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

2017-04-22李伟

杜甫研究学刊 2017年1期

李伟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

李伟

郭知达“九家注”是目前仅存的几种宋刻杜集之一，现知其有郭氏“蜀本”、曾噩“漕台本”、清之“内廷本”“四库阁本”“乾隆敕刻本”及“嘉庆翻刻本”。经考，“内廷本”乃元人易名补阙之高仿；“乾隆敕刻本”与“嘉庆翻刻本”实为一本，即乾隆五十九年发旨后刊成于嘉庆初年者；曾噩“漕台本”非郭氏“蜀本”之“翻刻”，仅“摹”其体例而已。清前“九家注”之罕传及此后被推重亦各有其故。

《九家集注杜诗》郭知达曾噩版本

宋郭知达淳熙八年（1181）初编、曾噩（1167—1226）宝庆元年（1225）重编刊刻、后以《九家集注杜诗》为题钞入“四库全书”者，即通常所谓“九家注”，也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杜集编年集注本，目前仅存的宋刻之一。郭氏淳熙八年初刻于成都的原版即所谓“蜀本”，题为《杜工部诗集注》，久佚。曾氏宝庆元年重编时定名为《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凡三十六卷，习称“漕台本”或“羊城漕本”，现知两部残本传世，其一即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简称“中华本”）所据之底本，原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中有五卷（卷十九、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并十一叶（目录叶七十三至叶七十六、卷十三叶一至叶五、卷三十二叶一至叶二）阙佚，收藏者瞿氏仿原式版印格纸钞配。张元济曾借得此版并制成铅皮版，然抗战事起未能付印，其中因年久漫漶而致阙叶或模糊者，“中华本”又据清嘉庆翻刻本钞补（“中华本”之《影印说明》）。另知见“文渊阁四库本”（简称“文渊本”）、“文津阁四库本”（简称“文津本”）、“文澜阁四库本”（杜诗丛刊本，简称“文澜本”）。嘉庆间有翻刻本（简称“嘉庆本”），洪业曾于1940年照之“依样葫芦”排印为“哈佛引得所本”，又称“杜诗引得本”（简称“引得本”）。

故今之所见“九家注”合有五种：中华本、文渊本、文津本、文澜本、嘉庆本或引得本。除“中华本”外的其他四种，均出于今已不见的“内廷本”，也就是庋藏于武英殿、后因纂修四库而被搜出的《九家集注杜诗》。然细检之，现存诸本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和《哀江头》后半部分上，差异甚大（参见文末“附录一”“附录二”），此间缘由以及上述诸本间关系若何，正是本文想要解决的。

一、“内廷本”的真面目

通常认为，“嘉庆本”就是四库底本之翻刻。四库底本就是当时四库馆臣从武英殿库架上发现后并随即鉴定为“宋版中之绝佳者”的《九家集注杜诗》。乾隆三十九年五月，接到这部被馆臣（王际华）鉴为“宋椠善本”的杜诗集注，乾隆帝兴奋异常，接连题诗二首（文渊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实属罕见。乾隆于诗中亦感喟未能及时将此帙收入昭仁殿“天禄琳琅”。乾隆九年奉敕编纂、乾隆四十年春（1775）“重为补辑”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弥补了这个遗憾，此帙位列“宋版集部”，后钞入“四库”。

然而不久，馆臣即发现其中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之注文多为赝品，因之深庋库中，抑之不传。证据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目录》削其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773—1803）内亦不刊此书，《四库荟要》代之以被馆臣鉴定为无名氏之《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而与“九家注杜诗”并称“天禄琳琅三宝”的《前汉书》和《资治通鉴》二书均毫无疑义地钞入《荟要》。若就《荟要》择书之标准（“最善、至精”）及“武英殿聚珍版”所排四库馆裁定“应刊”之书的标准（“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以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看，被乾隆君臣一再称誉的《九家集注杜诗》未入其中，实在蹊跷，即使如后人推测此前已知其间有赝刻而不敢选入，那他们又是如何向高宗交待的呢？此种要事，尚未见文档记载，殊为憾事。就高宗连题两诗而言，他既对这个罕有的“宋椠善本”也对杜诗极为热衷。然可断定，最迟于第一分《荟要》成书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被乾隆指定于《荟要》“专司其事”的四库馆总裁王际华等就肯定知道了其中有赝刻，然杜注又在必录之列，便只好选择更为常见且已被自家鉴定为“真赝错杂亦多为后来所抨弹”的元人高楚芳所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揆其由，当因《永乐大典》所引杜诗版本系统亦是高楚芳此本。成稿于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之“提要”云：“至编中所集诸家之注，真赝错杂，亦多为后来所抨弹。然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筚路蓝缕之功，亦未可尽废也。”此正《荟要》成书之际，“鲜有专本传世”和“筚路蓝缕之功”两语似乎就是对高宗和后人的交待。这条理由想来也算充分，可视为王际华面见高宗辨明之辞；加之乾隆赏鉴此帙亦已多年，同样未能识其有赝，故也不好惩责敦厚持重如王际华者。君臣（乾隆与王际华）同讳，故秘而不宣，致使三十年后，在由庆桂、王杰、董诰、朱珪、彭元瑞、纪昀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续编》（1800—1807）卷七十九著录《昭仁殿天禄琳琅前编》时仍云：“高宗纯皇帝……自乾隆甲子岁（1744）敕检内府书善本……越乙未（1775），重加整比，删除赝刻，特命著为《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其中最善本如《前汉书》《资治通鉴》《九家注杜诗》三种。”其中还专门提及“删除赝刻”，幸亏“九家注”已焚于大火，否则断不敢如此出言。另外，四库总裁对进呈之书的处理有最终裁定权，即使是作为总纂的纪昀，对总裁的决定即使不同意，也只能遵从⑪，因此可以断定，“晚奏宋版杜诗，大惬圣意”的总裁王际华，就是深抑“九家注”的人。

