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忠

关键词：《三字经》；传播史；阐释史；四重意蕴

摘要：《三字经》八百年的传播影响史，有两大谜团、一大特点，即作者不明、版本不定，却又有一部绵延相续的注释、补订、仿作史；《三字经》的文本阐释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最初的概括评价，稍后的文本解读，以及现代的学理分析。《三字经》，实质是一部以儒家教育理念为构架，以名物伦常、经子诸史为内容，以劝学策励为宗旨，具有“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的问学导引功能的蒙学经典，它至少可以作四重解读，包含四重意蕴。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37-07

两千多年来，数千种蒙书中，《三字经》和《弟子规》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阅渎人数最多的蒙书，也是最适合当代小学生诵读，借以了解传统文化的经典。《三字经》以国学教育为主，旨在“劝学”，《弟子规》以伦理教育为主，旨在“做人”，但无不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出匠心独运的编写理路。在我看来，《三字经》是一部传统文化的微型经典，《弟子规》则是为人之道与文明仪范的微型大全。本文通过《三字经》传播影响史和文本阐释史的考察，对《三字经》作深度解渎，发掘其多重意蕴。

一、《三字经》的传播影响史

自南宋迄今，《三字经》八百年的传播影响史，有两大谜团、一大特点，即作者不明、版本不定，却又形成一部代有其人、绵延相续的注释、补订、仿作史。

首先是作者不明。《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南宋浙江鄞县大儒王应麟，还是南宋顺德登州儒者区适之，迄今难有定论。作为蒙书之首的《三字经》，流传迄今近千年，但明代以前似未见著录，明代中后期方有学者提及。但或只涉及书名而未提作者，如吕坤（1534-1616年）《社学要略》作曰：“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渎《三字经》，以习见闻”；或点明不详作者，如赵星南《教家二书序》曰：“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作。”

人清以后，《三字经》的作者，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定是王应麟所作。最先提出者是清初王相，其《三字经训诂序》（1665年）曰：“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清人夏之瀚《小学绀原珠序》亦曰：“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指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赅也。”一种认为是区适之所作。最先提出者是稍后于王相的清初学者屈大均，其《广东新语》（1677年）曰：“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之所撰。适之，顺德登州人，字正叔，人元抗节不仕。”此后，持不同意见者代有其人，并各自为己见作了论证，以致有的刊本不知所从，对作者作调和处理。如民国金陵大学《三字经》油印本，署作者为“王应麟撰、区适之改订、黎贞续”。

近年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再度引起南北学者、尤其是顺德和宁波两地学者的关注，并专门举办了《三字经》的学术讨论会。2007年，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的李健明根据明代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广东人物志》和明万历年问出版的《顺德县志》中的记载，为“区适之所撰”说提供了新的史料。宁波方面的学者郑传杰，则对李文史料的可靠性和引用的规范性提出质疑，并予以反驳，指出黄佐的区适之撰“这一说法实来源于民间传闻”，来源于“故老相传”，而民间传闻自然不可信。

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钱茂伟，在分析了双方的论据和研究思路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通过对“文句索源”，认为《三字经》是一部“原创蒙学作品”，它的底色是“宋代文化”，它的成书不是北宋而是“南宋中期”。其次，通过《三字经》“署名嬗变”的考察，认为，“《三字经》实际作者是一位佚名蒙师，两者必居其一式的《三字经》作者讨论，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区适之说是一个民间传说，署名王应麟则是一种公共文化冠名现象。”

客观地说，钱茂伟教授的研究视野开阔，论证详实，方法和观点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他通过“文句索源”，指出《三字经》是一部“原创蒙学作品”，成书于“南宋中期”，是颇为令人信服的；通过“署名嬗变”的考察，认为“署名王应麟是一种公共文化冠名现象”，从文化传播学看也不无道理。但是，他的“公共文化冠名”说，毕竟是“可能”的猜测，是学理性的分析，缺乏必要的史料证据。鉴于明末清初以来，王相“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之说，早已深人人心，也为海内外渎者普遍接受。本文从俗，依然采用“王应麟著《三字经》”的说法。

其次是文本不定。明代以来，《三字经》的文本篇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三字经》宋元刻本，未见留存。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刻赵星南的《三字经注》本。此本原文为1086字，但在述史部分有显为明人续补的“辽与金”至“再开辟”等24字；另据清人许印芳《增订发蒙三字叙》所说，“古本”述史仅至五代即止，而无“炎宋兴”等12字，则最接近《三字经》原本的仅1050字。到了清代，《三字经》的文本又发生了变化。张志公说：“今天所见到的清初的本子是1140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如所谓《徐氏三种》本），总共1248字。”据此，从“古本”的1050字，到明刻的1086字，再到清初的1140字或1248字，《三字经》文本，随年代的推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到了清末许印芳的《增订发蒙三字叙》，文字已数倍于古本《三字经》了。

