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载：杜甫诗歌嬗变的关节点（下）

2017-04-22谷曙光

杜甫研究学刊 2017年1期

谷曙光俞凡

天宝六载：杜甫诗歌嬗变的关节点（下）

谷曙光俞凡

历来谈论杜甫诗风诗旨，最多的便是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然而考察其早年诗作，并非向来如此。在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诗风是不断嬗变的，变是常态。杜诗之所以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诗人的遭际、境遇和所处的时代等，都起到了重要而微妙的作用。譬如杜甫在长安的十年，特别是天宝六载（747）参加李林甫主导的制举的经历，既是他人生的一大转关，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也显得十分紧要。以天宝六载为分界点，考察杜甫十年间的作品，可知其诗歌在情事、诗艺、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不易察觉的微妙变化，而诸多变化对于诗人锻炼、塑造深沉婉折的诗风，干系重大。天宝六载，既是杜甫的人生转折，杜诗亦从这里转折。论文还对李林甫与杜甫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

杜诗嬗变天宝六载关节点

五、人生转关与诗风嬗变

陈贻焮说：“以应诏退下一事为分界，此前此后杜甫简直判若两人。”㉙天宝六载应制举的失败，确实使杜甫的境遇、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杜甫《秋述》一文是体味诗人制举落第后几年间心态心境的重要文章，其文开头说：“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更沉痛的叹息是：“我，弃物也，四十无位。”读之令人鼻酸。杜甫感觉被国家、被君主抛弃了，这种强烈的被遗弃感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情志，生出诸如忧伤、消沉、沮丧等负面情绪。诗人悲愤交加，在痛苦的体验和领悟中，重新思考人生，这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打开了另一扇门。以天宝六载为中心，在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杜甫诗歌抒写的情事、艺术和风格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面貌。

（一）从浪漫的裘马轻狂到深沉的内心独白

从诗歌题材内容看，天宝初至六载，杜甫留存的诗作主要是围绕登览、宴饮、赠友之作。天宝六载之后，虽然仍有登览、宴饮之作，但是内容和情感与之前已有所不同。旅食长安期间，诗人还创作了相当多的投赠诗和忧国虑民之作，这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登览宴饮之作

天宝六载之后，杜甫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长安附近，其诗开始频繁流露出有志难酬的抑郁和苦闷，同时增加了对于国家、时局的关切。《行次昭陵》《重经昭陵》两首，系诗人行经昭陵所作。《行次昭陵》前半说太宗功业，赞颂得体，后半感慨时事，又沉郁悲凉。回望太宗“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的文治武功，多么显赫！而今却危机四伏、难以为继。其诗以“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结笔，笔力高古，感慨深沉。

作于天宝十载的《乐游园歌》亦值得重视。杜甫参加了一次春日游筵，按说美景、美食、美酒，换了旁人，当乐不可支，而此诗前半部分写游宴也确是繁侈富华的，然而诗的重心却在后半部分，“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自叙年华虚度、功业不就的彷徨，抚今追昔，一唱三叹。何以游宴难以消愁解闷？先看清人叶燮之评：

即如杜甫集中《乐游园》七古一篇：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缋，无所不极；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

之所寄托何如也！㉛

此评乍看有理，实则仍是隔靴搔痒。其实，关键在“圣朝”二句。杜甫天宝六载遭一重创，之后困守长安，苦心钻营，凭借献“三大礼赋”，得以待制集贤院，似有转机，但实际仅得“参列选序”资格，并未实授官职。前途、理想、抱负，仍在虚无缥缈之中，因之忧郁深广，产生一种类似“我爱国，国却不爱我”“我忠君，君却不要我”的被遗弃感。故“圣朝”二句，实激愤语。倒是卢元昌之解说鞭辟入里：“当此春和，一草一木，皆荷皇天之慈，忻忻然有以自乐，独我贱士，见丑圣朝，今幸三赋，得叨宸赏，乃待命集贤，又复逾年，夫岂皇天悯覆、终遗贱士乎？”㉜可谓探骊得珠之论。作于同一年的《杜位宅守岁》后半云：“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年届不惑，而功业无成，将不再以功名拘束，惟纵饮以寻乐。这其实仍是反话，“若自放而实自悲也”㉝。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天宝十一载），乃纪游之作，同行之人高适、岑参、储光羲皆有诗，三人诗只是单纯地写景游览，杜诗则忧愁万端，政治预见性极强，“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现出对于帝国的忧虑、时局的焦灼、前途的迷惘，目光敏锐，极具政治器识。