《荟要》所收《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之提要落时为“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第一分《荟要》完成于是年的五月。看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发现的这部“宋版杜诗”，最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即已被馆臣自己识破。

关于此两卷赝刻，经后人比，对实情已明：郭知达淳熙八年（1181）刻本，自不能有二十多年后蔡梦弼《草堂诗笺》（1204）的注文；曾噩宝庆元年（1225）重刻本，亦不应载元初刘辰翁评杜之语（1295）⑫；二十五、二十六两卷确为补刻，所补刻之诗与注就取自于“高崇兰本”，“高本”元明翻刻尤多，其中的“玉几本”

和“明易本”流传甚广⑬。另有二端可断此两卷

为赝刻：一则其注文体例与“漕台本”迥异，皆照录全诗后再集中出注——此确为“千家注”合注通例，而“漕台本”基本取分注体例；一则此两卷未删去“洙曰”，引赵注二十四条然文字甚简，引薛注云梦符曰、引黄庭坚云山谷，又引有黄鹤补注和《草堂诗笺》，这些均与他卷体

例不合。⑭如此看来，“中华本”亦是“以讹传

讹”了：瞿氏所得“漕台本”原就是残本，所阙部分中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已是后人补刻时所未见者，故而取元人“高崇兰本”补刻；现在瞿氏又拿本来就是以杂有赝刻的后人补刻本为底本的“嘉庆本”来钞配，岂非将错就错？“九家注”之名也是后人重刻时所改定，其实注家达二十家之多⑮。另有台湾学者提出，这两卷赝刻，应是原本既阙，馆臣撮补。⑯我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关于《九家集注杜诗》阙补有明确记载：“阙补：卷二二十八、六十、六十五，卷二十末叶”，那为何单单讳言此两卷呢？

那么，这个杂有赝刻的所谓“宋版杜诗”之真正面目如何呢？可惜我们现已无缘再睹其貌——它已见焚于嘉庆二年十月十一（1797.12.8）黄昏的那把大火⑰。《天禄琳琅书目》所载宋版书亦与之同归一烬，神物久归天上（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著名之宝”条）。然就内容而言，“九家注”诸“阁本”与它并无多大差异。故这个“内廷本”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是可以交待清楚的。

首先，它与“漕台本”有着极其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据大学士于敏中及尚书王际华等奉敕于乾隆四十年（1775）春撰成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可知：乾清宫昭仁殿“天禄琳琅”所藏《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四函二十四册，前有“郭序”和“曾序”，“书后有承议郎（前）通判韶州军州事刘镕、潮州州学宾辛安中、进士陈大信同校勘，衔名列于噩之右”。这些描述与前揭台北故宫所藏宋宝庆元年广东漕司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中华本”对应部分完全相符。经核对⑱，“内廷本”除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为元明人重刻外，其余皆与原刻内容无异。因此“中华本”中，瞿氏仿原式版印格纸钞配的五卷中，除这两卷，其余钞配者皆与原刻内容无异。

其次，这个“内廷本”也决不是原装正版的“漕台本”。理由如下：馆臣所见“内廷本”的题名就是“九家集注杜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这个在“漕台本”中随处可见的题名，在《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提要》中均未见任何迹象；前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云“书后有承议郎（前）通判韶州军州事刘镕、潮州州学宾辛安中、进士陈大信同校勘，衔名列于噩之右”，偏偏不见“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这个“漕台本”各卷末均属的刊记，馆臣有意不记此种最能说明其为“宋本”的重要信息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看来馆臣们根本就不知道“内廷本”的原名若何，而现名当是后人因阙叶而杂以赝注重刻时所改定。再者，《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所载“内廷本”照录各处所铃印记，也无一与“中华本”相符。

