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翀，汪占熬，2

海外华侨网络与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嵌入机制研究

钱 翀1，汪占熬1，2

（1.温州商学院外语外贸学院，浙江温州325035；2.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文章以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及社会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嵌入机制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应用引力模型针对海外关系网络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海外关系网络是遵循着产生正向中介效应的嵌入机制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推动作用的。相关的政策建议结合了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并借鉴了国外的成功经验。文章选择的样本与研究结论在全国范围具备较为显著的代表性、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够为我国宏观经济转型调控提供合理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海外华侨网络；对外直接投资；嵌入机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也随之进入转型调整期。与此同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温州出现了一系列经济乱象，这说明了仅依赖于低附加值的传统行业已不足以支撑温州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过剩的资本开始走向金融投机领域，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动荡。通过海外华侨网络提升温州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仅有较好的可行性，而且适应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降低了转型成本和风险，具备很大的研究空间。

此外，经济转型与实体经济低迷的伴生现象及转型过程中的资本投机不仅仅是温州转型期间所必须面对和解决问题，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各地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因此，以温州经济发展为样本实证测度海外华侨关系网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动作用，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提出一种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转型的政策制定和温州金融体制创新有着较好的现实意义，在全国范围同样也具备了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够为我国宏观经济转型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一、相关理论研究

（一）社会网络与嵌入理论

社会网络分析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广义而言，社会网络是指社会行动者之间各类社会关系的合集，即“全网”概念；狭义上，社会网络特指除经济法律关系之外的非正式社会关系集合，即“局域网”概念。当代社会网络理论是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社会计量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成果，20世纪70～80年代在Harri⁃son C.White［1］等人的不断研究和拓展下，得以更加成熟和完善。发展至今，社会网络的具体解构方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社会文化方向进行分析，即信仰、价值和规范体系；另一类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例如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等。

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是社会网络理论与经济学研究融合的最主流方向［2］，本文所研究的海外华侨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同样是基于这种嵌入性考虑才得以在逻辑上成立。Polanyi（1944）第一次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嵌入性”概念，他认为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被嵌入在非经济环境中，因此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非经济制度的影响。此后，将经济行为嵌入到范围更广的社会学中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3］。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Granovetter（1985）以关系嵌入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嵌入性（Structure Embed⁃dedness）为基本分析框架确立了嵌入性研究的理论基础［4］，使其成为连接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最成功的研究路径。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将嵌入性理论运用于经济学领域进行解释，其中最具备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Baker（1984）利用关系嵌入性进行了调研和实证分析，识别了贸易商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并计算出了其对贸易价格变动的影响幅度［5］。

（二）社会关系网络与对外投资的互嵌机制

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为社会关系网络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分析基础，但涉及到具体层面则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经济学机制分析，才能构成完整的路径补充。首先，关于社会网络的复制演进模式，本文遵照Coleman（1988）［6］的观点，认为社会网络是通过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个体或团体通过与外界的联系所增加的资源总和）而形成并扩展的。由此，个人和企业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实现跨功能知识整合［7］，从而获得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与前人研究的单一正向促进结论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对外投资的互嵌机制包括正负两种中介效应。

首先，市场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缺陷，经济运行过程中无论在投资机会、产品选择、达成合约还是营销渠道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交易成本。投资行为人能够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述成本，并由此更具效率地获取信息、整合知识与资源、互补产业链环节等，且关系网所带来的外部支持还会在精神层面鼓励投资行为人的信心并激励其进取心［8］，从而从多方面促进了其实际对外投资行为。而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对外投资，在实现产品本地化、建立营销渠道、拥有长期合约保证后，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和风险并提升竞争力，由此所产生的收益也必然会驱动投资行为人进一步巩固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种角度下，正向的中介效应促进了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对外投资之间的良性深度互嵌。

其次，社会关系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于维护关系网内部既得利益的目的，以及思维与行为的惯性，有可能会形成路径依赖的封闭式环境。该环境的排他性阻碍了关系网内部对外来信息的获取，同时也正由于外部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导致了关系网的内部依赖性进一步提升，如此循环会使得投资行为人不仅错失新的投资机会，甚至现有的投资也会受损。由此，中介效应虽然短期依旧加深了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对外投资的互嵌，但却发挥着负面的功效，且长此以往这二者之间的互嵌关系也必然会因为经济利益的受损而松动、脱离直至重组。

