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何叔衡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诠释所信仰的主义者。

虽然年龄大，但他的诚实、热情连张国焘也不否认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八年私塾。1902年他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

1913年，何叔衡到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当新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何叔衡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这位校内年龄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何叔衡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館馆长，并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时，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何叔衡当了十几年的教书先生，爱穿长衫，参加共产党后从外貌看仍是一副旧式学究模样。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讥笑他老而笨：“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深入了解何叔衡的人，都知道他全然没有旧学究的迂腐气息，他不仅精明而且办事热忱。毛泽东就说过：“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年过五十仍学通俄语，成为“五老”中的政治领导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1928年6月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一起被编在特别班学习。此时何叔衡已年过五十，但仍学通了俄语，并以此研修革命理论。为了记熟一个单词，他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何叔衡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何叔衡化装成富商大贾，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临时最高法院主审等职务。

何叔衡后因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处死刑，被诬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但何叔衡始终像一头老牛一样，不言不语，忍辱负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当主力红军要转移的时候，几名年龄大的同志都在考虑，不知自己是被派随军行动，还是被留在根据地工作。

何叔衡也是如此。他和同在一个机关工作的董必武闲谈，问董必武：“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是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董必武答道：“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何叔衡：“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董必武：“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有半新。”

他们这样谈话后没多久，董必武就被调到总卫生部工作，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了，而何叔衡则被留在中央根据地。

对于留下何叔衡的决定，“四老”（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和苏区的许多同志都是心里有数的，但嘴上不愿说。这也是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打击何叔衡的必然结果。

留在当地帮助乡苏政府做动员工作的何叔衡，虽然心里很难过，但仍每日口无怨言地工作。

何叔衡牺牲的真相

关于何叔衡的牺牲，史料上说法不一。

近年来一些学者经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何叔衡的研究者认为：根据福建省原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四团向上司的报告，何叔衡牺牲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2月26日。该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向驻龙岩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请求奖励的电文中写道：“2月26日水口之役击毙何叔衡。……该匪已渡过露沄以东约五里许之高山，据险顽抗，我军分三面攻击，约半小时，匪不支，即满山逃窜，我军即从事搜山……搜山时，有一匪年约五六十岁，面有胡须，须发微白，人颇粗健，颈部中弹，血流满身，身上搜出港币三百余元。本拟将该匪抬回，因该匪尚能说话，要求再补一枪。当有一士兵，闻该匪言语倔强，便即复补了一枪。当时不知该匪何人。事过二月余，始经女匪周月林、张亮供称，该击毙有胡须之匪即何叔衡。”从以上材料看，何叔衡是2月26日在遭敌袭击突围时负伤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

1962年4月，福建省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省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

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 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

可不久，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又向李玉报告说：

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后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儿又回头，把那个“老大”枪毙了。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一百元，五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钱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钱款分掉。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可见曾起向李玉的报告是假的。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林等有功，“嘉奖”十万元，其中七万元被当时国民党福建省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三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但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 “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一具“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脚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

至此，何叔衡的牺牲之谜最终告破。当地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即福建省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梅迳村旁，竖立起了一座高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以寄托对烈士的无限哀思。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