另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九家集注杜诗》所摹历代藏书印，中有“华夏”白文印章俱于每册后副叶。华夏，字中甫，与文征明（1470—1559）交好，于无锡建“真赏斋”，收藏金石书画，时称“江东巨眼”，文征明曾为其两绘《真赏斋图》。据他们共同的朋友、另一收藏大家丰坊（一名道生，约1492—1563）《真赏斋赋并序》（1549）云：“六臣注文选，郭知达集注杜工部诗共九家曾噩校，曾南丰序次李翰林集三十卷……皆传自宋元，远有端绪。”⑲故知“内廷本”即此“真赏斋”所藏者，其绝口不提“新刊校定”字样，单标“共九家”和“曾噩校”，正与馆臣情形相同，实不知其有新名也。

因此，“内廷藏本”之流传并不复杂：由明华中甫传至秀水项笃寿（1521—1586）后归平湖陆启浤（1590—1648），顺治三年（1645）清军进入嘉兴时，项、陆二氏所藏均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后入清内府，庋置于武英殿。“真赏斋”精品流入内廷而被“天禄琳琅”收录者，至少达九部之多⑳，可证此推定。

再次，《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关于《九家集注杜诗》还有如下记载：“……阙补：卷二二十八、六十、六十五，卷二十末叶。”㉑这里

“卷二”所阙补的“二十八、六十、六十五”叶，核检“中华本”，恰好对应于“文津本”和“文澜本”卷二《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哀江头》二诗后半和《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哀王孙》二诗前面所阙部分在“中华本”的位置。因此，“文津本”和“文澜本”在这两首诗上所阙的部分，是底本之阙，非钞工偷懒。“文渊本”所录此二首诗是全的，定是清人所补。“嘉庆本”亦是全的，但又与“文津本”和“文澜本”截然不同，亦可证其全者为清人所为。经本人详核，《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哀江头》二首，“文渊本”所阙乃依仇兆鳌《杜诗详注》（1693—1703）钞补㉒。“嘉庆本”所阙以“高崇兰本”和“仇注”配钞补足，窜改“梦弼曰”和“苏颍滨曰”为“赵曰”。卷二十末叶为牌记，没有具体内容，需要交待的是卷二所阙的第六十五页，对应“中华本”《悲青坂》一诗的后半部分，经核，除“中华本”外的其余诸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较“中华本”较略（参阅“附录三”）。这里馆臣为何不像上两首诗那样注明“阙”呢？原因是诸本此处所阙，他本如《杜陵诗史》（卷五）、《分门集注》（卷十四）和《补注杜诗》（卷二）均完全一致，不像上两首在他本上大为迥异，故径钞不阙。

故而，对“内廷本”，本文有如下推定：此本为元代仿刻本，易其原名《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为《九家集注杜诗》，所据底本中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原阙，所补刻之诗与注就目取于“高崇兰本”（1303），其余如纸张、墨色、版式、字体等皆以宋本精摹之。考虑到四库馆臣亦非等闲者，披阅一过，竟未看出任何破绽，可见其仿刻水平之高。这就是“内廷本”最合理也最真实的面貌。㉓清陈树杓编《带经堂书目》卷四上所云“《九家注杜诗》三十卷，旧刊本，有明柯尧叟（茂行，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藏印”，所指大概也是这个版本，标示“旧刊本”不谓“宋本”，亦可证其身份可疑。㉔周采泉据此推断其为元明间刻本。㉕

然而，此一推定可能遭遇的最大反驳是：文渊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谓此“内廷本”有“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㉖朱文长印一枚，铃于目录、卷一至卷四、卷七至卷十六、卷十八至二十四、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对照《静嘉堂秘籍志》卷十所载，皕宋楼原藏后归日本静嘉堂的南宋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残六卷中，亦于所存六卷中皆有此图章，墨色甚旧，定非伪造。南宋时，史氏以四明（今宁波）㉗、眉山两脉最胜，今学界大都认同于前者，如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和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前者即据文征明《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断此“史氏”为南宋著名藏书家史守之，谓其藏书中有“宋本《九家集注杜诗》”；后者谓其有藏书印“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吴中图书有此印者，多为他的遗书”；台湾故宫博物院前任副院长、著名目录学家昌彼得（1921—2011）亦认为此帙乃“史守之旧藏本”。㉘然而，若果为史守之，则此章、此书就断非其所有。理由很简单，曾噩重校刊刻的“漕台本”是1225年刊行的，而史守之于1224年就已去逝，他自然不可能把自家印章铃在他身后刊出的书上。而且，“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也不是史守之的，甚至不是南宋的藏书印。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所载，元刊六卷《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每卷首有‘史氏家传翰林收藏书画图章’的朱记”㉙，此本今存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和“铁琴铜剑楼”印章铃于各卷首末，墨色同前，亦作“元刻本”，宋人也断不可能在元刻上铃印，亦为显然。另《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一所载《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七十四卷》，为清目录学家王闻远（1663—1741）的旧藏，陆心源亦只说“盖宋季刊本也”。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及《后编》所收各本有此印章者，共计：《前编》卷二“宋版史部”《资治通鉴考异》、卷三“宋版集部”《九家集注杜诗》；《后编》卷一“宋版首部”《御题三礼图》、卷二“宋版经部”《三礼图》。据今人考证，《后编》所录《三礼图》实乾隆十九年（1681）刻《通志堂经解本》，书末“木记”后原有之“后学成德”被割去，书中“内府图书之印”“赵孟頫印”“王英时彦”诸印章，亦俱是伪印。㉚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经部”所录《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残本》亦铃有此藏印，并云：“间有补刊之叶，审其笔法、锓工，犹有宋人风格。独卷二十五末叶字体不同，且版心有刻工‘仁甫’二字。”刻工“仁甫”之名虽亦见于宋，然更屡见于元，如：元大德年间所刊《新刊风科集验名方》、元至大刊元统及明修本《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元杨恒撰）、元泰定年间刊本《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和元刊本《小行本注疏》。㉛