2.投赠干谒之作

天宝六载之前，杜甫的投赠诗主要是写给友人，多表现为一种平等的、情感上的交往。天宝三载至五载，杜甫写了大量的诗赠予李白：三载《赠李白》，四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赠李白》《冬日有怀李白》，五载《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等。这些作品，感情真挚，吐属珠玉，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诉说了与李白的友情以及对李白的思念。

天宝六载之后，杜甫的这类诗主要用于投赠干谒，“实用性”增强，对象多为居高位者，表达自己仕进无门的苦闷和抑郁，更重要的是希望对方能够提携自己。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翰林张四学士》（九载）、《赠韦左丞丈济》、《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十载）、《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十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其中诗句如“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此生任春草，垂老独飘萍”，凄惨如哀鸿泣血，无助如飘泊秋蓬，刻画出诗人因怀才不遇、坎坷备尝，在生活和心灵上遭受的双重苦闷和悲愁。杜甫在诗中屡屡表示，希望能够得到高位者的眷顾，他甚至一度请托鲜于京兆向杨国忠求助（《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当时杜甫在长安已经七八年，杨国忠其人，他不可能不了解，但仍如此作为，可见其时已窘迫到了极点，他的忍耐也差不多到了极限。怀着困兽犹斗之志，诗人无所顾忌，费尽心机。换言之，他在求官这条路上，已经黔驴技穷了。我们对杜甫此时的作为亦不能过于苛责，如仇兆鳌所说：“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㉞是为平情之论。

3.忧国虑民之作

天宝初，唐朝延续着开元时期的繁荣，杜甫尚且年轻，少经世事，又不曾受饥寒之苦，因而其诗几乎没有忧虑民生之作。为数不多的困惑，也是诸如“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龙门》）之类，顾宸评释：“相阅征途，谓阅视征行之人，往来无尽，而吾之生也有涯，不知尽吾之生，得几回相阅始尽也，此种有劳生之感。”㉟不过是淡淡的哀愁罢了。或是《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四载）中隐隐流露的由于隐居而产生的，对生命何归的怅惘之感，“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诸句，精微冲淡，潇洒出尘。

然而天宝六载之后，杜诗开始大量出现忧虑国计民生的作品。他将自己的遭遇与百姓、士兵的疾苦融合在一起，推己及人，其作品既表达了对于国家未来的担忧，对百姓、士兵悲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又反映了自身生活的艰辛不易。《兵车行》（天宝十载）、《前出塞九首》（天宝十载）、《白丝行》（天宝十一二载间）等作品都是如此。《兵车行》前段描写送别的场景，后段通过征夫之口展现兵役之苦，揭示了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前出塞九首》记叙一个普通士兵出征的各个阶段，借征夫之行，写征人之怨，对统治者“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穷兵黩武进行批判。《白丝行》则是“为伤才士汲引之难，弃捐之易而作”㊱，核心在“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杜甫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一时期萌发的，并随着时间和阅历的增长，一步步聚拢、凝结、深化，在创作中逐渐凸显出来。这显然与长安困守时期的荆棘与苦难，特别是天宝六载的挫折，密不可分。

（二）从凌云健笔到惨淡经营

杜甫诗歌的艺术手法和风格，天宝六载后，也发生了缓缓的变化。今人每言老杜是现实主义诗人，实则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趋向现实，趋向社会的。在天宝六载前的创作中，杜甫很多时候与其他盛唐诗人一样，诗歌的浪漫气息，随处可见，昂扬、积极、欢快的调子亦不难找寻。但在天宝六载之后，杜甫的作品变得忧伤、忧郁，诗风渐渐转向现实、深沉、婉折，沉郁顿挫的风格初现端倪。

首先，在写法上，天宝六载之前的诗歌受题材的影响，以传统的描写、抒情为主。如《夜宴左氏庄》描写宴会之景，《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描绘历下风光，《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描摹新亭景致。然而天宝六载之后，其诗中记叙和议论的运用逐渐增多。一是杜甫经常采用叙事的方式，通过个别人物的命运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实。刘熙载曾称赞：“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㊲二是在杜甫创作的诸多反映自己心态境遇的投赠干谒诗中，诗人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旅食长安期间的作品，杜甫动辄牢骚满腹，他要倾吐块垒，大发议论，直截了当地抒发自己在应制之后的困窘和苦闷，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时宜，与其说是投赠，不如说是内心独白，心灵变奏曲。

