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君铭

家族训诫与家风传承，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社会而言，家训家风是凝心聚力、价值传承的重要载体；对家族而言，家训家风是延续家运、防范衰败的有效保障；对个人而言，家训家风是安身立命、修德润身的人文底蕴。学习研究古圣先贤的生活智慧与家训家风，借鉴其中精华，有助于提升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对领导干部涵养官德、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大有裨益。

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家教传统

传统中国社会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是社会架构中的基本组织。中国历代先民都极为重视对家族事业的经营，积累了丰富的治家经验，有重视家庭教育的悠久传统。

在《易经》中，就有早期家规与家风的记述，《易·家人》卦爻辞中体现的男女分工、居安思危、崇敬祖先、善待家奴等思想，勾画出了中国古代家庭治理的基本原则。传说的三皇五帝，都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导训诫，不接受训导、不能通过长辈考察的后代是不能被传以大位的。作为政治文件汇编的《尚书》中，保留有大量上古帝王的家训思想。《康誥》篇中，周武王告诫弟弟康叔不可违背父考遗范，要“明德谨罚”。《酒诰》篇同样借兄长之口，告诫弟弟要重视民风教化，避免诸臣和百工酗酒损德。《召诰》《无逸》和《立政》篇是长辈对晚辈的教诲与训诫，《梓材》和《君奭》篇记载的是同辈兄弟之间的训导之语。在家国一体的上古时期，这些统治集团内部的规劝和告诫，都属家族治理经验的传承，可以视为家训的前身，他们倡导的德行规范和精神内涵与后世的家风一脉相承。

春秋时期的孔子很重视家庭教育，《论语》中记载了他在庭间对孔鲤的训问，后世称父教为“庭训”即源于此。孔子编订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历来被视为家庭教育的必读之书。孔门后人中曾子杀猪、言传身教，孟母三迁、断杼诫子等事例，成为后世家教的经典范例。检索先秦典籍，《左传》《国语》《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家教家训记载。两汉三国时期，家教家训已蔚然成风，刘备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和诸葛亮《诫子书》中“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等格言在后世流传不绝。家教、教训、家学、家戒、家声、门法、门风等概念频繁出现于此时期的各种文本中，家教家训的内容和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到南北朝隋唐时期，家教家训日臻完善，出现了《颜氏家训》《帝范》等著名家训。被称为“中国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出自北齐学者颜之推，颜之推在家训中讲解修身、治家、处世、为学之道，告诫后人要进学修德、力戒空疏。《颜氏家训》备受后人推崇，被视为垂训子孙的典范。颜师古、颜杲卿、颜真卿等颜氏后人在操守、才学和事功上的显赫成就，印证了此书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的价值。《帝范》成书于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撰写并赐予太子李治，书中既讲经天纬地的统御之术，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为政者的个人修养。此书是帝王家训的代表之作，对后世统治者影响颇深。

二、清廉节俭之德在家风中的凸显

自古家训家风多以保持家族兴旺为追求，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聚财兴业、趋利避害的金科玉律，而那些高居庙堂的仕宦先贤不以兴家致富为鹄的，反对聚敛、力倡清廉的家训家风，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朝廷尽职尽责，还以此为家训教育子孙。范氏家训强调清心洁行、廉洁奉公，范仲淹本人也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其一，清廉自持。据《宋史》记载，范仲淹“操守淳正，不与世沉浮”，显达之后也以廉洁自守。他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谢绝下属为他筹集的路费，卖掉自己的马匹回老家接母亲。他不但自己为官清廉，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范仲淹告诫族中子弟：“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在给子孙留下的《家训百字铭》中，范仲淹要求子孙“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其二，节俭戒奢。范仲淹一生节俭，做官几十年间，未增加一名仆役。由于奔波各地任职，长期居无定所，他到死也没有置办一处宅第。范仲淹不仅自己清俭一生，而且要求子孙要学会“忍穷”，甘于清贫。范仲淹对自己节俭近苛，但乐善好施，他把自己的大半俸禄及所得赏赐都用来接济别人。范仲淹倡导建立的“义庄”，帮助无数族人摆脱了穷苦，而他自己一生贫困，以致最后“殓无新衣”，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范仲淹家族世世代代人才辈出，近千年来一直兴盛不衰，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

