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苏格拉底与孟子便生活于这个“轴心时代”。作为中西方的两位巨匠，他们成为我们探索中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源头。本文以“对话理论”为依据，从对话的角度审视苏格拉底与孟子两位圣人的言说方式，并进行分析论说和比较。从而发现苏格拉底与孟子言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苏格拉底；孟子；言说方式比较；影响

作者简介：张亚楠（1992.6-），女，汉族，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1

一、言说方式的比较

（一）言说性质与内涵

言说对象的不同造成了言说性质与内涵的差异。就对话双方的角色而言，孟子的言说对象是其弟子与王侯，言说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孟子一生求学、教书、周游列国，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其目的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的言说有三层内涵：一是在百家争鸣时对于儒家立场的坚定维护；二是，期望政治理念与抱负的实现。其三在论辩中对于其弟子的教导。苏格拉底的言说对象更加平民化，教育场所也相对随意，生活中的任何场地都可以成为其施教场合，超越具体达到普遍是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苏格拉底教人是不收学费的，他是为城邦的利益而教人，是义务教师。其言说没有太多功利心理，更多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和对美好的恩施。

（二）对话起点

孟子与苏格拉底的论辩有不同的起点和心理预设。孟子的有论辩有两个前提或预设：一为其对自我的肯定。即在心理状态上孟子总自认为自己站在制高点与正义立场，并善于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因此他总能在王者之上风立于不败之地。其二是是“知言而辩”。孟子善于掌握对话方的心理，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因势利导，在知晓论辩对方的言辞不当之处的前提下展开论辩，这使得孟子在对话辩论总居于不败之地。

与孟子截然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论辩起点上的“自知自己无知”，为对话留下一个空间。苏格拉底在对话起点上一开始就要求人们“自知自己无知”，即意识到自我的出发点是可错的，他对话的目的不是用自己持有的最終观点征服对方，而是抱着一种倾听与学习的态度耐心从事一种完全开放的对话过程，而这种开放的对话过程没有任何前定的结论被预置，最终使得对方自己承认自我的无知与错误。

（三）言说特征

苏格拉底在言谈中提倡“灵魂助产术”，即在对话中启发对方意识到自身观点的不足与缺陷，引导其内心深处逐步接近的潜在真理，达到一种新的观点。即对话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互利，使对话双方相互从对方观点中吸取有利于自身的营养而形成互补。他与人的对话不是一种独白，更不是一方征服另外一方，而是甲乙双方观点相互交融而形成综合视域。苏格拉底强调对话的开始应是多个主体之间的交互互动，在对话中他不断破除对方的成见而很少作结论性断言，使多元对话呈现出无限开放的趋势。

孟子的对话以接近独白为特征，其语言结构完整、富有辞采。在“士”的地位提高的年代，孟子在各国诸侯面前，为其政治理念常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无所顾忌，善于依托儒家完备的理论体系，大有战国纵横家气概，几乎无往不适。在双方在求胜心切之下，对话就很难在平和氛围下进行。孟子的和弟子的对话也更接近于单向度地给予，即孟子思想理念给学生的灌输，其传授的过程具有仪式性的庄严缺乏互动对话的平等、轻松与愉悦。

二、言说的影响

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言说方式对中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和道德教育模式的塑造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第一，苏格拉底对美德定义的探寻与关注，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与思维的发展。苏格拉底在反驳他人的观点和定义时揭露对方隐含的自相矛盾，为亚里士多德发现“矛盾律”提供了素材。苏格拉底在寻求定义时所采用的归纳推理和论证也为后世所谓的“归纳法”奠定了基础。总之，苏格拉底的论说方式对于西方形式逻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孟子的“仁政思想”，“德治观念”启发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促成了“道统”观念的产生。其民本思想理论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成为传统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具有一定的伦理学意义和教育意义。

第二，苏格拉底与孟子的不同论说方式导致了两种不同理念的道德教育模式。理性的自我辩护与自我否定这两个层面在苏格拉底对话中都得到了详尽的展示。苏格拉底因在认识论上轻视殊相、追求普遍定义成为理性主义大师，促进了近代西方逻辑学的发展。其“知识就是德行”的命题也使其成为道德理性主义的先驱。无论是效法经验人物还是效法理想人格，儒家的道德教育理念和途径都是“上行下效”。儒家“上行下效”的道德教育模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大影响，即便在现代中国仍然如此，其中有收效亦不乏负面影响。但是，以发展出近代自然科学为标准来衡论中西古典学术之优劣，这种功利主义态度则完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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