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文人雅谑与小报绯闻

回到当日语境，如果考虑到“人言可畏”及其后果，《玉堂春》就不该这么演。徐志摩出于天真，却没能保护陆小曼，而对于老于世故的翁瑞午来说，应当更有责任，而且他对排戏更有话语权。其中内情难以知晓，想来已涉及三角情爱的细微纠葛。如果徐志摩自己想上台，或陆小曼要他来演，或是江小鹣的馊主意，翁瑞午也不好反对，怕人说闲话的理由怎能说得清楚？翁瑞午或许不会提议徐志摩参演，是否翁瑞午在背后唆使陆小曼硬拉徐志摩上台？那简直是阴谋论了。总之是不明不白造成了错误，一切都在不言中。

尤其在演出《玉堂春》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插曲颇具杀伤力。根据剧情，王金龙发现阶下囚犯苏三乃旧日情人，声称头晕而休庭，于是一个医生为他把脉。原先安排扮演医生的是漫画家丁悚，但临时换了另一位漫画家张光宇，被誉为“无锡梅兰芳”的名票友。照惯例这个医生应当是个哑巴，但张光宇开了金口，在周瘦鹃《天马剧艺会琐记》一文是这么记载的：“为王公子诊脉时，谓此病不必吃药，应施以推拿之术。盖扮演王公子之翁瑞午君，为推拿名医，故调之也，凡识翁者，佥为失笑。”（《上海画报》，1927年12月15日）對王金龙说你的毛病吃药没用，应当请个推拿医生。翁瑞午是推拿医生，因此和他开个玩笑，但凡知情者都笑了，因为联系到陆小曼。弦外之音是你患的是心病，你用推拿替你的心上人医病，现在药也在心上人那里，所谓解铃尚须系铃人也。

张光宇为什么会改动剧本？据陈巨来说是他出的主意，在《安持人物琐忆》中对此事描写得绘声绘色：

此剧苏三上堂跪见按院大臣王金龙时，王骤睹旧情人即犯妇，头晕不能理案了，当时将苏三带下，当堂请医为王金龙诊病，此医生例为饰哑子，不必开口，诊毕即下。是夕饰医生者为漫画家张光宇，先在台下问余曰：“我做这丑角，可有法子引座客哄堂一笑否？”余云：“有有，但哑子须破例开口，只要诊毕后，对两个配角说：‘格格病奴看勿来格，要请推拿医生来看哉。”张光宇照此说了，时观者均翁、徐、江、陆等至友，听了之后不仅台下哄堂，翁瑞午本人与陆小曼、徐志摩等均在台上失声而笑。一出悲剧几致变成闹剧了。

京剧里丑角念的是苏白，却被陈氏描绘得惟妙惟肖。《安持人物琐忆》于一九九○年代末在《万象》杂志上陆续刊出，回忆往事如睹目前，文字一如当年小报风貌—上海文化也够轫够拧。“一出悲剧几致变成闹剧”，其实很正常，中国人向来天性喜乐，悲剧过去很少，将来大约也很难移植过来，何况天马会的拼盘演出中《玉堂春》那一星点哭啼算不了什么，变成“闹剧”说明上下互动，反有嘉年华畅享效果。但是这个玩笑开得促狭，不光是朋友们，当事人自己也“失声而笑”，台上台下各人心头大约滋味各异，在笑声中飞出蝴蝶无数，在陆小曼的绯闻气浪中翩翩飞翔，翅膀上已经沾着格士林（编者按：汽油），偶触火星便演成漫天之势，浮名盛誉的廊柱如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陈巨来说他与翁瑞午常出入吴湖帆家而相熟，又因翁瑞午认识了徐志摩、陆小曼等。陈巨来专精于金石刻印，其时已颇有时誉，一年前《上海画报》刊登袁寒云赠他一联曰：“学书迈两汉而上，治印在三代之间。”可见评价之高。画报也刊出过陈给袁刻的印章。《玉堂春》演出一个月之后《上海画报》上有陈巨来与其夫人况维琚女士的合照，说“女士为蕙风老人女公子，诗画皆精”，并刊出她的一幅山石图。“蕙风老人”即况周颐，清末举人，曾为张之洞、端方幕僚，以词名家，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四大家”。