综上，识别中介效应的产生机理与生效规律，从而构建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保持其适度的开放性方能可持续地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

二、海外华侨网络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温州海外华侨网的概况

温州华侨史最早可追溯到北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伫随商舶至高丽经商，并定居于此，他被视为最早移居海外的温州华侨（张志诚，1999）［9］。但温州早期的海外移民基本上属于偶然性的个体行为，群体性的大规模移民是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尤其是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通过“连锁移民”增加网络节点数量、扩大网络边界，最终构建了日益发展壮大的海外华侨社会网络。目前，温州是浙江省海外华侨数量最多的城市，具体数量约为68.89万人，占浙江省海处华侨总数的34.1%。根据2013年温州市基本侨情调查数据，温州海外华侨广泛分布于全球180个国家（地区），其中以欧洲居多，其次是亚洲和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人数较少。从事的行业中，分布比重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其次是服装、鞋帽、皮革和机械等制造业，此外，批发和零售业也有相当数量的温籍华侨从业。

（二）实证模型构建

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万有引力概念给了Tinber⁃gen（1962）很大的启发，他开始借助引力模型来解释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10］。Anderson（1979）则用引力模型来解释投资流量问题，由此将该模型从双边贸易领域的研究拓展到双边投资领域［11］。截至目前，大多数的实证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双边贸易流量和投资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正相关，而与地理距离这一变量呈现出负相关性。尽管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但该模型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双边贸易和投资流量。

本文首先设计模型（1），以回归分析检验原始引力模型在本文特定经济环境下的适用性。

其中，ODIit表示t年温州在i区域的直接投资量，GDPwt和GDPit分别表示在t年温州和i投资区域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DISTANCEi表示温州和i投资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

为了使模型能够在考虑温州和其投资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同时测度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本文修改基础引力模型如下：

GDPTTit=GDPwt+GDPit是温州和投资东道区域i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和。GDPDFit=|GDPwt-GDPit|是温州和投资东道区域i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

在修改后的基础引力模型中，加入反映华侨网络的相关变量WHi（在i投资区域的温籍华侨人数）和FRQi（在i投资区域投资的温州企业中与该区域的温籍华侨保持每月至少一次联系交流频率的企业所占比重），利用引力模型检验海外温籍华侨网络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模型（3）中加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度较高的制度因素变量：BITSit和BITFit，（变量BITSit为在t年中国与i投资区域内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BITFit是在t年中国与i投资区域内国家所开始付诸实施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设计出模型（4）；最后，将温州对其投资区域的净出口量加入模型作解释变量以测量温州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着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至此，本文以修改后的引力模型为基础，重点检测海外华侨网络对外投资效应，并综合考虑投资形式、相关政策以及出口投资关系等重要因素，最终确定实证模型如模型（5）。

模型（5）中，EX_IMDFit=|EXit-IMit|是投资来源地温州对投资东道区域i的出口量与进口量之差的绝对值，即为温州的净出口量。为了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转换成线性关系，本文设计的所有模型均采取了对数线性模型。

（三）样本数据及来源

因变量是2000-2015年温州分别对各个样本洲与区域ODI的存量。此处需要解释的是，尽管温州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很广，但鉴于其投资地理集中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样本选择以洲为基本单元区，分别为：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另外，由于温州在大洋洲的投资量很少且缺乏连续性，同时考虑地理位置的接近，故将大洋洲并入亚洲统一考量。因此，最终确定的样本区域为：亚大洲（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和非洲。

温州对外投资数据来源于温州市商务局的统计资料；温籍华侨人数及其海外分布情况数据主要根据两个渠道综合整理而得，分别是：2015年温州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统计的《温州市基本侨情调查详细数据》和2015年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发布的《温州人海内外分布分析报告》；海外温籍华侨网络交流频率的数据为本文课题项目组调研整理所得；温州市GDP总量与人均值、进出口量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温州统计年鉴》；各国人口、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地理距离变量数据为投资区域内各国政治或经济中心与温州之间地理距离的平均值；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法规数据库，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所列。