包拯以清廉刚正著称于世，其清正之风有深厚的家风根基。包氏家族耕读传家，包氏家风以忠孝为本，尤其突出廉洁。包拯的家训对后世影响甚大，所谓“孝肃遗风，世耕世读，克振家声”。包拯家风家训的核心体现在忠、孝、廉。其一，以严谨为本。包拯少时家境并不富裕，但他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后来一世清誉奠定了根基。包拯自幼端重规矩，注重礼节，以严谨恭正著称。朱熹与弟子探讨“交际之道”时，曾讲述包公在“僧舍”读书时拒绝富翁宴请的故事，称道包公“立己接人之严”，并盛赞包氏家教之严。其二，以廉洁立身。有鉴于当时吏治之弊，包拯十分强调廉洁的重要。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给后世子孙立了一条严格家训：后世子孙为官者，如有贪赃枉法，则开除族籍，不准再回包家，死后也不准葬入包家祖坟。他还请工匠把这则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壁，以垂照后世。

北宋名臣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6种457卷之多。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除《资治通鉴》外，当属《家范》。《家范》广泛收集了治家实例，系统阐述了家庭伦理、治家原则和修身处世之道，是历代推崇的家教范本。司马光视家风为世风之基，为了使纯正家风延续后世，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孙们。其一，反对奢靡陋习。在家书《勉谕儿辈》中，司马光痛斥讲排场、摆阔气的颓弊风俗，批评那些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的做法，他感叹：“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要求子弟们切不可沾染这些陋习。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反复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指出：“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他还进一步语重心长地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奢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不管君子小人，都要节俭寡欲。其三，警惕奢侈之祸。为了告诫子孙不可骄奢淫逸，司马光大量列举史事以为镜鉴：西晋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豪奢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要保持家道不衰，就要吸取这些教训，远离奢逸。

三、堪称仕宦家教楷模的曾氏家风

有“晚清第一名臣”之称的曾国藩辉煌一生，于学问和事功皆有建树，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立德、立功、立言兼备者，甚至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他能有如此成就，得益于曾氏良好家风的滋养；终其一生，曾国藩也致力于家风的传承与光大，他在家事经营与家风塑造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世家。勤俭上进的曾氏祖辈，摸索创立了一套严谨的家规并逐渐形成家风。曾国藩把祖上家风总结概括为八句口訣：“书蔬猪鱼，考宝早扫，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书，说的是要勤于读书；蔬，是要自耕苗圃，栽花种菜；猪，指开圈养猪；鱼，指开塘养鱼。之所以要把耕种养殖这些琐事郑重列入家风，曾国藩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养鱼养猪、种蔬植竹，既能继承祖上勤劳的传统，同时也使居住环境展现出一股生气、旺气，给家人以劳动生活的动力。考，指敬奉祖先，及时祭祀；宝，是说对邻里亲朋要友善相待，所谓“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早，说的是生活要有规律，早睡早起；扫，说的是洒扫庭除，保持环境整洁。“书蔬猪鱼，考宝早扫”，这八点看似琐碎，如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常说常行”，则能保证家庭和睦、家族兴旺。“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指的是应该远离的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还有做客赖着不走的人。只有疏远这些人，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烦恼。曾国藩不仅以祖上家风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教育子侄，防止他们好逸恶劳，染上纨绔习气。

在继承先祖家风的基础上，曾国藩还总结自己阅历，结合时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将传统的仕宦家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一，强调耕读、不重仕宦。传统仕宦家训往往多于强调进德，而疏于重视“治生”。曾国藩虽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更强调以耕读为本，“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这种价值取向，显然融入了他自己对官场陋弊的洞达。曾氏后人遵循其训导，潜心学业、钻研技术者居多，而为官经商者极少。其二，反对迷信，经世致用。曾国藩要求子弟们励志勉学，但坚决拒斥地、命、僧巫、祈祷等迷信之事。他还鼓励族人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他称赞办洋务为“中国自强之本”，要求儿子学习天文数学，这在科学不甚昌明的时代显得更为可贵。其三，事无巨细，不厌其详。区别于以往家训多从宏阔处着眼，曾国藩教子全从细致处入手。从读书、作文、家事、军务，到穿着、饮食、用度、娱乐等等，他无不仔细过问、耐心教诲。他要求儿子每次写信都要“详陈一切，不可草率”，对后辈的请教，他都详细解答。正是这种认真、务实的精神，保证了曾氏家训的落实与教育的成功。

百余年来，曾国藩家族后裔中人才辈出，涌现出成功人士240多位，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学者、科学家和高级干部，而没出一个纨绔子弟，成为近代名家望族，原因当归于曾氏家风。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责编 / 吴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