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梅

摘要：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极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他虽然不以考据见长，但他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影响了古史辨派，乃至整个学术界。钱玄同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辨伪事远比辨伪书重要，将疑古风气引入了史学领域，可谓疑古辨伪的灵魂人物。

关键词：胡适；钱玄同；古史辨派；辨伪

胡适和钱玄同二人在学术上对顾颉刚的影响非常大，顾氏曾言：“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1920年秋，顾颉刚北大毕业后在本校图书馆供职，11月下旬，胡至顾一信《嘱点读<伪书考>》。顾在校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之余，又筹划编辑《辨伪丛刊》，胡适和钱玄同不断给予编纂《丛刊》的建议，如前者的《论辑录辨伪文字书》《告得<东壁遗书>书》《论<辨伪丛刊>体例书》，后者的《论近人辨伪见解书》《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论编篡经部辨伪文字书》等。谓顾颉刚疑古辨伪学涯自此而始，或无不当。

一、胡适的辨伪成就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徽州绩溪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师从约翰·杜威。历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兴趣广泛，在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红学、伦理学等很多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故著述宏富。被余英时誉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和思想家。

胡适在1919年12月《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提出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的疑古辨伪思想大概就起源于此。1952年12月，胡适在台湾大学的演讲《治学方法》中总结自己的治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可谓胡适的治学名言。其实这个治学方法早在1919年7月胡适的另一个演讲《少年中国之精神》中就谈到了，只不过说的没那么明确，当时用的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证实”12个字。根据1919年4月胡适发表的《实验主义》一文，此法大致得于乃师杜威。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到，赫胥黎和杜威先生是對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使他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他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中讲述了五种审定史料的方法：（一）史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著者所处年代相符。比如庄子见鲁哀公，就太前了；管仲说西施，则太后了。（二）文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而作伪的人，未必懂得这个道理。比如道书《关尹子》中所用“石火”“想”“识”“五识并驰”“尚自不见我，将何为我所”等，都是佛家的话，这就不对了。（三）文体。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人都有其独自的文体，比如《庄子》中《说剑》《让王》《渔父》《盗跖》等篇，决非庄周的文体。（四）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都有一个系统可寻，不会有大相矛盾之处。比如《韩非子》第一篇劝秦王攻韩，第二篇劝秦王存韩，这就相抵牾了。（五）旁证。以上四种皆叫作内证，还有一些证据是从他书中找到的，故叫旁证。比如清惠栋、阎若璩等人辨《古文尚书》之伪，所用几乎全是旁证。

《古史辨》中收入胡适十余篇文章，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书》《论<野有死唐>书》《<诗>三百篇言字解》《谈谈<诗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陆贾<新语>考》《<墨辩>与别墨》《老子传略》《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论秦畴及<周官>书》等。此外，他还有一些涉及辨伪的文章，如《胡适文集》所收《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等。胡适的古史观与顾颉刚相类，他支持顾氏的古史层累理论，尝谓：“我在几年前也曾用古史层累理论这个方法来研究井田制度这个历史问题。我把关于井田制度的种种传说，依出现的先后，排成一种井田论的演进史：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又不完全。2.汉初写定的《公羊传》只有‘什一而藉一句。3.汉初写定的《毂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4.汉文帝时的《王制》是依据《孟子》而稍加详的，但也没有分明的井田制。5.文景之间的《韩诗外传》演述《谷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6.《周礼》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7.班固的《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成一种调和的制度。8.何休的《公羊解诂》更晚出，于是参考《周礼》《孟子》《韩诗》《王制》的各种制度，另做成一种井田制。这一个例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明嘹顾先生的方法的意义，所以我引他在这儿，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lionary）方法去研究。”