文人骚客于谈文说艺之际，智辩宏论舌底生莲，或戏谑讥讽妙语连珠，无时不在无奇不有，如载于《世说新语》《儒林外史》皆属文坛佳话掌故而为后世称艳咀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的文艺娱乐极其繁盛，公共空间呈现新的景观，多半靠女性和小报。从跳舞厅游乐场剧场影院商场酒楼画室书店到私人沙龙，也同样属于女人世界。舞星影星交际明星到处可见，其间穿梭着小报记者，像没头苍蝇跑新闻探隐私挖边料，无所不用其极。《春申旧闻》和《安持人物琐忆》中有关陆小曼、唐瑛、阮玲玉、胡蝶、周鍊霞等等，对今人来说，与其在大报或新文学不如在小报或都市杂志里更可看到有关她们真实身影的历史富矿。

说徐志摩天真、陆小曼糊涂，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高估了上海人的道德承受力。本来对两人已有不少腹诽微词，《玉堂春》更招惹闲话，演出过后戏里的情节仍在人们口头搬演，禁不住好奇的刺探、窥视的欲望和流言的传播，伴之以叹息、摇头、愤慨或同情。名流们尽管风流倜傥，却懂得保护自己，以维护家庭安稳为第一要义，中产家庭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某种意义上女人更为安全。名媛闺秀出席公共活动皆中规中矩，尽量低调，如白崇禧夫人不肯让黄梅生给她拍照即为一例。旧派文人也有一套守则，玩得最嗨的莫过于周瘦鹃，其“紫罗兰”文学品牌引人遐想猜测，被比作他的情人，他也模棱两可，一面在他杂志上大肆吹捧“紫罗兰”，今天是北京妓女，明天是广东舞星；另一面常常带着太太观剧游览，将照片公诸于众，俨然是代表家庭价值的模范。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自爆情史，人们才知道紫罗兰真有其人，和他约会时有她的母亲伴随。有一回周瘦鹃开车带她在大马路上兜风，她用围巾障面，生怕被熟人认出。

徐陆轻视了大众传媒的能量。作为交际明星，稍不留意就会生出麻烦，媒体能把你捧上九重天，也能把你抛入十八层深渊，顷刻之间黄粱一梦。其中数《福尔摩斯》最能惹是生非，常和名流卷入官司纷争，当然是牵涉到不实报道或造谣污蔑而站在被告席上。其实徐陆等人应当早就有所警觉，自一九二七年八月里云裳时装公司开业以来小报“四金刚”就分成两派，《晶报》和《申报自由谈》《上海画报》为云裳公司鸣锣开道，而《福尔摩斯》《罗宾汉》与《金钢钻》则大肆抨击围攻，它们采取小民百姓的边缘立场，抨击云裳公司提倡“奢靡”、漠视“国货”，同时对陆小曼和唐瑛左一声右一声“交际花”，语含鄙夷，而称江小鹣为有“毒”的“艺术家”，尽挖苦嘲讽之能事。

打从妇女慰劳会开始在南洋大学义演，《福尔摩斯》就发出不协之音，七月十七日赵子龙在《为妇女慰劳会进一言》中声言要与妇女慰劳委员会“商榷”，说委员会里有不少“见利自私者”，因此要提防募款落入“经手人之私囊”，因此希望主持委员会的夫人们女士们“全始全终，躬亲采办，务使一涓一滴，尽入我革命健儿之手”。这种话当然不中听。此后对于中央大戏院的慰劳剧演《福尔摩斯》《罗宾汉》和《金钢钻》似乎要和政治保持距离，也一致不吭声。但到了天马会演出时它们一拥而上，在报道中常常是冷眼旁觑风言风语，如上文说到那些观察打听唐瑛如何在包厢里看陆小曼《玉堂春》的报道，不是《罗宾汉》就是《金钢钻》的记者所为。