再次是形成了一部代有其人、绵延相续的传播影响史。《三字经》的傳播影响史可分四个方面。

一是《三字经》的注释。今所知最早注释者是万历年问台州人薛国让的《启蒙三字经》，然此书不传。现存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万历年问赵星南的《三字经注》、清初王相的“训诂”和清代后期贺兴思的“注解备要”。此类注本，在文本上大多以王本为准，仅在历史部分各有续写，主要致力于文字的串讲、典故的诠释和义理的阐发；在文字、典故、义理三方面，又因注者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如潘子声的《三字经针度》，只注单字，不注全句，只注字义，不注句义，近似于《三字经》小字典；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是此前注本中篇幅最大的一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并附有《历代帝王源流歌》。

二是《三字经》的补订。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前期车鼎贲的《三字经》、后期许印芳的《增订发蒙三字经》、民国初年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等。内容的增补，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侧重于增加他们认为儿童应懂的伦理规范和文化知识，一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侧重于传播近代思想和科学知识。由章太炎“重订”、刘松龄“订补”的《增订三字经》，则兼具上述两方面的内容。200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傅璇琮任主编、在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基础上，由“《三字经》修订工程编审委员会”修订的《三字经·修订版》，这应是最新的、影响较大的一个《三字经》“补订本”了。

三是《三字经》的仿作。明清迄今，《三字经》的仿作层出不穷，从对象分，有专供女子阅渎的《女三字经》，有专供教育小儿的《三字幼仪》；从内容分，有专述历史的《历史三字经》，有专讲地理的《舆地三字经》，有专门介绍中医、中药的《医学三字经》和《药性三字经》，有专门介绍新学的《西学三字经》和《时务三字经》等等。种类繁多的《三字经》注释本、补订本和仿作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三字经》系列。

四是《三字经》的传播。这是由国内南北的传播扩大至海外亚欧的传播。据考，明清之际《三字经》已经传至韩国和日本，或加以修订，或直接翻印，被广泛用于两国蒙童的学习。其问又随着“下南洋”的华人，被带到缅甸、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诸国。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订立《恰克图界约》之后，沙皇政府派到北京的“学艺”人员，即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后又被译成俄文。道光九年（1829年）又在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被人称为中国“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广泛流行于俄国知识界和俄国公众。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由美国传教士出版了英译本。1990年，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译的英文本《三字经》，同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即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三字经》近千年传播影响史上的两大谜团和一大特点，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三字经》的巨大价值、深广影响和历代渎者对它的持续兴趣和高度关注。

二、《三字经》的文本阐释史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三、百、千”属于识字类蒙书。那么，作为“蒙书之首”的《三字经》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它只是识字类蒙书，还是劝学性蒙书？编者只考虑字句的声韵和谐，还是蕴含了内在的学理体系？围绕这一问题，《三字经》的文本阐释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概括评价，稍后的文本解渎，以及现代的学理分析。

从明代开始，《三字经》的丰富内容和严谨结构，便已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最初大多只是概括性的评价或赞叹。如赵星南认为，《三字经》“可以当十三经”。清人夏之瀚亦只“叹其要而赅也”六字。为车鼎贲《三字经备要》作序的朗轩氏称赞《三字经》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王相《三字经训诂序》的赞语稍长，也是概括性评价中最值得重视的，其日：“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对《三字经》的风格、内容、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评价，不啻为《三字经》解渎提供了一个论纲。然而，惜其“要而赅”也。

清代对《三字经》的文本解渎，有两个人的两种角度值得重视。现代学者解渎《三字经》的千言万语，其实并未超越清人的思路。

一是清代前期的车鼎贲。他在《三字经》“订补本序”中，对《三字经》的内在理路做了清晰的梳理。其曰：“今观其书，首之以性善之说，继之以孝悌之行，继之以方名象数之学，又继之以渎经史之次第，而后错举古之善学者以为之劝，而末乃期其有成，此其规模大体可谓得之矣！”一部《三字经》，由“首”至“末”，分为六个层次，模糊的文本，梳理出了清晰的思路。为车鼎贲《三字经备要》作序的朗轩氏，对《三字经》的内容也作了具体描述：“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做，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圣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析详明，了如指掌。是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中者，而以一帙聚之。”文字更多，但显然不及车氏的清晰具体。