表1 关于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续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温州和其投资区域的人均GDP以及两者间的空间距离做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然后用修改过的引力模型加入海外温籍华侨人数变量和海外温籍华侨网络交流频率变量，检验海外关系网络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控制与直接投资相关的诸如双边投资协定、净出口量等具体影响因素来检验温籍华侨网络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显著性。回归结果统一见表2所列。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原始引力模型为上文模型构建中所设计的模型（1），由表2第1列可以看到温州的对外直接投资量分别与表示温州和其投资区域各自经济发展程度的变量正相关，与表示地理距离的变量负相关，所有估计系数均至少通过了统计量5%显著水平的检验，这均与以往的研究相符和。由此，可以确定引力模型在本文实证检验中的适用性。

修改后的基础引力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第2列中所示，温州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表示温州和其投资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程度的变量GDPPTT正相关，依然符合以往的研究结果；反映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变量GDPPDF的系数方向为负，这反映了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应以水平投资型为主，考虑到温州自身成熟产业的类型和温籍华侨在海外主要从事的行业，这一结果是较为符合现实情况的；在仅考虑温州和其对外直接投资区域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投资类型的情况下，地理距离DISTANCE显示出了其对投资的阻碍，这一检测结果符合通常概念中距离越远，投资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成本越高，风险也越大的理论。

模型（3）中海外华侨关系网相关变量WH（海外温籍华侨人数）和FRQ（温籍华侨网络交流频率）均与温州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成统计上的正相关，且都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在投资区域的温籍华侨越多，与国内交流频率越高，关系网则相应越发达，由此吸引的来自温州的直接投资量也就越大（见表2第4列）；当模型中加入海外华侨关系网的变量后，地理距离变量虽然依旧能够保持与温州对外直接投资量的负相关，但t统计值的显著性则急剧减弱（见表2第3列）。而当继续将海外温商关系网交流频率的变量加入模型后，空间距离与温州对外直接投资量已然出现正相关性（见表2第4列）；同时，温州和其投资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变量的系数依旧为正数且保持1%程度的显著性。总体而言，仅由模型（3）的回归结果观测，主导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为温州及其投资区域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外温籍华侨关系网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将华侨关系网的两个相关因素（温籍华侨人数和华侨网络交流频率）纳入考虑范围，则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力即被迅速淡化甚至不再成为障碍，这说明借助海外关系网络所能够获得的普遍投资收益已经超过了地理距离所带来的平均投资成本，即便距离更远，温州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会倾向于向海外关系网络更加发达的区域集聚。此外，虽然随着模型的逐渐完善其显著性逐渐下降，负方向的GDPP⁃DF变量系数依然可以作为判断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为水平型的依据。

最后，控制制度因素和投资出口替代效应来进一步检测海外温籍华侨关系网的投资影响力。由回归结果可见，首先，无论是加入双边投资协议变量的模型回归（见表2第5列），还是进一步加入温州净出口变量的模型回归（见表2第6列），投资双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外关系网络的主导影响力依旧显著，由此最终可以判断海外华侨关系网络是遵循着产生正向中介效应的嵌入机制显著拉动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其次，无论是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变量，还是生效的双边投资协议变量，其系数均为正。就系数方向而言，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会对改善投资区域的投资环境有积极影响，因而其对温州对外直接投资会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比较符合现实。但其低于10%显著度的t-统计值却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即目前温州的对外直接投资受政策影响的程度不深；最后，温州净出口变量的系数为正，但是t-统计值的显著性较弱，可见温州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效应不明显，即温州目前可能存在尝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出去”战略来转移资本，绕开贸易壁垒并规避出口风险，但该目的的驱动力并不强，其对外投资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经济发展需要、海外投资区域潜在的价值创造可能性和温商海外人脉资源的吸引力，因而即使存在互补创造效应，但也不显著。