故而，我把这个“内廷本”的刊刻时间定在元代，想来虽不中亦不远矣。

二、“九家注”到底有没有乾隆刻本

嘉庆二年十月的大火，势必带来如下疑问：学界所谓“嘉庆本”之底本何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四库阁本之底本，要么这个“内廷本”在乾隆朝确有敕刻本。如今，各有证据证明这两种可能的存在。

先看“阁本之底本”说。据武英殿四库馆办书程序可知，四库所收之书，十有其一是内府藏本，它们在翰林院办好后，若为“应刊”之书，则需先“录副”，送副本供聚珍馆刊印，再钞为阁本。㉜《九家集注杜诗》为武英殿旧藏，又被馆臣鉴为“宋版”，加之圣意“大惬”，其被判为“应刊”当属无疑。这说明内府所藏“宋版杜诗”，除原本外尚有一“副本”存于武英殿，嘉庆二年大火后重刊之“九家注”当以此副本为底本。

再看所谓的“乾隆敕刻本”。今所谓“乾隆敕刻本”，主要依据是民国著名藏书家陶湘和各大图书馆著录的判断，列次如下：

1.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故宫博物院排印、陶湘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卷四“集部”：“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注，清乾隆年刊本，首有高宗御题诗，二十四册。”㉝

2.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故宫博物院排印《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上，“校刊诸书”云：“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辑，乾隆年校刊，高宗有题诗，二十四册。”㉞

3.《书目丛刊》载陶湘民国二十五（1936）年冬编“清代殿版书目”载：“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高宗有题诗，宋郭知达编辑，乾隆年校刊。”㉟

4.台北故宫文献馆所藏“殿本”《九家集注杜诗》，著录版本为“清乾隆间刊本”，线装二十四册。㊱

5.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九家集注杜诗》，著录版本为“清乾隆间（1736—1795）武英殿刊本”，“疑为据‘武英殿’刊本之重刊本”。㊲

6.《增订简明四库目录标注》称：傅增湘曾“收得内府刊本，乃乾隆末年所刻，不在武英殿聚珍本单内者”。㊳

7.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上·集部二上·别集类一上补云：“《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目录一卷，唐杜甫撰，宋郭知达集注。清乾隆末年内府重刊本，不在武英殿聚珍本版书之内。十六册，余藏。”㊴

陶湘在三个地方著录的“乾隆敕刻本”《九家集注杜诗》，可以断定就是台北故宫文献馆所藏的“殿本”，也即是武英殿依据上述馆臣所录《九家集注杜诗》“副本”奉敕所刊的聚珍版。因录副本所用纸样是武英殿事先印好的套格纸，故其版式与所有武英殿聚珍版版式完全一样。只是此“副本”今已不知去向，无以核对了。

而且乾隆间有敕刻本亦于史有征。嘉庆五年至十一年（1800—1807）所撰《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四“书籍二十·校刊”载：“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一部。宋郭知达集注，凡三十六卷，奉敕校刊。《圣制题郭知达九家注杜诗》恭载前卷。”㊵此乃“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初六日”发布，足以证明乾隆末年确有刊刻此帙的圣意。

笔者知见题为《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之清刻本，共八种，版式同于武英殿聚珍版：墨栏双边，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版心白口，单鱼尾，上载书名，下载卷数与页码。与四库阁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对照如下：

细检诸清代刻本与三种阁本之具体内容大体一致，故可从内容断定它们都出自同一底本。据清代一般避讳通例——清代康、雍、乾，避讳方法是缺末笔；嘉、道，改末笔；咸、同、光、宣，只避第二个字，缺末笔（梁章钜《南省公余录》（1805）卷四“文字敬避”条）——可知，知见的所有清刻“九家注”，均为嘉庆初期同一底版的刊本，避讳尚保有康、雍、乾时期的习惯。雍正（1678—1735）后，秘密建储已成定制，且“颙琰”之名也是即位时由“永琰”改定。因此从目前看到的清刻本看，没有所谓的“乾隆敕刻本”。这就与上引《国朝宫史续编》那段材料相悖，如何作解？