一是清代后期的许印芳。他在《增订发蒙三字经叙》中，对《三字经》的核心旨趣做了明确的阐释。其曰：“窃谓伯厚原书，意主劝学，详于策励，自仲尼师项橐以下，引证十余事，较量古人，责望今人，八面受敌，无隙闪避。做惕之深，至于人‘不如物，后生渎之，足以激发志气，是诚有功士林，故历久不废。惜其意主劝学而不亟讲学，详于策励而略于启发。”许叙肯定了王氏《三字经》“意主劝学，详于策励”的特点，又指出其“不亟讲学，略于启发”的缺点，从而为其“增订”提出思路。许氏的“增订”，一是增加“讲学”的内容，二是注重“启发”引导，三是扩充“见闻”的篇幅，四是调整杂乱的“叙次”，五是订正不妥的字词。态度之严谨，内容之丰富，在《三字经》的续补之作中都是罕见的。最重要的是，其“意主劝学，详于策励”八字，颇为准确地揭示了《三字经》的核心主题。

从文本内容的梳理，到核心旨趣的揭示，这是解渎的深化；同时，结构分析和主题诠释，也成为今人对《三字经》文本作学理分析的基本思路。

张志公的《三字经》文本解渎，就属于内容的串讲。他依据1248字的“徐氏三种本”，依次把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首先说“教”和“学”重要性，84字；其次是讲封建伦常的话114字；再次是介绍数目和基本名物，96字；然后是介绍小学和经子诸史，714字；最后是讲勤学人物故事，勉力儿童学习，做有用的人，共240字。钱茂伟的文本解渎，分得更細，他依据韩国忠南大学校图书馆所藏《新刊三字经》，即“最接近宋版《三字经》的明朝古本”，依次把内容分为八个部分：即教育重要性，28句；礼仪，12句；名物，66句；四书五经，60句；诸子，8句；诸史，92句；案例，72句；勉励，16句。共354句，1062字。两个文本的差别，在于“诸史”的多少，“明朝古本”，诸史叙述结束于“十七史，全在兹”；“徐氏三种本”则一直续写到清代。两个本子的共同之处在于，诸史最多，其二是名物与礼仪，其三是案例，其四是四书五经与诸子，最后是教育重要性与勉励。“中国历史谱系的排比，生活常识，四书五经内容的介绍，案例的使用，建构起一个人文知识框架，简明扼要。”

今人对《三字经》核心主题的阐释，基本上是对许印芳“意主劝学，详于策励”的“劝学说”的发挥。徐梓认为，《三字经》，就是“一篇劝学文献。李鹏辉的《（三字经》的劝学主题与宋代劝学文化生态》一文，更为值得重视，视野开阔而论述透彻。首先，文章以丰富的资料提供了宋代劝学文化的背景，展现了宋代自上而下的劝学盛况。如南宋后期编撰刊刻的《古文真宝》，卷首收录了真宗、仁宗、司马光、王安石、柳永、白居易、朱熹、韩愈诸人的劝学文，可见当时劝学风气。宋真宗的《劝学诗》有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渎！”帝王以功名利禄为诱，百姓以渎书做官为荣，上下呼应，自成风气。继而，文章围绕“劝学”中心，从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内容、学习的典范、学习的目的这四个方面，逐层分析了《三字经》的内在理路。李鹏辉的论析，确乎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

三、《三字经》的四重解读

参酌前人精解，细渎文本内容，可以发现，言简义长、词明理晰的《三字经》，实是一部以儒家教育理念为构架，以名物伦常、经子诸史为内容，以劝学策励为宗旨，具有“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的问学导引功能的蒙学经典。细而析之，一部千余言的《三字经》，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作四重解渎：从整体构架看，它由四个逻辑层次构成，体现了较为完整的儒家教育理念；从思想内容看，它包含了以宗族文化为基础的，较为系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从学术内容看，一部《三字经》，不妨说是一部微型的国学概论；从目的宗旨看，它又是一部以典范人物为榜样，“劝学策励”的励志大全。

其一，从整体构架看，《三字经》体现了较为完整的儒家教育理念。这一逻辑构架，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即“子须学”，“学什么”，“怎么学”，“学何为”。据此，《三字经》全文，可以依次分为四大段落。

