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1917年俄国工农掌握政权的必然性
——列宁与列甫·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列宁1917年4月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局面决定了俄国革命必然要走向“第二阶段”，使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可是加米涅夫认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不可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10月，列宁提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已经转向布尔什维克阵营，党的力量足够强大，它必然和必须领导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特别是反对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武装起义。历史证明，加米涅夫的思想不符合斗争的实际，是不正确的。

列宁；加米涅夫；武装起义；苏维埃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工农掌握了政权。这场革命是在列宁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以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可是在当时，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曾经遭到俄国国内许多政党以及政治派别的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甫·加米涅夫在要不要进行革命和要不要由工农掌握政权的问题上也同列宁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他们之间的分歧长期以来并未被学术界认识清楚。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研究并厘清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1918年4月围绕着要不要将革命推向“第二阶段”的意见分歧

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可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性未达到一定的高度，资产阶级建立临时政府，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军事等最重要权力，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4月初，列宁从西方回国后立即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要求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群众将革命推向“第二阶段”。在列宁的思想上，革命“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使俄国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或者说由工农掌握政权。他还指明，革命“第二阶段”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即不是要求在俄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或者说“过渡阶段”[1]200。

可是，列宁的《四月提纲》以及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思想，未被作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的列甫·加米涅夫所理解。继4月7日《真理报》发表《四月提纲》后，加米涅夫第二天即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我们的分歧》，表示不同意列宁的主张和思想。

加米涅夫所持的观点即与列宁的思想和主张不同的观点，产生于二月革命结束至列宁回国以前的时期。3月14日，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一文，表达了他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他说：“对于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无庸置言，只要这个临时政府真正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革命无产阶级就保证坚决支持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临时政府听从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呼声而同反动派或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革命无产阶级就应该准备支持它。”[2]344显然，他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是寄予希望和有条件的支持。这同列宁关于“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思想和主张是截然不同的。3月15日，加米涅夫又在《真理报》上发表题目为《没有秘密的外交》的文章，表达了他关于当下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上，临时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和沙皇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不应该反对这种战争。如他说：“已经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士兵和军官不会离开战壕，让位给没有勇气推翻本国政府统治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和军官。我们不应允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2]345这段话的含义，显然是支持继续战争，尽管这个战争是在临时政府主导下的。他还表示：“我们的口号不是瓦解革命的和正在转向革命的军队，也不是空洞地‘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给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全世界民主派面前公开地立刻说服各个交战国马上就停止世界战争的方式问题进行谈判。”[2]345可以看出，加米涅夫是把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希望寄托于临时政府身上的。历史证明，这一点是十分错误的，临时政府不但未实施积极的政策停止或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公开地表示认可沙皇政府同有关国家签订的条约，将战争进行到取得彻底胜利为止，其战争政策是它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加米涅夫在《我们的分歧》以及相关文章中，阐述了4种观点

第一，二月革命以来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从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来看，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要求做好以下几件事：推翻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贫苦劳动者的社会制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翻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的政治制度，尝试着建立起比较民主的政治制度。列宁曾经肯定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看来，俄国的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如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就可以将革命向前推进。可是加米涅夫想起1905年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即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他的思想上，1917年二月革命以来显然没有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所以不能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他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军队认为，只有已经开始的革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所有旧制度的残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彻底根除的时候，这次革命才算完成。只有全部政权完全转到工农兵自己的手中，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既然革命将要发展和深入，它就会达到这一目的，实行工农专政。”[3]124他的意思是，二月革命以来，旧制度的残余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没有被根除，特别是没有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即政权没有转到工农手中，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往下，随着革命的继续发展，定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也说明，在他的思想上，往下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作为二月革命延伸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新阶段的革命或革命的新阶段。

第二，当下不能推翻临时政府或取代临时政府，需要推动临时政府去彻底根除旧制度的残余。当时的临时政府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应该说它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从发展的趋势看它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同革命民主派分道扬镳。可是从4月上旬俄国的形势看，正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这说明，临时政府在促进形势向前发展。加米涅夫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指出：“我们没有必要去促进形势发展！形势本来已经在飞快地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现在提出取代临时政府的问题，将会犯政治错误。”[3]125他还说：“严密监督临时政府在中央和地方的行动，促使它为彻底消灭旧制度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3]139临时政府还没有走向反动，形势在飞快地向前发展，不能提出取代临时政府的问题，这就是加米涅夫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提出的结论。加米涅夫评价了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认为列宁在此问题上的思想是应该推翻临时政府，但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大多数群众对临时政府抱有轻信的态度，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使大多数群众转变态度。他认为，列宁没有关心和回答最值得关心和最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三，列宁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尤其是这些步骤中的最重要内容——“工人监督”，得不到工人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如前所述，列宁在《四月提纲》以及相关文章中提出，俄国革命下一阶段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和计算”。这项措施和任务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步骤”中的最重要的“步骤”(他在十月革命进程中反复地提出这项措施和任务，认为组织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无产阶级当时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加米涅夫对此不予认可。他认为，近期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炮兵部门各工厂工人代表会议的报道，其中写道，在某些工厂里，管理人员已经离开或者逃跑，好几天不露面，结果工厂的生产管理权落到工人的手中。这些工厂的工人表示，不承担从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组织生产的责任，即他们拒绝参加组织生产。工人们还表示，凡涉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在管理人员面前维护工人利益的问题，对管理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的问题，工人代表会议愿意承担责任。加米涅夫声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炮兵部门的各工厂工人代表会议，而反对列宁同志”[3]133。他的意思是，对于由工人监督管理人员的活动从而维护工人利益的想法，应该予以支持，但不能支持由工人组织企业生产的主张。