故而，情形只能是这样：乾隆于五十九年四月初六下过那道训谕后，排版工作延至嘉庆继位，故而才避讳至“琰”和“颙”。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乾隆刊本”，它实际上就是“嘉庆本”。是本虽为乾隆发旨，但最终在嘉庆手上完成，嘉庆二年的那场大火使得这个重刻本弥足珍贵，这也许就是嘉庆帝那么热衷于高兴时便赏赐大臣《九家集注杜诗》的缘故罢。比如，据方东树《考槃集文录》（续修四库本第1497册）卷十所载“翰林院编修阳湖徐君墓志铭”。徐赓飏（字性甫），乾隆六十年（1796）举人，嘉庆六年（1802）进士选庶吉士，曾于仁宗嘉庆九年二月幸翰林时“献诗称旨”，受赐仁宗自撰《味余书室全》和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㊷亦可从中得知，“嘉庆本”于嘉庆六年（1802）之前业已刊出并流行开来。

三、曾噩“漕台本”非“摹”郭氏“蜀本”

曾噩“漕台本”与郭氏“蜀本”关系若何？学界于此罕有疑义，谓其为摹刻后者，以“曾序”中有“兹摹蜀本刊于南海漕台”为证。然而如下基本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上疑问：“郭序”言之凿凿谓曰“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源叔（洙）、薛梦符（苍舒）、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才（次公）凡九家”，然细覆“漕台本”，宋祁、王安石两家，并未采入㊸，引他本王洙注皆不标示，且所集注家多达二十几家㊹；其间有“增添”“新添”“集注”字样，亦非郭本原有；对勘“中华本”与“嘉庆本”，中有六十多处校勘改动㊺。种种不合，定事出有因，雅需辨考。

洪业先生曾释疑及此，《杜诗引得序》引“郭序”后说：

然试检全书，所引则赵注最多，杜、薛次之，鲍、师又次之。凡句下小注，不冠某云者，大略皆他本所谓王洙注者也。其曰旧注者亦然。九家者得其六矣……今书中不见引有黄云，其偶称“鲁直云”“黄鲁直云”者，殆源出诗话、杂著之属，辗转稗贩而来，岂有山谷注《杜诗》在手，任从采撷哉！至于宋祁、王安石二家，本无注杜之作，今书中虽偶有所征引，辄见杜、赵注文之中而已。然则，知达并无杜注九家为其蓝本也。此外注文时或冠有“增添”“新添”等字样，且亦有标“集注”二字者。故窃谓《铁琴铜剑楼书目》所载之《十家注杜》，今虽无其序文可读，实可疑其所收家数与《九家注》相差，仅在伪苏一家而已。窃疑当初先有王、宋、苏、黄诸儒集注，出于浅人之手，摭拾诗话、小说之属，真伪杂糅，雅鄙互见。继或加减为十家，或又有新添之本焉，分类之本焉。郭知达知苏注之当去，而所假手之二三士友，殆仅就十家注本而改编尔。故“坡云”之辞尚有刊落未尽者。㊻

洪氏推论之最关键者，在“‘坡云’之辞尚有刊落未尽者”一语，然据莫砺锋先生考证，所举二例证——卷五《后出塞》之五末句注引“坡云”，又卷十九《至日遣兴奉寄两院遗补二首》之一末句注引“坡云”——均不伪㊼。不仅这二例不伪，莫公所举14处注引“苏曰”而不伪者，经笔者核检均见于“漕台本”和“嘉庆本”，只不过改谓“坡常云”“《东坡志林》”或“东坡先生常言”等而已。由此足见郭知达、曾噩编选校勘之博精。台湾昌彼得曾于《跋宋广东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再谈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两文中，连续提出此疑，力主“此刻当为曾氏采旧本重为校订集注者”或“应是曾噩重行主编”。㊽昌公所言极是，现于此上再细加考辨以释前疑。

曾噩重刻郭知达集注杜诗之事，最早见录于宋陈振孙（1179—1262）㊾《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

《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勦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为善本。

陈氏所题，距曾氏“漕台本”刊行三十余年，距郭氏“蜀本”面世逾七十余年，故有一疑：陈氏是否亲睹过两种原刻？从上解题所示信息看，他定藏有或亲见过郭氏“蜀本”，否则不会以《杜工部诗集注》为标目来著录。但是否亦与曾刻觌面，则难以考证，理由是：此题解未见曾刻中随卷可见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集名的影子；若有曾刻，也不该仅著录“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最为善本”如此简单，当会辨析其间明显之异同，一如于敏中等人于《天禄琳琅书目》卷三注著“内廷藏本”时所云“噩之刻是书也，集诸僚友，精其校讐，固非苟焉付剞厥者”。