一是“子须学”的必要论。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共28句，84字。这一段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以儒家人性论为基础，强调“子须学”的必要性。最关紧的是六个字，即“性相近，习相远”。语出《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表达了孔子的人性观。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皇疏》曰：“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具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秉气，故日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恶善既殊，故云相远也。”关于人性，有性善、性恶、有善有恶、不善不恶等种种说法。孔子不言善恶，但言远近，即不从人性的本身说，而是从人性的作用说，由此导出来“教”与“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苟不教，性乃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三字经》，是建立在孔子的人性观和教育观基础之上的。进而阐述了“教之道”和“学之道”。“教之道”，一是“专”，二是“严”。即所谓“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师严道尊”观念见于《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也成为劝学风盛的南宋流行的觀念。如谢枋得《示儿二首》“养儿不教父之过，莫视诗书如寇雠”、《古文真宝》“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等等。“学之道”，一是“有为”，二是“知义”。即所谓“幼不学，老何为”，“人不学，不知义”。前者令我们想起乐府古诗《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后者源于《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三字经》将“不知道”改为“不知义”，一则考虑声韵，二则也体现了宋代社会重视仁义的风气。《三字经》的开篇，宗旨鲜明，定下了“劝学策励”的思想基调。

二是“学什么”的内容论。从“为人子，方少时”，到“朝于斯，夕于斯”，共256句，768字。这一部分至少有三大特点。从内容看，包括名物伦常、四书五经、历史谱系；多为“人文之学”，而非“自然科学”，此点下文详说。从顺序看，所谓“知某数，识某文”，数为五数，“一、十、百、千、万”，由小而大；文则由三才、三光、三纲、四时、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构成，次序井然，便于记忆。从规律看，从名物、伦常，到经子、诸史，遵循由实而虚，由近及远，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学什么”的内容，极为丰富，构成《三字经》的主体。前人所谓“天人性命之做，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无所不包，推崇为“袖里通鉴纲目”，成为一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型入门书。

三是“怎么学”的态度论。从“昔仲尼，师项橐”，到“有为者，亦若是”，共66句，198字。这一部分的特点，不是抽象说理，而是提供典范，成为一部具体生动、事迹感人的励志大全；同时，大量的人物典故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学习的民族，是一个好学的民族。编者之用心，下文细说。

四是“学何为”的目的论。从“犬守夜，鸡司晨”，到最后的“戒之哉，宜勉力”，共24句，72字。“学何为”？一是“幼儿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二是“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换言之，“致君泽民”，“光宗耀祖”，为国为家，家国兼顾，体现了儒家积极的济世观和家族荣誉观。而“学而优则仕”，“仕者，上致君，下泽民”，也是宋代以来的社会共识。宋人胡瑗有“君子已仕，进用朝廷，上以致君，下以泽民”之说，朱熹也有“尝谓儒者事业，以致君泽民为先务”之论。

中国的乡土社会和农耕文明，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双劝”文化，即劝农和劝学。劝农始于《诗经》时代，而劝学始于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从荀子的《劝学》之后，历代都有“劝学”之文。作为蒙书的《三字经》，就是这一劝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部《三字经》，从整体构架看，就是由“子须学”、“学什么”、“怎么学”、“学何为”四部分构成，包含了基本的名物伦常知识，系统的经子诸史内容，体现了孔子的人性教育观的劝学蒙书经典。

其二，从思想内容看，《三字经》包含了较为系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是以家庭为核心，以宗法政治为特点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首先，《三字经》系统阐述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宗法政治为特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包括三纲、五常、九族、十义。一是“三纲”：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二是“五常”：“曰仁义，礼智信，次五常，不容紊”即仁、义、礼、智、信；三是“九族”：“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依次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身、儿子、孙子、玄孙、曾孙；四是“十义”：“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它强调的是，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

其次，如何看待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伦理原则？谈到传统伦理，谈到“三纲五常”，受激进主义影响的人士，往往会用“吃人”二字否定之。其实，这是失之皮相，失之片面的情绪之言。陈寅恪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对“三纲六纪之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著名的《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贺麟对以“三纲”为核心“五伦观念”，作了披沙拣金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它的四大内涵：即一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二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永久关系；三是以等差之爱为本而善推之；四是以常德为准而皆尽单方面之爱或单方面的义务。台湾学者韦政通对贺麟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贺麟对五伦内涵的分析，“不但态度客观，且确已把握到传统伦理的本质，尤其对等差之爱的补充，以及三纲的精神，更是作了颇富创意的阐释，很能表现一个哲学学者的思考训练。”

正确理解传统伦理的内在本质和现代意义，梁启超提出了一条科学原则，那就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它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致谬误了。”不应拘泥表面的历史内容，而应抓住内在的根本精神，进而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贺麟关于“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就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的具体表现。