第四，不能指望将俄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如前所述，列宁在《四月提纲》以及相关文章中提出，必须使俄国革命走向第二阶段，即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可是加米涅夫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列宁的总公式就是使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说：“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12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在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观点是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和饥饿。加米涅夫则认为，列宁没有考虑具体的情况，以“社会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正确的且在俄国革命面临的许多问题上，列宁都是以“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公式”来解决，是不合理的。

2.列宁针对加米涅夫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批评了加米涅夫观点和方法的不当之处

列宁指出，二月革命后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即由参与革命的某个阶级或某几个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的问题。二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掌握在以沙皇为首的地主、贵族阶级手中；革命以后，政权则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列宁说：“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上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4]137。由于加米涅夫表示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时期及其以后曾经提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算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完成了土地革命才算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由于这些任务都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算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列宁回应说，布尔什维克过去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要求，在当前的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实际生活中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列宁看来，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一个革命政权或政府。他说：“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式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4]131他还说，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现在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之一，是使这个政权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决裂。

列宁指出，加米涅夫在当前仍然按照过去的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问题，这表明他的思想落在了现实生活的后面。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不断前进的，斗争的方式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斗争的策略及口号应随着斗争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列宁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易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4]139。他强调：“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4]139。而加米涅夫正是犯有这样的错误。

列宁指出，自己并未指望俄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对列宁所说的走向革命的第二阶段不理解，以为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他批评说列宁对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不关心，对于促进临时政府扫除封建残余势力的事业不关心，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总公式”，以为实现了社会主义则上述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列宁回应说：这种批评是不对的，我不但自己没有指望我国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其他同志不要有这种想法。我的《四月提纲》的第八条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一个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反对把实施社会主义当作直接任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4]146他还说：“我所‘指望’的仅仅是，无非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困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4]147列宁批评加米涅夫不去关心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如什么是苏维埃,它按类型来说是否高于议会制共和国，是否更有利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而刻意引导人们去关心和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虚构出来的问题。

3.笔者对列宁与加米涅夫这一时期的意见分歧，作以下评论

在对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否完成的问题上，列宁的思想和意见是正确的，加米涅夫的观点和意见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阶级要求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问题。二月革命后，政权由沙皇所代表的地主和贵族阶级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是革命完成的标志。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参与革命的力量之一。它能够建立临时政府和掌握政权，证明了它是参与革命的力量之一。既然二月革命推翻了旧的沙皇专制政权，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政权，那么应该肯定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而且还应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俄国当时还产生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也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政权，即同巴黎公社相同类型的政权。用列宁的话来说，当时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二月革命的结果是新的革命阶级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政权，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由此可见，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走向革命的第二阶段。

加米涅夫之所以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在于他以布尔什维克以前提出的关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作为标准来衡量二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以前布尔什维克关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二月革命后从形式上看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种专政或者这样一个政府，所以他说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他的这种思想方法是不对的，如同列宁所言，他为了死教条而牺牲了活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他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认识，他没有认识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个政权，是同巴黎公社相同类型的政权，如果他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革命政权的话，则不会认为俄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加米涅夫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列宁关于“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思想。如前所述，列宁的思想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而不是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或者说不是要求在俄国立即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列宁看来，俄国下一阶段的革命将推动西方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只有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加米涅夫忽视了这一点，他指责列宁指望将俄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指责列宁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总公式”，企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俄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对此列宁作了辩解，表示不仅自己未指望将俄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提醒其他同志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列宁还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深刻地论述了俄国革命不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

加米涅夫主张推动临时政府向前进，让临时政府去解决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事实证明，加米涅夫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和不切实际的，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当时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摆脱战争或退出战争，实现和平。可是临时政府于4月下旬即对协约国宣布继续履行沙皇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将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当时俄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可是事实证明临时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去完成这一任务。上述两项重大的任务或者说重大的问题，都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即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完成的。由此看来，加米涅夫的主张和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列宁的主张和思想是切合实际的和正确的。