其次，在语言上，天宝六载之前多优美精炼之作，“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之五）者颇不乏例。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游龙门奉先寺》），“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语言绮丽精美者亦有，孤立地看“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椀碧马脑寒”（《郑驸马宅宴洞中》），或许误以为乃宫体诗。但天宝六载之后，诗人更多的是自铸伟辞，语必惊人。杜甫甚至开始用一些狠重、激烈的语词，令作品展现出瘦硬奇峭的面貌。狠重或有助于宣泄愤恨，而激烈则能增强诗之张力。这不能不说是激切悲愤心态、情感在诗歌语言方面的投射。如“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特别是《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几句，激切狠重，诗的刺激性增强，张力扩充，是为语言上的奇效。众所周知，杜诗的遣词造句，极得后人赞许。天宝六载后，诗人确实更讲求炼字炼句，而诗句的精微烹炼，会令诗意更精警显豁。可以说，困守长安时期的杜诗语言进入了一个更为用意经营的境地。

再次，在风格上，天宝六载之前的诗歌与诗人的精神风貌一样，总体显得昂扬、奋进。如《今夕行》中高唱的一样，“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无论是宴饮诗，还是思念友人的诗作，基调大多是明朗轻快的，少见后期的“沉郁顿挫”之感。在描写宴会之景时，杜甫说“蕴真惬所欲”（《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这样直接而不受拘束的欢快在天宝六载之后已渐少见。应制举之后，诗歌风格从雄阔、昂扬慢慢地转为深沉、平实，并向着沉郁顿挫的风貌渐次发展。且不论如《兵车行》等直接叙述民生疾苦的诗歌，即使是写游筵的《乐游园歌》，也在前半段铺陈颂扬之后，忽转而悲白发，“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无限低回，郁勃深沉。杜诗中的感慨愈来愈多，自叹今非昔比、讽刺权贵、慨叹人情淡薄，种种感慨，一一形诸笔墨。如《贫交行》（十一载）“见交道之薄，而伤今思古”㊳，以管鲍之交讽刺其时人情冷暖。凡诗鲜不抒情，而杜诗之抒情，厚重有力，力透纸背。这种艺术效果，实非一蹴而就，乃是情志不舒，长期郁结之生活、心理状况渐次造就。

六、诗风变化的关键契机

由上可见，天宝六载前后，杜甫的诗歌在抒写情事、艺术呈现、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把这些变化汇聚起来看，如此集中并且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一定有着内在的变化契机。究其原因，天宝六载的挫折应是关键因素，它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实为杜甫诗风变化的嚆矢。下面再以之为关节点，申论这一问题。

制举失败是杜甫一生的转关。这一场“野无留才”的制举在杜诗风格变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在唐代，科举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非正常原因的科举失败带来的打击显然更令人难以接受。正是这次经历，使得杜甫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认清了号称盛世的唐帝国的政治腐败，权臣欺君罔上，士林噤若寒蝉。折翅饮恨的杜甫不得不谋划今后的出路。虽然家道败落，生活陷于困顿，杜甫仍不忍放弃家族世代为官的传统、济世佐君的理想，他始终对做官怀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强烈渴望。他虽厌恶权贵，却又不得不谋求权贵的汲引提携。痛苦激发了诗人的创造力，情绪的起伏波动令诗中的叙事、议论明显增多，他喋喋不休地叙说自己的境况，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平之鸣，诗风遂转向深沉、郁勃。

制举带来诗人生活境况的变化：从放荡齐赵到旅食京华。天宝六载之前的杜甫，在吴越和齐赵漫游，留存下来的诗作主要是游历名山大川、结交名士、宴会赋诗。杜甫凭借卓颖的才华，足以应付这种生活并轻松取得旁人的称赞，获得自身的满足感。这一阶段的杜甫是相对惬意的，反映在作品中，诗歌风格就显得明快。而长安是当时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权贵云集，等级分化也十分显著，杜甫作为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官之子，也许应制举前别人会因他的才华而赞叹，但是在制举失败后，无身份、无赀财，在长安举步维艰，生活的失意、窘迫直接反映在诗人的作品中，造成诗歌情事、风格的急遽变化。