因此，《解题》所透露出的信息不外如下：一、不论是郭氏原本，还是曾氏新刊，都是三十六卷；二、郭氏原本确为集“九家”之注，最大特点是不载“伪苏注”；三、曾氏新刊与郭氏原刻定有关联，但无由判断此关联之确切内涵。而最有可能回答此一关联之确切内涵者，无疑就是“曾序”，略云（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观杜诗者，诚不可无注。然注杜诗者数十家，乃有牵合附会，颇失诗意；甚至窃借东坡名字以行，勇于欺诞，夸博求异，挟伪乱真，此杜诗之罪人也！惟蜀士赵次公为少陵忠臣，今“蜀本”引赵注最详。好事者愿得之，亦未易致；既得之，所恨纸恶字缺，临卷太息，不满人意。兹摹“蜀本”，刊于南海漕台。会士友以正其脱误，见者必当刮目增明……宝庆元年重九日义溪曾子肃谨序。

其中“兹摹‘蜀本’”一语至为关键，但须与另一关键“会士友以正其脱误”相对接。如前所揭，“郭序”言之凿凿的“因辑善本，得……九家”，与曾氏新刊隐收王洙及不收宋祁、王安石，且所集远超九家，加之触目所见之“集注”“增添”“新添”等字样，均让人觉得曾氏“新刊”较于郭氏“蜀本”，变动不可谓不大矣。

此外“曾序”与“郭序”都以“谨序”自识，然细按之，曾序之真褒奖者，乃赵次公而非郭知达，故称“惟蜀士赵次公为少陵忠臣”。郭本之要在于删去“伪苏注”，更要在“引赵注最详”。之所以说“更”，原因在于，“伪苏注”出现于南宋绍兴年间（1142—1147），而最早识破其伪者，恰恰就是这个赵次公——亦蜀人也，证据就在时人所谓的“赵注”中。“赵注”成于1134—1147年间，其甲帙卷之一《巳上人茅斋》“天棘蔓青丝”句下注云“《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撰”㊿——这些当是曾氏所知悉者。看来最为曾氏看重的注杜两处关节均出于赵次公，故以“少陵忠臣”盛誉之。

细覆《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除两序——“曾序”中仅见“蜀本”二字——外，不见任何“郭知达编注”之类的标识，然于每卷首均能见“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大题，其下并未有如“嘉庆本”所标“郭知达编注”或“阁本”所示“宋郭知达撰”（“文澜本”）或“宋郭知达编”（“文渊本”“文津本”）；亦可于每卷末见“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的牌记和“曾噩同校勘”的署名。因此，若不是有“郭序”在，只凭“蜀本”二字，见者未必能识其由来。理由是，宋时至少有三种所谓的“蜀本”。较曾噩（1167—1226）稍晚的严羽（1198？—1241？）在《沧浪诗话》（成书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之“考证”条二一云：

综之，“漕台本”并非“翻刻”郭知达“九家集注”本。上文已析，内廷所藏《九家集注杜诗》为元摹本，《四库全书》误以其为宋本采而广之，遂为后世普遍接受。究其实，“九家集注杜诗”此题之于郭知达“蜀本”，可谓是“实至名归”，覆“郭序”可明。如学界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曾氏《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郭氏原刻《九家集注杜诗》这两个差异大到了令人不安的版本混同起来，本文实觉大不妥。曾、郭之间关系，根本不同于“二王”。王琪《后记》备言王洙蒐裒编次杜诗之至功者，如“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杜）诗，家素蓄先唐旧集，及采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编次之，事具于《记》，于是杜诗无遗矣。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讹缺久矣。后人妄改而补之者众，莫之遏也。非叔原多得其真，为害大矣”；亦详言自家所精益者，如“原叔虽自编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再对读郭、曾二序，除称“今蜀本引赵注最详”，更斥其“纸恶字缺”。噩所谓“摹”者，当是仿“今蜀本”之“体例”而已。

四、“九家注”罕传原因之简析

今于“九家注”之诸“阁本”和“嘉庆本”中所习见之“郭序”和“曾序”，自宝庆元年（1225）以来，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被王际华等馆臣于武英殿检出并鉴为“宋椠善本”后补入《天禄琳琅书目》之前，前者只出现于明末清初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1670）的“附录旧序”中，后为“仇注”再次辑入，题为“校定集注杜诗序”；“曾序”则寂而无闻。这就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郭、曾集杜写入四库前鲜见所录，之后则频频见录，既说明此集注清前流传甚少，又说明“阁本”的录入乃其名满天下的主要缘由。同时引出了一个问题：朱注中的“郭序”从何而来？可能有二：要么来自此前杜集的辑录，要么录自名为“校定集注杜诗”的杜集。前者可能性极小，在此前以辑录杜集“旧序”为要的《分门集注》（1195—1224）、《草堂诗笺》（1204）、《补注杜诗》（1216）、《集千家注》（1303）、《钱注杜诗》（1667）中，都未见踪迹。朱氏于所录“郭序”后有注文，先引《沧浪诗话》（上文已引），次及《通考》之“陈氏曰”（即《直斋书录解题》），但并未说明其来源。看来朱氏应当亲睹并过录了“郭序”。又据朱、仇二氏所录“郭序”均题作“校定集注杜诗序”看，朱氏所见可能就是曾噩辑校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果然朱鹤龄《辑注》附于“钱序”后的一段“自识”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注释：