这些小报本来就对陆小曼、江小鹣等有敌意，而《玉堂春》等于像成语说的“开门揖盗”：暴露家中的暧昧隐秘犹如裸身靶子，还免费给人弹药。“蝴蝶效应”终于发威，由《福尔摩斯》来挑头发难。据该报记者平襟亚的《两位女人与我打官司》一文，那晚他和主编吴微雨观看了《玉堂春》：

看后回到报馆闲谈，有人说陆小曼的苏三演得很不错，据说是翁瑞午一手教她的，翁原是个名票，曾和梅兰芳为配角演出《白蛇传·断桥》，翁不但演小生拿手，早年也演过旦角《花田错》。又有人插嘴说：“徐志摩从英国回来后，与前妻张嘉鈖（幼仪）离婚，和小曼在上海同居，俨然夫妇，可是，志摩是个忙人，上海和北平常来常往，未免使小曼感到寂寞，尤其是小曼经常有病痛，有人介绍翁瑞午替她按摩，同时教她学习京戏，迄今年余，她和翁的情感已经不正常，志摩竟置若罔闻。”另一人说：“今天的戏，理应志摩起王金龙才对，为什么让翁瑞午起王金龙，志摩起崇公道，那就仿佛把爱人牵上堂去给别人调情，这个穿红袍的江小鹣也是志摩的朋友，居然也胡得落调，他们是出丑出到戏台上大庭广众之间去了。”

这段话里说徐志摩与陆小曼“同居”等颇有谬误，可見当时口传历史的威力。过了几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福尔摩斯》刊出屁哲的《伍大姐按摩得腻友》一文（下称《伍大姐》），便是那天看完戏之后在报馆里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之后的产物，文中点出演《玉堂春》的四人，姓名借用古典诗词对仗与《红楼梦》中人名索隐的修辞手法，余心麻即徐志摩，伍大姐即陆小曼，洪祥甲即翁瑞午，汪大鹏即江小鹣。最后的“歪诗”点出《玉堂春》搬演三角恋爱，谓徐志摩却没能金屋藏娇，将爱人拱手让给第三者。然而文章简略交代陆小曼的两度婚史，又和江小鹣乱搞，把她说得像个潘金莲，然后如透过窗孔看到房中翁瑞午为陆小曼按摩的一幕，从虚虚实实浓描细写的大量象征与隐喻的意象，甚至描写到“推心置腹，渐渐及于至善之地，放出生平绝技来，在那浅草公园之旁，轻摇、侧拍、缓拏、徐搥，直使大姐一缕芳魂，悠悠出舍”。读者当然能意会到类似《金瓶梅》的黄暴情景。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福尔摩斯》大卖，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关于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平襟亚说吴微雨根据大家的谈话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送给他修改，他把四个人的真名改成余心麻、洪祥甲等假名，又删去了黄色的句子，就交还给了吴微雨，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发现《福尔摩斯》把它登了出来，除了姓名之外，其他都没改动。但是卢大方在《上海滩忆旧录》中说：“陆小曼体弱多病，常请一个按摩医生名翁瑞午者到她家里按摩，日久情生，外间遂传出艳屑，当时笔者老友胡憨珠兄是时报的外勤记者，常以跑龙套、探子报等笔名，为福报撰述，得兹消息，便写了一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引致各方的注意。”并说因此和“著名交际花”大打官司，“哄动了上海整个社会，使福尔摩斯销路为之激增”。据此很有可能原稿是胡憨珠所写，虽经平襟亚做了修改，但最后可能还是由吴微雨和胡憨珠拍板定稿。

这位平襟亚相当有能量，曾经因撰文揭露女作家吕碧城的隐私而被控告，蔡登山在《繁华落尽—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一书中言之甚详。平氏常熟人，少时到上海给报纸杂志投稿，遂以此为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以网蛛生的笔名发表长篇小说《人海潮》，名声大噪。后来办书局，至四十年代办《万象》杂志，可说是出版界的一个传奇。他也学过法律，曾编著《刀笔评论文选》《中国恶讼师》之类，一副尖刻犀利的做派令人侧目，徐陆等人以为这篇《伍大姐》之文也出自平氏手笔，实际上不是，因此后来在法庭初审时平襟亚即被开脱了。