加米涅夫对列宁提出的由工人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未有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工人们只是希望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在涉及劳资矛盾的问题上维护工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工人们不希望承担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责任。加米涅夫认为，列宁主张计算和监督，把它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决的“步骤”，或者说把它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具有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必须予以反对。可是事实上，列宁所主张的计算和监督就是由工人团体对企业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不是由工人团体来组织生产和经营。虽然列宁认为工人监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但是“步骤”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不等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步骤”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也许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这样看来，加米涅夫对列宁相关观点的理解并不正确。

二、1917年10月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必要性上的意见分歧

1917年7月上旬，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下令镇压彼得格勒街头游行示威的群众，打死打伤400多人，并且捣毁革命报刊的编辑部和逮捕无产阶级革命者。这就是“七月事变”，它的发生证明，俄国已经走向了政治反动。下一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7月下旬至8月上旬，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方针。8月下旬，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将军队从前线调回，企图占领彼得格勒，实现他的反革命专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武装抵抗反革命叛乱，彻底地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的影响大增。8月31日、9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分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中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即得到多数票的支持。这说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七月事变”后避居国外的列宁鉴于国内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9月中旬先后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布尔什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10月7日，他秘密回到彼得格勒。8日撰写了《局外人的意见》一文。10月10日、10月16日，列宁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在上述信件、文章和讲话中，列宁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思想。

1.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思想

(1)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该夺取国家政权

在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多数。这次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政权》的决议。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对旧主席团(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主导地位的主席团)的不信任案，使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不得不退出主席团，布尔什维克党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9月5日，莫斯科苏维埃以355票对254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决议，这说明莫斯科苏维埃的领导权也转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鉴于这个事实，列宁提出：“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该夺取国家政权。”[5]232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支配国家政治演进的走向，而且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多数进一步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带动全体工农群众一起同敌对势力作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夺取国家政权。他还表示：“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5]237“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当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的联盟都发生空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党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5]237

(2)由于临时政府放弃彼得格勒，所以无产阶级以及政党必须夺取政权并阻止临时政府的行为

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企图放弃彼得格勒，任由德帝国主义侵占，所以无产阶级以及政党必须立即夺取政权并阻止临时政府的行为。此时德军已经占领距离彼得格勒不远的城市里加，他们下一步极有可能进攻彼得格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完全没有采取保卫彼得格勒的措施，而且俄国传开了临时政府准备放弃彼得格勒的舆论。列宁意识到，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将不仅大大损害俄罗斯的民族利益，还会破坏和推延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马上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他强调：“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现在应当夺取政权呢?因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弃，而这会使我们的成功机会减少百分之九十九”[5]233。

(3)无产阶级需要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武装起义

在工人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布朗基主义，其特点是主张通过少数人的“密谋”夺取政权，而不是靠一个党的行动，更不是靠全体工农群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和武装起义的思想与此截然不同。可是，当武装起义提上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程上时，有的人攻击它是布朗基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竟有人因此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吗?”[5]235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艺术的主要规则——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必须懂得，必须干到底；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和决定性的关头，以强大的优势力量对敌人发起攻击；起义一旦开始，必须采取“进攻”的策略，“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必须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每天都必须取得“胜利”，不然则不能保持“精神上的优势”。马克思曾经用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语“勇敢、勇敢、再勇敢”作为武装起义的训诫语。列宁对此十分赞同。他说：“我们希望，一旦决定行动，每个领导者都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5]375

(4)不能等待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或“全俄民主会议”上取得“形式上的”大多数

在俄国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主张召开立宪会议，企图通过立法的方法解决俄国所有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主张让广大群众在实践中抛弃立宪的幻想，所以对召开立宪会议持否定意见。按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规定，立宪会议选举将于1917年11月12日举行。有的革命者思考：就布尔什维克掌握国家政权而言，能不能等待它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多数”以后呢?如果它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多数”，那自然而然就掌握了国家政权，而用不着进行武装起义。列宁就此解释道：“也不能‘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克伦斯基之流随时都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5]3339月14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了阻止革命发展，召开了所谓“全俄民主会议”，力图以一种新的“民主途径”解决俄国的问题。有的革命者思考：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在“全俄民主会议”中获得“多数”，也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达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列宁说：“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5]334显然，等待立宪会议和等待“全俄民主会议”的想法，均为通过议会途径掌握政权的幻想。这样的想法在俄国是不现实的。

2.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进行武装起义

在列宁提出立即进行武装起义的这一段时间里，加米涅夫同党内的另一个领导人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一起，竭力反对列宁进行武装起义的思想。在10月10日、10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们发言反对进行武装起义的主张，并且给党组织写了《论时局》的信。加米涅夫在发言中和信件中表达的思想主要有：