①以“九家注”描述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最早见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十九，后人屡引之；而以此命名者，则从“四库”始。参阅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②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库的著录，瞿氏藏本的流传路径如下：此帙原为长洲王世懋旧藏，后归常熟毛褒，后又归长洲汪士钟藏入“艺芸书舍”；清道光年间（1821—1850）“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此本又为常熟瞿绍基（1772—1836）所得，入“铁琴铜剑楼”；抗战初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递有散出，本帙遂为沪上商人山阴（今绍兴）沈仲涛（1892—1980）购获，藏之“研易楼”，后于民国六十九年（1980）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参阅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248页。

③《杜诗丛刊》本《九家集注杜诗》系文澜阁四库本，据正文前用“古稀天子之宝”阴文方印和后用“乾隆御览之宝”阳文方印可知，此本乃文澜阁原本，非后世补钞。其“提要”前有贵池藏书家刘世珩白文印章两枚，分别为“聚学书藏”和“世珩珍秘”，“聚学”乃刘氏藏书处之一“聚学轩”；正文卷一下有“臣刘之泗敬藏之印”朱文印章一枚，刘之泗系刘世珩之子，卒于1937年，累世所藏珍本为家人典卖，多由1940年以郑振铎为首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在上海秘密发起以抢救江南著名书楼之古籍为目的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所得。因此，文澜阁本《九家集注杜诗》当主要是原乾隆写本，于咸丰十年（1861）的太平之乱中散逸，辗转为刘氏玉海堂所得，后为文澜阁收回。

④因周采泉《杜集书录》描述“嘉庆本”有误，即浙江图书馆所藏此本并非如周氏所言“每半页十行”，而是“每半页九行”，故而并没有论者（罗效智：《〈九家集注杜诗〉及其文献学价值》，《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4期，第83页）所谓的“清嘉庆间复刻本”，此与洪业“引得本”之底本实为同一刊本。

⑤据《王文庄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1774.6.19）所载“寅正入直，奏武英殿通行书并进聚珍版书，俱蒙温旨。晚奏宋版杜诗，大惬圣意”（国家图书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40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574页）可知，进献这本杂有赝刻之杜集者，正是人品与人缘俱佳、时任“四库”正总裁的王际华（1717—1776）。

⑥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乾隆为《九家集注杜诗》所作的两首“御制诗”的时间分别为“乾隆甲午仲夏月中澣”（1774.6.20）和“乙未仲春月”（1775.3）。此前高宗在《六臣注文选》的“御题”中，征引明董其昌称此帙与《汉书》和《杜诗》“鼎足海内者”后说：“《汉书》见在大内，与为连璧。不知《杜诗》落何处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六臣注文选》）可以想见，当高宗不期然突遇“九家注”，将是何等地兴奋。

⑦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参阅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323页。

⑧乾隆对杜诗极为青睐，《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76）屡见“读杜诗”之类的诗文，《御制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所谓“平生结习最于诗，老杜真堪作我师”并非虚谈。

⑨据今人胡可先统计比对，现存《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多卷残卷中，所引杜诗多达六十七首，其中引全诗者三十八首，引录诗句者二十九处，其中既征全诗又引注释者有十四首：《过南岳入洞庭湖》《宿青草湖》《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人日二首》《寄司马山人十二韵》《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丽人行》《柴门》《到村》《落花》《风雨夜看舟》《远游》和《赠卫八处士》。胡氏通过“以上面十四首诗与宋元时期杜诗注本比勘，发现《大典》所用杜诗版本乃是元人高楚芳所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四卷”。参阅胡可先《杜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213页。

⑩（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5页。

⑪参阅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页。

⑫参见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蔡锦芳《〈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72页。

⑬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⑭昌彼得：《再谈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1页。

⑮㊹参阅刘文纲：《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罗效智：《〈九家集注杜诗〉及其文献学价值》，《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4期；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

⑯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0、251页。

⑰刘蔷：《清宫“天禄琳琅”前编书的结局与余绪》，《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⑱如卷三十五第一首《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诗题下“赵云此篇盖吴体矣”，仅见于此；篇末所引“赵云”亦仅见于此。故曾噩《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序》和严羽《沧浪诗话·考证篇·二一》均称“蜀本引赵注最详”或“赵注比他本最详”。

