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生云，生于1928年正月十四，按民间虚岁算法，已是近90岁的耄耋之人了。2015年10月，山西省方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段晓琴捎话给我，让领“抗战70周年纪念章”。细细算来，这已是该年度我的第三次“殊荣”，前两次是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喜祥分别在春节和七一建党节到马坊谭家沟家里慰问我。领到纪念章，外甥还专门照相留念，说应该记住历史，珍惜荣誉。抚摸着金灿灿的纪念章，我不由心潮澎湃，想起了抗战的岁月，怀念着逝去的流年。

南阳沟给游击队送鸡毛信

1929年，陕西大饥荒，我随父母从米脂逃荒到方山县马坊落脚，父亲靠给富农财主当长工养活全家，尽管他万般辛劳却受尽千种凌辱，自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我七八岁上就给地主放牛。其间一起放牛的还有本镇秦家崖村的赵子文、秦润元等人，另我和四皓村的雒怀忠、雒廷芝也常有往来，当时他们思想就很进步，我们关系处得非常好。

在他们的影响下，10岁左右我加入了共產党领导下的儿童团，当时党领导下的方山抗日游击队在南阳沟里驻扎，由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封锁，信息联络就成当务之急。组织上考虑到我熟悉山形地貌，再加上马坊翻山过去就是南阳沟，就把送信的任务派给了我。很多时候是“鸡毛信”，紧急与否是按插鸡毛多少划分，一般信件则不插鸡毛，到十三四岁前后，我先后送了30多次信，没有发生一次差错。组织上的接头人换了几个，但他们对我都非常好，有南方来的革命同志甚至还教给我一些简单的文化知识，让我认识了一些基本的文字。这时候，父亲并不知道我秘密给党做事，偶然碰到我和革命同志接触，就以他们是生意人雇用我干点零活搪塞过去。

“潜入日军碉堡”搞“统一战线”

1941年左右，日本人在马坊修了4个碉堡，随之产生侦查联络等任务，组织上考察了好多人，挑来挑去，还是认为我去合适。记得有天晚上，联络员把我叫去，让我打入日军内部，并讲了“统一战线”，说接头的是一个“毛太君”。

当时我思想上很不情愿，因为一贯的宣传和生活中的所见是日本人在中国的滔天罪行，那里怎么也会有“共产党”？在组织安排下，我当上了日军碉堡上的伙夫，其实就是烧火打杂一类。

刚去第一天因为有抵触情绪，再加上年少，就专门浇湿柴禾，把整个碉堡弄得乌烟瘴气，呛得里边的日本人和警备队汉奸很不好受，一个汉奸过来二话不说就踹了我几脚，一个满脸胡子的日本人过来说：“小孩地不老实，良心坏了，”但并没打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毛太君”，是这个碉堡上的长官。后来见了联络员，他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是蛮干，如果不是组织联络的，遇上一般的日本人，估计我性命不保。经他开导后我就有些后怕。“毛太君”和联络员通过我的联系提前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计划，所以革命同志和群众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日军出来之前，我们该隐蔽的隐蔽，该转移的就转移了。

一次送信我遇到了险情，另外一个碉堡上的日军发现了我，让狼狗追我，情急之下，我慌忙从山崖上跳下去，摔得鼻子和脸部脱离了，就靠上面的皮肉吊着，见到联络员后他给我处理包扎了伤口，把鼻子又按回了原处，后来竟长好了。

两个多月后，“毛太君”离开碉堡，组织出于安全考虑，让我撤离了碉堡。听说“毛太君”去了延安，加入了反战同盟，也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由于我的这段经历，“文革”时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说我投敌叛变，好在组织经过反复调查核实清事实后，我化险为夷。

给抗战民主政府送军粮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大概是1942年底，日本人占领了方山全境，同时加大了对我军的封锁，方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只好从沟门村转移到了临县三区范围内的榆林沟和城庄沟沟掌一带，常驻的村庄是沙坡底和苗家庄。这两个村地接方山，山高林密，便于隐蔽，唯一的不足是给养很困难，出于安全保密考虑，抗日政府一方面劳军结合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从方山这边也送一些粮食过去。好几次，受组织安排，我拉骆驼从当时方山县城（今积翠乡方山村）边上翻山走城庄沟给政府送军粮。

那时生活很困难，记得有一次，送粮时遇到政府首长，首长帮我卸粮后安顿厨房：“这位小同志很辛苦，今天给他做上顿好饭犒劳一下。”厨师问做什么？首长说：“山丝一辣”，我听了以为是四个菜就说不要麻烦，厨师笑着说想麻烦也麻烦不了。我知道政府灶上平常吃的是小米黑豆，我在家连小米黑豆也吃不上，经常糠菜也不能保证，在非常时期这算是改善生活，等菜出来，原来是炒山药丝和辣子白，我和首长同志们一起吃得非常香，这顿饭让我今生难忘。