(1)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

如前所述，立宪会议是俄国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所希望实现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未否定它，但也不对此抱太大希望。可是，加米涅夫却对立宪会议这种政治形式很感兴趣，对它的前景十分看好。他在《论时局》的信中写道：“由于我党在城市、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影响的巨大增长，目前形成了一种局势，资产阶级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破坏立宪会议了。”“我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6]275在他看来，当前小资产阶级政党在立宪会议中的地位日渐衰落，它们关于“立宪会议给予农民土地和自由”的口号已经落空，而贫困、饥饿、农民运动的尖锐化给它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它们寻求同无产阶级政党结盟去反对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地主和资本家。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胜利。他还说：“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6]276。

(2)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是不正确的

加米涅夫表示，在俄国，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士兵支持布尔什维克党，这是可信的，但其余的人会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则是一个问题。例如，现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大多数农民会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一部分士兵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是因为党主张和平并呼喊着和平的口号。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但还需要进行革命战争，那么这部分士兵马上会离开我们。他还说：似乎国际无产阶级的多数现在支持我们，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如此。在德国和意大利，有工人运动重大发展的先兆，可是它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们给予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将同我们向资本主义世界宣战时的需求相去甚远，“夸大力量是极端有害的”。他写道：“有人说，①俄国多数人民已经支持我们；②国际无产阶级多数支持我们。可惜，这两点都说得不正确，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6]276还写道：“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现在无权用武装起义把整个未来孤注一掷。”[6]279他的意思是，现在举行武装起义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

(3)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发动武装起义

此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0月20日举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在此次大会召开以前发动起义。在10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发言说：“从社会意义上说，危机成熟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我们应当在20日以前投入战斗。”[6]282“建议表决决议并提出下述提案：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在代表大会之前不号召发动。”[6]283为何在此次代表大会以前不发动武装起义?他在《论时局》的信中作了解释。他认为，当前俄国工人虽然生活在困苦的环境中，希望改变生存的条件，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情绪——把街头战斗看作是“唯一的救星”，急于“走上街头”，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保证工人群众支持和参与反对政府的武装起义。而且俄国的工会组织，包括铁路工会、邮政工会、银行职工会等同苏维埃之间尚未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而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薄弱的表现。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前，不能发动武装起义。在他看来，即将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有力地改善或克服上述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在10月20日召开。无论如何它都要召开的。它应当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它应当成为把所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包括铁路工会、邮政工会、银行职工会等等团结在苏维埃周围的中心。”[6]280加米涅夫认为，经过此次代表大会后，无产阶级和党的力量会得到增强，举行武装起义有胜利的把握。此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武装起义则无胜利的把握。

3.对于列宁和加米涅夫在要不要举行武装起义以及要不要在有关大会以前起义的意见分歧

加米涅夫重视“立宪会议”和“全俄民主会议”的作用，列宁重视“街头战斗”的作用，隐约可见第二国际后期策略思想分歧的继续。在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有人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即可以通过议会的途径，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必经过暴力革命。这种观点遭到第二国际左派的反对和批评。左派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加米涅夫重视“立宪会议”和“全俄民主会议”作用的思想，如果不能说与第二国际后期有些人迷恋议会活动的策略思想如出一辙，至少可以说他受到第二国际某些人物思想的深刻影响。列宁主张武装起义，主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起义过程中发扬“勇敢、勇敢、再勇敢”的精神，这足以证明他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运用到了俄国革命的实践中。

加米涅夫要求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发动武装起义，列宁主张一定要在此次大会以前发动武装起义，反映了他们之间在关于工人群众与会议代表的作用上的不同观点。在加米涅夫看来，代表大会的代表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通过召开代表大会，可以充分发挥其代表联系党组织以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促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列宁则认为工人群众的作用无比重大，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发挥工人群众的作用。武装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就是工人群众斗争的成果，可以而且必须用这个成果去促进代表大会代表的思想进步或者思想转变。布尔什维克举行武装起义的时间后来定在10月25日，列宁于10月24日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5]432针对加米涅夫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再起义的看法，列宁说：“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决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5]432列宁认为，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即是指工人群众用武装起义的成果去影响和促进代表大会的代表，使态度不怎么明确的代表态度明确起来，使优秀的代表更能看清正确的革命道路和远大的革命前途，从而体现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10月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思想是正确的和符合俄国实际的。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以及反对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武装起义的看法是不符合当时俄国斗争实际的和不正确的。

[ 1 ] 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2 ] 胡瑾，闵宝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 3 ]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 ] 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5 ] 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许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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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970(2017)02-0001-07

10.3876/j.issn.1671-4970.2017.02.001

2017-02-13

俞良早(1951—)，男，湖北武汉人，教授，从事东方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