《伍大姐》刊出后，各小报并无反应，唯有《小日报》横里杀出程咬金，在十八日刊出署名“窈窕”的《陆小曼二次现色相》一文，首先提醒读者说昨天在《福尔摩斯》上的《伍大姐》是一篇“近代小报之妙文”，作者把它当作像《陋室铭》那样的经典范本加以模仿。该文叙述徐志摩与陆小曼本来皆喜好戏曲，婚后“家庭间夫唱妇随，此唱彼和，融融穆穆”，后来通过朋友江小鹣的介绍认识了翁瑞午，“由是小曼得翁瑞午君之指教，久而久之，艺遂大进”。这篇文章看似在极力称道徐陆夫妇的恩爱，然而用意险恶，后面还特意点出《玉堂春》：“一日沪上举行天马大会串，小曼登台献技，配角即彼丈夫徐志摩，及江小鹣、翁瑞午两君。小曼唱做俱佳，娇怯之姿势，凄婉之声调，博得全场彩声。”本来《伍大姐》文中都是假名，只有知情人才能读懂，徐陆等人还可以装糊涂不予理会，但这篇《小日报》之文以实写的方式把《伍大姐》文中的假名一一坐实，而且诉诸广大读者。

一连数日《福尔摩斯》的律师詹纪凤照会《小日报》，指责其恶意挑拨，将为后果负法律责任，而《小日报》又加以反驳。这么做等于继续炒作，唯恐路人不知，这就使徐陆等无所逃遁，遂把《福尔摩斯》告上法院。

重演《玉堂春》情何以堪

《陆小曼二次现色相》最后说徐志摩、翁瑞午与江小鹣“更将于二十三日共舞台慰伤病军士会中，与小曼女士同登台演玉堂春，记者又得饱眼福矣”。说原班人马又要演出《玉堂春》，同一日《晶报》也发了消息，原来由蔡元培和郑毓秀发起，组织一场规格更高的“中华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义演，《玉堂春》仍是大轴。京剧表演之后还有游艺会，由郑毓秀的妹妹郑慧琛担任主席，将由蔡元培及其夫人、张溥泉夫人、宋子文夫人、褚民谊、王正廷的女儿等上台表演，节目有演说、昆曲、魔术、舞蹈等。

此时陆小曼与翁瑞午的绯闻几成丑闻而家喻户晓，陆徐等人准备告诉《福尔摩斯》，不光心绪不宁，且这番已风光不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演出《玉堂春》，尤其对于陆小曼来说，情何以堪！但是这出戏对于理解陆小曼的上海经验至关重要，且整个过程牵涉到上流社会和舆论如何斡旋处置这一危机事件，所以值得再说一说。

陆小曼显然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义演日程和节目已经定好，对于主办者来说也是两难，事关上流社会体面，蔡元培和郑毓秀不可能充耳不闻。这次义演深具政治意义，如果取消《玉堂春》会引起议论，对主办方及徐陆他们都不利。看来徐陆二人在一番斟酌之后决定坚持演出，这样把小报所言当作造谣污蔑，藉此施以援手，维护他们的公众形象，对小报也是一种抗议的表示。于是蔡元培、郑毓秀对陆小曼做了一番工作。透露这消息的是黄梅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画报》的“特刊”中说小曼：“自天马会一度表演后，即受医生之嘱，须静养年余，故有不再演剧之意。此次因郑毓秀、蔡孑民二博士再三邀请，蔡先生并亲访徐志摩君之尊人，以陆女士加入表演相要求，小曼女士因不得已，只得允诺，但自此以后，决不再演矣。”从中可看出陆小曼万不得已的情景。徐父一向瞧不惯这个媳妇，为什么蔡元培要请他出面？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八九是跟小报谣传与家族声誉有关。