抗日民主政府晚上几次到马坊拆桥、割电线，我都积极参与，组织上见我表现好，方山县农村第一批发展党员，我就被列为发展对象。1944年左右，17岁的我担任了党领导下的方山一区马坊村公所民兵中队长，在马坊发展了30多位暗民兵，当时我们有筒子枪、手榴弹、地雷等配备。

我参与过的几次战斗

大概是1941年，晋西北区党委在方山县的游击区建立、恢复民兵游击组织，我记得活动在马坊的方山一区游击队的连长为刘志胜、指导员为杜有亮。

1942年底，八路军三五八旅七团三营营长巴尚珍和八团组织科长唐汉周同志，带领一个加强连奔赴方山，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来了正规军，我们战斗的信心得到了很大鼓舞。那时，我和同志们多次在方山抗日民主政府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抗战知识，思想和心理上有认识，准备和日本等帝国主义战斗到底。

当时在八路军正规部队领导下，我们神出鬼没，活动于阳圪台、周家沟一带，在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线路、保卫县区干部，打击汉奸以及反蚕食斗争中取得很多胜利。1943年，我们马坊民兵和游击小组一道偷袭了马坊日伪据点，活捉了维持会长周斌，并将手榴弹扔进日军驻地，炸死日军4人。1943年5月的一天，驻马坊日军80多人向圪洞进发，被我们马坊游击队在方山城南伏击，打死日军十几人，缴获了不少枪支。6月的一天，我侦察员张俊凯，接到地下党员高士奇的报告：鬼子、伪军130多人要去马坊东面的周家沟扫荡，并立即报告了巴尚珍，在分析敌情后，我们决定把队伍带到离周家沟前的赤街会打一场伏击战。早上队伍悄悄地开进赤街会，由刘志胜队长带领一中队把守北山的高家塔，二中队把守公路以南的龙王沟，三中队把守北山的白土沟，专等敌人进入伏击圈。上午10点多，鬼子果然沿着马坊沟向周家沟扑来，等敌人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圈后，巴队长一声令下：打！顿时，枪声大作。3个鬼子应声倒下，鬼子队长一看中了游击队的包围，叫喊着撤退。当鬼子撤到龙王沟口时，一中队、二中队立即用密集的火力射击，惊恐不安的敌人摸不着究竟有多少兵力，在河滩里乱奔乱窜，战士民兵们用步枪、手榴弹在敌群里炸开了花，打得鬼子血肉横飞，气得鬼子小队长哇哇乱叫。这次战斗，共打死鬼子11个，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支，子弹500余发，大大鼓舞了我军民的抗日斗志，喜气洋洋地召开了庆功会。

1943年秋后，我们马坊游击队、民兵中队与临北游击队配合，大搞地雷战，让周边的日伪军据点惊恐万状，他们整天龟缩在碉堡里，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参加解放汾阳 回家乡搞建设

1945年，我军在民兵配合下，发动了强大的春季攻势，方山县城碉堡上的日军也怕得逃到了赤坚岭和岚县一带，方山全境解放。马坊开了胜利大会，除处理了两个日伪政权的密电班长（特务、系亲弟兄俩），还让地下共产党员站出来。当我站到台上时，不仅群众投来敬佩和意外的眼光，就连我父亲也非常惊讶，他还不知道几年前我就加入了党组织。方山解放后，组织上安排我动员民兵参加解放汾阳，我带了18个精干民兵去了汾阳。当时是两手准备，如果敌人投诚，我们就按兵不动，如果他们负隅顽抗，那就强攻，结果汾阳小范围动了枪，没怎么打就和平解放了。

在新中国成立前，组织上曾安排我“走新区”。所谓走新区，就是西南地区几个省份解放接管后，需要大量干部，让晋陕老区的同志去充实革命队伍。当时方山县一区第一批名单上就有我，但我父亲就我一个孩子，思路也很僵化，坚决不让我去，甚至在房梁上绕了一盘麻绳说：“你一走我就上吊”，父亲还跑到一区找首长说不让我去，这样，我就留在马坊了。

当时全国实行的是米薪制，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和同志，不论职务高低，从上到下都是每个月发45斤小米，我领了党的六七年小米。建国后，为发展生产，党号召革命干部回乡搞生产建设，当时一区区长找我谈话，说马坊是一区最大的村，但村里农业生产不行，得搞上去。一听这话，我没有犹豫，放弃村公所民兵中队长的公职，回村以身作则投身农业生产，马坊村从变工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都是我带头发动搞起来的，马坊村高级社因为是方山县一区的第一个高级社，所以组织上还大张旗鼓地表扬了我。

与山西有关的成语

秦晋之好

秦晋之好：春秋时，秦晋两国不止一代互相婚嫁。泛指两家联姻。

春秋时，秦国（今陕西一带）和晋国（今山西和河北南部一带），是相邻的两个强国。两国统治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夺霸权，矛盾很尖锐，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结成关系密切的亲家。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他的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他的夫人文嬴，便是秦穆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