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光

王道行，字明甫，号龙池，明代太原府阳曲县人，《桂子园集》乃道行本人的文集。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今人可凭是集观其诗、其书、其人、其言之大概也。因文以求其言则易，因言以推其行则难。并世之人可由耳闻目睹而知人，而今人惟有藉文献记载了解古人言行。李维祯《桂子园集序》称道行为“太原方伯龙池王先生”，因王氏官至四川布政使，故称方伯。李序既而嘉赞道行“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敛其华，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盖一人或同时身具多个侧面，即并世之人，所知所见亦因人而异，故不能指望一语道尽其人。李维祯的言下之意，是王道行之足可称道处在于同时身兼循吏与文人两种社会角色，本文将循此思路，截取政事、文章这两个方面考察王道行的其人其事，并提出对明代山西区域文化史的些许观察。

“以政事为文章”：循吏王道行

王道行前半段的生涯，首先是以循吏的身份为人瞩目的。他在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年）成为进士，初授南阳府邓州知州，将举业换作政事。今存嘉靖年间所修《邓州志》，因年代尚隔不远，对于稍前时期地方长官之行事，篇卷之间记载甚多：嘉靖三十年，道行“修复陂堰，凡三十余所，一时水利大兴”（卷二），嘉靖三十一年，道行“大修学宫”（卷二），嘉靖三十二年，“河南流贼师尚诏友攻陷郡县，邓州戒严。知州王道行缮城池，佥乡夫饬器具，扬兵干，郊督率前所官军，激以忠义，为城守计”（卷二），年内王道行“又增修（城池），创置角楼四”（卷九），及“续增修（州治），而其制始备”（卷九），及“倡议重修（邓州儒学），规制益宏”（卷十二）。道行在任时为地方水利、战守、文教三方面作出了贡献，如实反映到了方志的内容里。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道行改任苏州知府，在任上“政成化洽，颂声四溢”（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苏州自海寇兴，召集武勇，诸市井恶少咸奋腕，群聚数十人，号为打行紫火囤，诓诈剽劫吴会。”，王道行协助应天巡抚翁大立搜捕恶少，平息事端（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道行出任苏松兵备副使，为防海寇侵扰地方，他关注海防事宜，“巡历海洋，调度战舰”（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同时，他兼管水利，“周视水利，委官疏濬”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写成《三吴水利考》一书（同治《苏州府志》）。因造福一方之民，离任之后，太仓士民给他入祀名宦祠的荣誉，表达感激之情。嘉靖年间，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困扰，这就要求当时仕宦东南的地方官除了体察民生之外，还要学习关于地形、水利、海疆和历史的“时务”之学。换言之，在王道行的这段仕宦生涯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晚明经世思潮兴起的历史线索。

此后，道行历任应天副使、陕西参政、河南按察使，在四川右布政使任上“坐忤当路”，于隆庆五年（1571年）罢官回乡。乡居期间的道行，“与里中耆德结社觞咏，陈民间利病”（康熙《阳曲县志》），将此前之时务致用知识带进了退隐官员、地方士绅的生涯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南乐人魏允贞转任山西巡抚，目睹因张居正禁毁书院，地方文教事业受挫，上任伊始倡议复兴前遭禁毁的河汾书院。为避开禁令，将书院改为三立祠，兼祭祀与讲学二者为一。考虑到爱惜民力，魏允贞推动一省上下官员合力建祠，王道行身为地方名士，自然知晓书院在教化民众上的意义。王道行为建祠出力良多，毕工后又撰《三立祠记》一文，称赞了“翼宣文教”诸君子的功劳。

“以文章为政事”：文人王道行

作为文学家，王道行的声名足以载入正史。《明史·王世贞传》将道行与石星、黎民表、朱多奎、赵用贤并为续五子。王世贞乃明代文坛宗主，其时之交游酬唱，论书行墨，简篇卷帙，似众星拱月，蔚成大国。道行于嘉靖庚戌成进士，座主欧阳德，王阳明第一代弟子。该年有三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后人追怀往事，为欧阳德记功，称该榜“得人最盛” （康熙《阳曲县志》）。

同科进士，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曾在闽地抗击倭寇，明代“后七子”之一，著有《宗子相集》。吴国伦，字明卿，湖广兴国人，亦名列“后七子”，著有《觎甄洞稿》。张佳胤，字肖甫，重庆铜梁人，“嘉靖五子”之一，著有《崛崃集》。算上王道行，四人后来俱以文学成就为世人瞩目，嘉靖庚戌科可谓文人烙印深著。

道行“为大名、苏州时”与王世贞和李攀龙结识。其时“两先生方少年”，文名尚不显赫，宛如文坛新星。渴望挥笔写作一手好诗文，这是儒者个人的文化追求。儒家文化强调良师益友，三人间的交游，遂化为一幅文化愿景。李攀龙、王世贞极为赏识王道行的才气，诗文酬唱成为彼此生命里重要的元素。

明代士人在公开场合常以孔门卫道者自居，在私人场合则惯以佛道元素装点文化空间，思考生命价值。道行生活中，品鉴书画、酬唱诗词的主题，其中就包含丰富的宗教元素。王世贞的记载间接透露了文人王道行宗教观的大概：“太原王道行与余虽颇掇拾禅门砾屑……”（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七《题僧梵隆画十六大阿罗汉卷》）禅宗在明代文人思想与言说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考虑到禅宗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佛教门派，文人习气一旦沾染了禅味，就会显得超凡脱俗，予人世外之人的联想。

早有学者指出，明代文人的生活中，外出旅行已是稀松平常。道行亦曾亲身游历佛教圣山五台山，留下组诗《游五台诗》（释镇澄《清凉山志》卷八）。字句之间，分明隐藏着诗人王道行寄情世外的身姿。譬如，有言及山势之高适合远眺：

身名都付浮云外，眼界直穷沧海东。

有言及此地佛法之力使心宽阔悠然：

到此自无诸嗜好，归心极乐梵王宫。

有言及台顶常年积雪，宛如凡人难以踏足的仙境：

不缘健鹄飞难到，积雪何由与寺平。

有言及台山泉水蕴含灵气：

泠然止水清人意，常涌文殊脚下金。

清人梁維枢辑明人轶闻成书《玉剑尊闻》，该书卷九有一则牵涉道行与王世贞交游的趣闻。一日，王世贞在道行处见到一幅画《夏太常墨竹卷》，夏太常即夏昶，东吴（今昆山）人，明初画家，官至太常寺卿。时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说，可知其为明人中善画竹者，此幅画作乃不可多得的珍品。王世贞赏观之余，话锋一转，说道：“晋人不识竹，且此画有钤印‘太常二字，何不归我所有？”因王世贞本人官太常寺卿，与夏昶同，故作此戏言。道行听罢，笑而不语。可知，道行与王世贞的交往，除了称论诗艺，还包括赏鉴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