三、政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

（1）拓展企业发展社会关系网络的制度空间。通过鼓励企业发展海外关系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涉及经济安全方面的管制政策的负面影响。国家层面可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形式的政策导向性安排，构建民间对外交流平台，以此扩展企业及个人的海外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从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例如，沿海地区可以借助闽粤经济合作区、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等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内陆地区则可以由政府协助建设海外华侨联合会等。

（2）深化金融改革，推进融资信用平台建设。借鉴台州民间银行及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建设经验，大胆革新金融平台治理模式。在企业家信用方面，引入社会关系担保体系，鼓励民间信用体制阳光化、透明化建设，形成个人信用衡量、维持及反馈的良性循环，从源头平抑信用断链危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和民间资本实力，试点建设股权及债权等交易平台，开展地区资本市场建设的尝试，确保风险投资拥有更多更好的退出机制，提高投资效率。

（3）注重文化传承，鼓励工匠精神。可以借鉴荷兰的经验，将城市建设与商业文化传承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城市商业文化环境；同时，借鉴意大利及瑞士的发展经验，将文化与商品生产融为一体，提升商品中的地区文化内涵；另外，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鼓励工匠精神，以杰出人才认定等方式给予相应的鼓励，围绕精品意识打造出各行业杰出传承者的开放式社会关系网络，强化各行业生产的优质意识，树立新精品路线国际声誉。

（二）企业层面

（1）构建并升级社会关系网络。出于快捷性、信任度等因素考虑，企业在其对外投资初期所构建和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大多是以宗亲联系为节点的。但海内外华人统一的华夏文化背景、价值观与习俗却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型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在民族文化型社会关系网络中彼此的信任度相对有所下降，但各方面的资源更多，也更能实现优势互补，由此对境外直接投资也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需要在明确产业合作目标和计划的同时，找到更广泛的、合适的社会关系网络契入点，避免投资沟通受限。

（2）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平抑对外投资经营风险。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海外社会关系网络开展跨国研讨，综合国内外信息，制定更为全面、稳健的战略规划，并规避长短期风险；同样的，企业也可以借助海外社会关系网，在投资东道国建设跨国利益共生体系，在投资的后续过程中消弭当地的排外心理；此外，企业在国外相对缺乏金融、法律等服务支持，此类发展软环境的问题也能够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伴生的信息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

（3）重视对外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反哺本土经济，让从事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本身和国内行业相关的其他企业在技术与管理水平方面得到有效提升，由此可以更好地帮助国内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因此，对外投资企业应努力在国内外实现深度合作，加强人员交流、互驻互学，甚至达成企业战略联盟，而不能仅停留在商会、研讨会这种浅层次的交流平台上。

［1］Harrison C W.Where do Market Come From？［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3）：517-547.

［2］曹德骏，唐文军，李长青.社会关系—外贸业务互镶：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09（11）：37-46.

［3］Polanyi 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Boston，MA：Beacon Press，1944：46-68.

［4］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5］Baker W E.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4，89（4）：77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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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兴国.社会资本与企业发展［J］.华东经济管理，2008（3）：101-104.

［9］张志诚.温州华侨史［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7-10.

［10］Tinbergen J.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 in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J］.New York Twenty Century Fund，1962，5（1）：27-30.

［11］Andersson F H.The Strategic Impact of External Networks：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11）：979-996.

Research on the Embedding Mechanism of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and ODI of Wenzhou

QIAN Chong1,WANG Zhan-ao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Wenzhou Business College,Wenzhou 325035,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social network,embedded theory and embedding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and ODI,the paper applies the gravity model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on ODI of Wenzhou.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which follows the embedding mechanism that produces a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ODI of Wenzhou.Th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combined with the Chinese situa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and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successful experiences.The selected samples and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ness,universality and forward-looking nationwide,which can aprovide a reason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y.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ODI;embedding mechanism

F127；F125

A

1007-5097（2017）05-0176-06

［责任编辑：张青］

10.3969/j.issn.1007-5097.2017.05.025

2017-04-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GJ021）

钱翀（1983-），男，安徽宣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汪占熬（1982-），男，湖北孝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