“自此以后，决不再演”，在作这一表示时小曼的内心凄惨不难揣知，这对她不仅是唱戏，而且对她此后在上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逆转。

这次《玉堂春》的节目单意味深长，二十三日演出当天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大报上发布，次日《上海画报》也跟进。上次天马会演出列出四人真名，这次却是江小鹣君、陆小曼君、六桂室主、海谷先生。后面两位是翁瑞午、徐志摩，都用了化名。这一改动是个高招，去掉了三角恋的真人秀成分，表面上能避开公众注意，可杜绝捕风捉影。此时对徐陆来说也巴不得自我淡化。显然这么做在主持者方面也可说是煞费苦心，也只能聊以亡羊补牢了。

媒体的回应值得推敲。这次《玉堂春》不那么抢镜，除了自身的原因，更因为高层云集，来头大的有的是，还有游艺会上郑毓秀的报告、蔡元培的演说及其夫人的表演，褚民谊从法国带回的魔术表演等。《上海画报》照例做了“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特刊”，登刊了蔡元培、郑毓秀等人的照片。这回上了《特刊》头版的是郑汉英，介绍说：“郑毓秀博士侄女公子。女士新自法归国，音乐舞蹈均所擅长。丰姿秀美，将舞却而斯登舞，其舞侣则为法领事之女公子。”那时上海刚开始流行“却而斯登”舞，比华尔兹、探戈等更富于热力和动感，同年茅盾因“大革命”失败返回上海，躲在弄堂房子里写了《蚀》三部曲，最后一部《追求》中的女角色章秋柳会跳却而斯登舞，很有狂热而颓废的意味。

在这个《特刊》的第三版也有陆小曼照片及一幅花鸟画，可谓给足面子。然而假如翻开《上海画报》对天马会剧艺会的报道，那时风头十足，一月之内却风云变色，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申报》记者金华亭《参观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以后》说：“江小鹣、陆小曼、六桂室主、海谷先生四君之玉堂春，陆的扮相很美丽，嗓音亦宛转自如，口供时的一段二六更妙，六室桂主亦不错，江君小鹣亦能敷衍，惟海谷先生的台步，不走便罢，一走就要令人发笑。但他几声哈哈笑，亦还不错。”（1927年12月26日）虽然在形容海谷先生，可是这么走台步已经成为徐志摩的招牌，只是不知有几人能体会他的苦中作笑。

《上海画报》力挺陆小曼一如既往，在二十四日的“特刊”中刊出小曼照片和画作一幅。然而微妙的是具体报道中有虚有实，周瘦鹃《红氍真赏录》一文说：“陆小曼女士、翁瑞午君、江小鹣君之《玉堂春》，已于天馬剧艺会中，蜚声沪渎。……此次戏目中，有一海谷先生，不知其为何许人，殆即当日御大红袍而台步如机械人之徐志摩君乎？”假痴假騃和盘托出，殊为有趣。二十七日刊出杨吉孚《妇女慰劳会观剧记》说：“陆小曼女士演玉堂春，较上次又有进步，开场即预留嗓音，从六桂室主之忠告也。”不点出翁瑞午，意在障人耳目。同一日有漫画家黄文农的《玉堂春》速写，题为“翁瑞午江小鹣徐志摩陆小曼之《玉堂春》”。

黄文农作了不少速写，被各报拿去，《晶报》在二十七日仅刊出题为“妇女慰劳伤兵游艺会”的一幅图，由漫画家黄文农所作，一个圆形当中画了十个人，大多是坐在包厢里观剧或演戏的大佬级人物，而陆小曼、徐志摩等不见影踪。对照上面十二月九日黄文农为转陶的《天马剧艺中之一对伉俪》一文的配图，前后风景悬殊。