⑲丰坊之赋后收入崇祯七年（1634）成书的《书画题跋记》（郁逢庆撰）卷五和崇祯十六年（1643）成书（汪砢玉撰，“万有文库”1936年版，第561页）的《珊瑚网》卷二十二中。乾隆亲为制序、陈元龙主持、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完成《御定历代赋汇》卷八十二及缪荃孙所辑《藕香零拾》第四十六集亦录此赋。清张照（1691—1745）等人于乾隆九年二月（1744.3）奉敕编撰的《石渠宝笈》卷十五亦曾引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24·1－825·1）。华氏简介参见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第206－207页。

⑳九部分别为：《前编》卷一“宋版经部”之《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二十卷、卷三“宋版集部”之《兰亭考》十二卷附一卷、卷七“明版经部”之《五经四书》十卷、卷十“明版集部”之《六家文选》六十卷和《窦氏联珠集》五卷；《后编》卷十一“元版集部”之《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和《文心雕龙》十卷、卷十二“明版经部”之《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十八“明版集部”之《楚辞王注》十七卷。

㉑《天禄琳琅书目》中所载“阙补”者，情形有二：一为清人就目所补，如卷三《九家集注杜诗》所阙补；一是不明何人何时所补，如卷二《资治通鉴考异》之“阙补卷十二之卷十八”，因“御题”中有云“是书……中间十二卷至第十八卷旧阙，不知何人补钞，几与雕本莫辨”。

㉒照此推断，“内廷本”所阙诸叶的钞补时段，当在“仇注”进献即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1693）之后整理内廷书籍时所补。

㉓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项笃寿自刻书。项氏向以藏书家和刻书家闻于世，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誉其所刻之书为“明人刻书之精品”，他万历二十年（1584）所刻黄伯思撰《东观余论》两卷，因油墨和纸张均属上品而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季锡畴（1791—1862）误认为是宋刻。这次四库馆臣误此“内廷藏本”为宋椠本，情形与季氏相似。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其中大部分仍是南宋原刻，只是挖改重刻了各卷的卷首和卷尾标明题名处，就中所阙各卷各叶——料想不会太多，则以原版式、宋体、纸张、墨色等依样补刻装入，更名为《九家集注杜诗》。只是此种可能性太小，仅存此备考。

㉔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则断其为“宋刊”。是否有如下可能：“带经堂”所藏《九家注杜诗》正是武英殿庋藏的所谓“宋椠善本”，因缘际会，嘉庆二年的大火并未将其化为灰烬，为嘉庆七年（1802）进士陈徵芝秘得，或因已知中有赝刻，或为避嫌，故只记“旧刊本”，不著“宋本”。

㉕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周氏在著录“九家注”版本时，依清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判有“明刻本”，盖据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注59），洪氏据《持静斋书目》（1870刻本）卷四。然查今两种点校本（路子强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页；张燕婴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4页），均只注“刊本”。笔者未见《持静斋书目》1870年的刻本，故存之待查。

㉖此藏书章“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不同著录稍异。主要是“翰院收藏”四字，有的录为“史氏家传翰林攷藏书画图章”（《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八和《静嘉堂宋本书影》卷三十四所录《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残本六卷》），有的录为“史氏家传翰苑收藏书画图章”（《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一《御题三礼图》、卷二《三礼图》）。“攷”当为“收”字形误，“林”字当为“翰林”顺误，“苑”字当为“院”字音误。参见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3页。今查《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史氏印章确为“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

㉗夏令伟：《南宋四明史氏家庭及其文学研究》，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㉘参阅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7页；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昌彼得《再谈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我初步认定此图章为明代史鉴（1434—1496，字明古，号西村，吴江人）所有，其孙史兆斗（？—1663）亦明末清初藏书家。

㉙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㉚参阅刘蔷：《“天禄琳琅”版本鉴定错误及其原因探析》，《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9期，第78、80页。

㉛参阅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77－80页。

㉜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纂修官对所办之书，写出提要稿，会提出四种处理意见：应刊、应抄、应存和应删。“应刊”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述，不仅要钞入“四库”，还要送武英殿刊刻“聚珍版”；“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述，可以钞入“四库”；“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但可以在《总目提要》中存其名，列入“存目”。参阅李常庆《四库全书出版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㉝㉟陶湘：《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㉞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翻印，第147页。

㊱故宫网页：http：／／tech2.npm.edu.tw／museum／index. aspx？lang＝zh－tw。另见《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集部·别集类”，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1014页。

㊲傅斯年图书馆珍藏善本图籍书目数据库：http：／／www. 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159295833。

㊳邵懿辰：《增订简明四库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47页。

㊴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3页。

㊵（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17－918页。

㊶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0页。

㊷此事亦载《皇清文颖续编》卷五十七鲍桂星所撰《驾幸翰林院雅十篇谨序》中。据“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7779－001）载，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嘉庆亦赐大学士禄康等人各一部《九家集注杜诗》。

㊸参阅赵曼、陈景阳：《〈九家集注杜诗〉中宋代宋祁、王安石、黄庭坚三家注杜考》，《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

㊺蔡锦芳：《〈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㊻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