那么，传统伦理观念的“根本精神”或超越时间地域的“理念”是什么？王元化指出，那就是蕴含其中的“和谐意识”：“在传统道德继承问题上，无论是梁启超的‘思想的根本精神，或是陈嘉异说的‘民族精神之潜力，或是陈寅恪说的‘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即‘理念，都是指排除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根据这一观点，等级制度、君臣关系等等，只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所派生的条件，而不是理念。理念乃是在这些派生的条件中所蕴含的作为民族精神实质的那种‘和谐意识。”这对我们正确认识传统伦理的精神本质，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其三，从学术内容看，《三字经》是一部微型的国学概论。这部“国学概论”，表现出明显的重经史、轻子集的儒家学术观念。

传统学术就是人文学，《三字经》这部“国学概论”，也是一部人文学。细而论之，它论及了国学的五大方面：一是“小学”：“详训诂，明句渎，为学者，必有初”，所谓“渎书先识字”；二是“四书”：依次扼要介绍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孝经》的要义与结构；三是“六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分别介绍了“三易”、《尚书》、“三礼”、《诗经》及《春秋》“三传”；四是“诸子”：“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似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五是“诸史”：“自羲農，至黄帝，号三皇”，一直到“迨崇祯，煤山逝，廿二史，全在兹”。

上述五方面，就国学而言，远没有做到应有尽有，但作为一部蒙书，已是做到当有则有了。前人所谓“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部奇书”，所谓“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所谓“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无不是称赞《三字经》概述国学要义的全面和精当。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在《重订三字经题辞》中说：要想把“学校诸生”引入“国学”大门，“今之教科书，弗如《三字经》远甚也！”换言之，要想进入国学大门，渎《三字经》，远比渎“今之教科书”更有效。

不过，细渎《三字经》可以发现，编者具有明显的重经史、轻子集的倾向。首先是重经史。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孟子》、《孝经》，都逐一论到了；一部“二十四史”，三皇五帝到如今，也一朝不漏地细细道来。然而，论到诸子，只轻轻一点；至于集部，则一字未提。这种重经史、轻子集的倾向，明显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从而也使《三字经》失去了国学体系的完整性。许印芳所谓“惜其意主劝学而不亟讲学，详于策励而略于启发”的批评，或许就是针对这种偏向而言的。为此，他的《增订发蒙三字经》所“增订”的，主要是“诸子”和“集部”，即增加了一部“诸子学”和一部“文学史”。

其四，从目的宗旨看，《三字经》是一部劝学策励的励志大全。这是一部以典范人物为榜样，适合蒙童特点的励志故事大全。

首先，《三字经》介绍了“勤学”的“六类榜样”。一是“古圣贤，尚勤学”：即“昔仲尼，师项橐”；二是“彼既仕，学且勤”：即“赵中令，渎鲁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三是“家虽贫，学不辍”：依次叙述了苏秦、路温舒、公孙弘、孙敬、车胤、孙康、朱买臣、李密的苦学事迹；四是“彼既老，犹悔迟”：即“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询、“八十二，对大廷”的粱灏。五是“彼女子，且聪敏”：即蔡文姬和谢道韫；六是“彼虽幼，身已仕”：即被称为“神童”的祖莹、张泌和刘晏。一言以蔽之，“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此外，《三字经》也介绍了“善教”的两类榜样，即“孟母三迁”和“窦氏五子”，以强调“教之道，贵以专”的道理。先论“教”，后论“学”，蒙童的“勤学”，则是重心所在。

采用适合蒙童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是《三字经》编写方法的一大特点，它表现在几个方面：文本叙述语言，三字韵语，句法灵活，词法多样；介绍名物伦常，以数字为线索；叙述历史谱系，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劝学教育，则提供勤学典范，而不是抽象说教。提供的勤学典范，涉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故可视为“传统励志故事大全”。许印芳所谓：“自仲尼师项橐以下，引证十余事，较量古人，责望今人，八面受敌，无隙闪避。做惕之深，至于人‘不如物，后生渎之，足以激发志气，是诚有功士林，故历久不废。”诚可谓得编者之苦心；而“较量古人，责望今人，八面受敌，无隙闪避”，更揭示了励志故事编排的内在思路。

现存最早的《三字经》补订本，是明末清初黄周星的《黄九烟先生三字经》。从此以后，《三字经》的“补订”、“增订”、“演绎”、“新订”，代有其人，层出不穷。每一个“补订”者，无不竭尽心力，欲求其善。然而，所有的“新本”，均不及最接近“古本”的王相本更为人重视。翻开经典文本的“续作史”，哪一部“续书”，能胜过“原书”？此中奥秘，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