小报的另一边，《罗宾汉》刊出《妇女慰劳游艺会趣闻》，仅三两句谓徐志摩因近视眼而走台步“如履薄冰”，略加嘲笑而已。《金钢钻》对慰劳会毫无表示。此时《福尔摩斯》已知道陆小曼等要告状，正竭力撇清，它声明说对于陆、徐等名人一向心怀敬意，《伍大姐》一文引起“误会”，但毫无中伤之意，对于妇女慰劳会有一篇燕尾的《郑汉英女士之妙舞》，对蔡元培夫妇等人的游艺会大加赞扬：“尤以郑毓秀博士侄女汉英女士之却而斯登舞，为最有精彩。郑女士留学法国七年，敦品励行，啧啧称道于巴黎人士之口中……日前因博士之请，登台跳舞，姿态之曼妙，动作之敏捷，无出其右。舞时翩翩如林峰蛱蝶，袅袅如拂水柳枝，一时叹为绝艺，博得台下掌声雷动。说者谓：若女士之舞艺，不但中国人士中所罕见，即西洋人士中亦不多觏，想见其研究有素也。”（1927年12月26日）上文说过，郑汉英大有“明日之星”之概而受各报追捧，更何况是郑毓秀的侄女，这对于陷于窘境中的陆小曼来说倒可转移公众视线。《福尔摩斯》的这篇记者报道写得热情洋溢，显然极其“识趣”。

只是《小日报》仍然诡谲不已，玲珑的《共舞台慰劳会中》一文写道：“陆女士唱毕入后台，即呼曰‘冻煞了，冻煞了。徐君即脱其所御红袍，裹女士以入。”然而接着又说：“余入座后，有数客人，殆小报癖者。当陆小曼女士上台时，彼等忽大谈其福尔摩斯小报上之稿，‘大姐大姐，絮叨不已，心虽恶之，顾无如之何。乃移坐左首，讵意座后数人，亦复如是。再移一处，又如是，亦异矣哉。”（1927年12月25日）此文貌似形容徐陆伉俪情深，其实心存不良，说自己数次移座，却不断听到观众在议论“伍大姐”，刻意渲染《伍》文的轰动效应，因此作者说“恶之”，乃虚晃一枪，为自己涂了一层保护色。

总的来说，这些小报都较为“识相”，实在来说也起不了多大风浪，得罪不起主流社会，跟妇女慰劳会的政治性有关，何况黑道三巨头全部出场。这方面陆小曼的运气要比阮玲玉好得多。

余波涟漪

法院接受了徐志摩等的告状，于十二月三十日开庭初审，初审未得结果，定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再审，最后法官宣判：“此案已经捕房起诉处罚，刑事部分注销。如原告确有何种损失，应向民庭另行起诉……”此案以徐陆等败诉告终，再向民事法庭提出控告没多大意义，因此只能不了了之。

自《伍大姐》事件之后，陆小曼变了一个人，不再登台唱戏，也不再像以往作为“交际明星”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她并没有从公众视域消失，只是通过某些传媒，局限在朋友小圈子。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与五月三十日《上海画报》分别刊出她的“戏装”“旗装”两幅照片，似乎表明陆小曼这时期的生活重心，仍喜欢听戏，也学会捧角，且很快成为一位捧角名家。

伤病军士慰劳会之后媒体很少出现对陆小曼私人生活说三道四的文字。偶尔有关她和志摩的，也仍然是琴瑟和谐的样子。可是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童话已经破灭，显然她仍然特立独行，不那么在乎外界的评判。饶有意味的是一九二八年十月《联益之友》上刊出“名票友翁瑞午之新影”，照片旁边是小曼的题词：“眠云表兄惠存，翁瑞午赠，戊辰七月，时年卅岁，小曼戏笔。”眠云即赵眠云，《联益之友》的主编，陆小曼代翁瑞午题词，其亲昵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个圈子里陆小曼变得安分起来，除了听戏还拜师学画。不过到了一九三一年徐志摩遇难之后，陆小曼又变了一个人，当然戏也不听了。一九四一年二月《良友》画报上一整版刊出陆小曼和翁瑞午的山水画，各人三幅直轴，可说是两人朋友关系的公共展示。此后陆小曼与翁瑞午的情况，在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中有所记述，两人历尽沧桑，却也好歹厮守在一起，这里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