制举失败加深了诗人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体味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漫游期间，诗人由于涉世未深，对整个社会的认知还不十分深刻。长安时期，诗人既能近距离观察权贵、官场的真实情况，参透华筵背后的丑恶，又能直接接触到下层的普通民众，体会他们的苦难。通过对上与下、贵与贱、富与贫的透彻洞察，使得诗人对社会有了去皮见骨般的立体、深邃的认知。唐帝国的繁荣表象之下，隐藏的是各种危机，皇帝日益昏聩、耽于享乐，各级官僚阴狠狡诈、上下交征利，而普通百姓却承受着最深切的苦难。由于地位较低，在与上层交游时，杜甫难免遭受白眼、奚落，这也让他更加看清官场的势力和人情的浇薄。亲历阶级差异、贫富贵贱，两相对比，出于对国家的深切关心、君主的无限忠悃，诗人创作了诸多“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杜诗的批判色彩和讽刺意味也日渐增强。

研究杜诗的嬗变，应基于其生活、境遇、心态的变化。陈贻焮云：“应诏一事，实是转关；此前此后，他判若两人。”㊴诗人不幸诗家幸。苦难是一种馈赠，反过来说，杜诗亦是苦难的结晶。成就杜甫一代诗圣的因素多元，这其中，诗人先天的禀赋、后天的努力必不可少，而苦难的经历，更是重要契机。傅璇琮认为：“杜甫旅食京华十年，正是从这些现实矛盾的日益深化、社会危机的愈加严重中逐渐提高认识，并锤炼其诗笔的。从这个意义说，李林甫导演的这一次天宝六载制举试的阴谋，对诗人杜甫来说倒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㊵此论很艺术，亦甚辩证。无论是天宝六载前或后，杜甫都是想要仕进济世的，但是当他亲身经历不平、陷于困厄后，更能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他尝试着去贴近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活。他甚至对所谓的盛世也产生了怀疑，敏锐地嗅到了隐藏在盛世华筵外表下的危机。

苦难令诗人深沉，崎岖助成诗人的慷慨悲歌。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天宝六载前后，杜甫诗歌确实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无论是情事、艺术还是风格，都前后有别。这些转变基于生活境遇的改变、阅历的增加，也源于诗人心态的变化。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发酵，产生合力，推动杜诗朝着沉郁顿挫的风格基调缓缓发展。诗歌亦是一剂“疗伤贴”，杜甫践行的是“痛苦诗学”“苦难诗学”，日久天长，日渐凝聚，杜诗逐渐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而天宝六载的制举，当是杜诗嬗变中的一个关节点，须格外引起重视。

笔者此文，无意于过度强调天宝六载之于杜甫的重要性，导致杜甫诗风转变的因素复杂多元，更与社会大变迁密不可分。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歌者。杜甫所处的开元天宝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大起大落的时代，也是历史的风陵渡口。杜甫身处其间，经历欢乐、兴奋、骄傲，亦有迷茫、孤独、悲怆……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守夜人，亦有它的敲钟者，杜甫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守夜人、敲钟者，他的作品或可喻为那个时代的暗夜的明灯、清晨的钟声。从他天宝六载前后的吟唱，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些许不同，这些许的变异却有着见微知著的重要意义。天宝六载——杜甫的人生转折，杜诗亦从这里转折。

注释：

①此处借用股市术语，以启发思路，未必允当，读者鉴之。

②⑫⑬⑭㊵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第140页、第144－145页、第152页、第154页。

③莫砺锋等：《杜甫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④⑯㉔㉙㊴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第91页、第95页、第97页、第112页。

⑤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4页。

⑥本文的杜诗系年，一般依据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征引杜诗，亦据此书，下文不再说明。

⑦㉑㉕㉗㉞㊳（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1页、第58页、第64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16页。

⑧关于杜甫第一次应举，有开元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两说，姑且采用赞同者较多的开元二十三年。

⑨⑩（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46页、第1159页。

⑩从开元二十三年到天宝六载之间，杜甫有无参加科举，尚难判断。

⑮天宝初年，皇权、相权（尚有不同派别）、太子等几股势力，斗争险恶。丁俊《李林甫研究》分析：“太子经二狱而不倒，这让李林甫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于是，朝不保夕的心理使得他自固愈切，开始与安禄山交通，也开始封锁进贤之路。”（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