他在《谈谈<诗经>》中提出了对于《诗经》的四点看法：（一）《诗经》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文化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材料，但绝非一部圣经。（二）孔子并没有删《诗》，“诗三百篇”本是一个成语。假如《诗》原有三千首，真的删去了二千七百首，那么其他古书所引应该有很多是三百篇以外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三）《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最古的是《周颂》，次古的是《大雅》，再迟一点的是《小雅》，最迟的就是《商颂》《鲁颂》《国风》了。《诗经》里面包含的时间约在六七百年上下。（四）由汉至清关于《诗经》的研究，整体上是进步的，但都是不彻底的，大多是推翻这部附会那部，推翻那部附会这部。研究《诗经》，要用新的方法，敢于大胆地去发现新材料，以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驳斥了《汉志·诸子略》各家小序所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管；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弄家者流，盖出于社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的说法，他的论据有三：1.刘歆以前论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古之论诸子学说者，以《苟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为备，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2.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其中以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最谬。3.《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其说多支离无据。文末还对主“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章太炎进行了驳斥。

胡适《<墨辩>与别墨》中辨今本《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非墨翟自著，而是所谓别墨（按：墨子后学之支派）所作，他的理由有四：1.文体不同。这六篇的文体、句法、字法，没有一样与《兼爱》《非攻》《天志》诸篇相似。2.理想不同。墨子所言常有浅鄙可笑者，如《明鬼》一篇，虽用三表法，其实全无论理。而这六篇没有一句浅陋迷信的话，都是科学的议论，绝非墨子的时代能做出来的。3.“墨者”之称。《小取》篇两称“墨者”。4.这六篇中讨论的问题，全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哲学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今本《公孙龙子》的《坚白》《名实》《通变》三篇，材料不但都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之中，而且有许多字句、文章和这四篇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墨辩》诸篇即使不是惠施、公孙龙所作，也可能是他们同时代人所作。

胡适并非以考辨见长，所以他在现代辨伪史上的贡献不在于考了多少人辨了多少书，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方法影响了古史辨派和整个学术界。

二、钱玄同的辨伪成就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师从章太炎、崔适，学兼今古文，然而对今古文皆不满意。

《古史辨》收钱氏文章及书信近20篇，有《论近人辨伪见解书》《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论编篡经部辨伪文字书》《论<诗经>真相书》《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答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论<春秋>性质书》《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论<庄子>真伪书》《论观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书》《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关于<野有死唐>之卒章》《<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可以看出，他的考辨范围主要在于经书。

錢氏并不看重六经，他言道：“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六经底大部分固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同时他还认为原本并没有“六经”的叫法，其理由有五：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至于《乐》，本无此书；3.因《论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两节，于是有了《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的说法，又因此造出了《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的说法。这样一来便把《诗经》《尚书》《仪礼》三部书配在一起了。因“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邵懿辰《礼经通说》），故名虽三部，实则四部。又因孟轲有“孔子作《春秋》之说”，又把《春秋》配上。4.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5.自六经之名成立，别书每一言及，总是六者并举，而且还要扯上什么五常、五行比附。

同时他还认为古文经“必须摒弃的是《笙诗》六篇、《逸书》十六篇、百篇《书序》、《逸礼》三十九篇、《周礼》，因为这是全属伪造的。还有《春秋左氏传》，虽系取左氏《国语》改窜而成，并非全属伪造，但既改原书之分国为编年，又加上什么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则在‘《国语》探源之工作未完成以前，我们对于《左传》亦只能视同伪书”。

顾颉刚曾致信钱玄同，问及辨伪是专在伪书还是兼及伪事，钱玄同以为后者比前者还要重要，他曾说，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故辨伪书和辨伪事可兼顾，但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台湾学者杜正胜即指出：“疑古之风演成一股潮流，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唯有他的辨‘伪事更甚于‘伪书的明确主张，疑古作风才进入史学的领域。”他甚至还说：“从疑古派的发展史来看，钱玄同实比顾颉刚更居关键地位，用黑社会来比喻，顾是打手，钱才是发号施令的老大。”钱氏在经学上的造诣决在胡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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