们提醒杜聪：“世间有那么多苦难不幸的人，凭你一己之力，你能帮得了多少？难道你真把自己当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了？”

杜聪说：“做慈善能帮助的人和事永远是有限的，也不会是完美的。我只是用修行的心去做慈善，这是一个唤醒的过程，唤醒每个参与者与受助者内心的光明和希望。”

但是，真正实践起这些心愿，杜聪还是花了不少心力。有些孩子学习不努力，在他们心里，自己早就被贴上艾滋标签，一辈子都完了，学历再高也难逃被人瞧不起的命运。比如，上初二的小敏，一心想出去打工，然后梦想着像电视明星那样穿金戴银，打扮时尚；再比如12岁的义宝，迷上了网游，经常偷拿亲人的钱去网吧打游戏，学习一落千丈。对于此类孩子，杜聪很着急，但找他们谈心，收效甚微。

2003年7月，“智行基金会”资助的第一批23名艾滋遗孤，正好大学毕业，其中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孩婷婷，因出色的学习成绩被留校任教。杜聪喜极而泣的同时，忽然想到一个好方法：让婷婷去给那些迷茫的孩子现身说教，也许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当婷婷说“我也是艾滋遗孤，但我通过努力，照样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教师”时，很多孩子都哭了。杜聪又趁热打铁，带这些孩子去参观大学校园，感受大学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孩子们回来后，学习态度果然积极了很多。

此后，每年为艾滋遗孤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成了“智行基金会”的一项传统。杜聪感慨道：“孩子通过这些活动，有很多的体会。以前我们经常跟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但这些话对于孩子们来说，确实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我们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是很直观地带他们参观一些大城市和大学校园。开阔了眼界后，出于对精彩世界的本能追求，孩子们自然会去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努力学习。”

除此之外，杜聪还要求受到资助的大学生艾滋遗孤，每年暑假回到家乡，组成一个暑期帮扶班，对艾滋遗孤弟弟妹妹们做家访。“我是希望他们体会到，从一个受助者变成一个布施者的那份成就感，也更希望他们接下我的接力棒，变成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杜聪这种乐善好施的性格与小时候奶奶的教育分不开，奶奶经常对贫苦的人慷慨相助，在她的潜移默化下，善良的种子，在小小的杜聪内心生根发芽。杜聪8岁那年，有一天奶奶带杜聪去喝早茶，刚起身还未离座，一名流浪汉就迫不及待地端起他们的残羹吃起来。杜聪抢下流浪汉的碗，又赶紧跟奶奶要钱给他买了一碗馄饨。奶奶满脸笑意地看着杜聪，一个劲儿地说：“好，好，聪儿做得对！”杜聪的善举，同时赢得了几位顾客的称赞，他的内心陡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从此，他也像奶奶一样，让行善布施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常态。

让杜聪感到最自豪的是，目前13个“智行基金会”工作点，70%的员工都是他资助过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后，都主动回到了“智行基金会”工作。杜聪激动地说：“‘智行基金会主张一帮三、三帮九的社区互助氛围和形式。我觉得好奇妙，我变成了我奶奶后，我的孩子们又变成了我。这个传承，没有因，哪来果呢？所以，我跟孩子们有因缘，太感恩孩子们了。”

您牵挂的孩子长大啦

感谢一路上有您

其實，孩子们何尝不感恩他们的“杜爸爸”呢？杜聪资助的两万多个艾滋遗孤里，有600多个孩子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大都通过母婴传播感染。18年来，杜聪眼见其中的100多个孩子长大成人，很是心焦。他完全能想象到，一个从小被感染的孩子在农村没人关怀的孤独场景，别说找到一个老婆或者丈夫，就是找到一个朋友都很难。

虽然他们感染了艾滋病，但也有结婚生育的权利和自由。婚姻殿堂不应该拒绝这些已经伤痕累累的人。再说，艾滋病患者可以通过医学手段，生出一个健康宝宝。2013年开始，杜聪又当起了红娘，在他的成长经历中，朋友间的聚会是常有的事情，不仅可以促进友谊，还能萌生爱情。3年来，杜聪共组织了100多个感染艾滋病的孩子一起旅游、聚餐、聚会，给他们创造互相认识的机会，逐渐地，孩子们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多了。

一次，一个男孩偷偷喜欢上了同样感染艾滋病的女孩，自己又不好意思表白，杜聪知道了，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表白会。在一次户外郊游活动中，男孩悄悄放飞了几只气球，就在大家都抬头观望的时候，男孩走到了女孩身边，把自己准备好的玫瑰花拿了出来，在大家的面前，勇敢地问女孩：“我喜欢你很久了，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女孩先是惊讶，而后害羞地点了点头。欢呼喝彩声此起彼伏。这一幕看哭了很多在场的人。每每看着他们从最初的羞涩、逃避，到后来的敞开心扉、乐观积极，杜聪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感动。3年来，他们中已有48对领了结婚证，30多对生了孩子，而且孩子都是健康的。

艾滋遗孤成家立业，并且生了健康的孩子，他们的爷爷奶奶是最开心的。有位老奶奶的命运特别悲惨：28岁时守了寡，这场血灾，相继夺去大儿子一家和小儿子夫妻的生命，小孙子命虽保住，但却因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老奶奶绝望地带着小孙子，感觉生活已经没有奔头，以为血脉就在这一代断绝了。当她得知孙子生了个健康宝宝，顿时老泪纵横，硬是颤巍巍地走了5公里的山路，辗转找到杜聪，只为当面跟他说声“谢谢”。杜聪已经数不清有多少老人专程来谢他，面对老人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活菩萨”，杜聪自觉愧不敢当。

虽然自己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善事，但他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有时，他心中也有烦恼，也常常有失落。这些年，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但每当看见社会中的许多阴暗面时，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对社会失望的情愫，他怀疑慈善出了问题。杜聪承认：“曾经，我做慈善不快乐，只感觉是一种社会责任。”

如今，杜聪还是单身，夜深人静时他常常会想：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这条路，继续工作、结婚生子，有个稳定的家庭和亲生的孩子，我现在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

但转念一想，他又给了自己这样的答案：我一个在香港出生、美国长大的人，能与一群从未离开过偏僻农村的苦孩子有了人生的重叠和交集，十几年来变成如家人般的亲密，一定是一种缘分，我要接纳和感恩这份缘分。

杜聪笑说，每年春节和自己的生日，他既期待又担忧。因为，房子太小，孩子太多。特别是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六期间，孩子们都会分批来给他拜年。家里人满为患，一顿团圆饺子，光是下饺子就要花上3个小时，而且连厕所里都挤满了吃饺子的孩子。如果孩子们都来齐了，估计10间房子也不够。

2017年2月1日正月初六，正好是杜聪49岁的生日。1000多个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齐为杜聪庆贺生日。他们合唱着《父亲》：“谢谢您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一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让您再变老/我愿意用我一切/换您岁月长留/我是您的骄傲吗/还在为我担心吗/您牵挂的孩子长大啦/感谢一路上有您……”

听着孩子们的歌，杜聪流下了泪水。十几年来，在无数的劝阻和重重压力下，他坚持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尽管他自己没有孕育孩子，但能有这么多孩子把他当成爸爸惦记着他，他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未来，他的脚步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