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薇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渤海国迁都东京龙原府探析

佟 薇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渤海国因受唐朝“泾原兵变”的影响，使唐朝贡贸易受阻，故而将都城由上京龙泉府迁往了与日本联系更为便利的东京龙原府，其本意是试图以赴日交聘贸易取代暂时中断的使唐朝贡贸易，以继续维系渤海经济发展和外部支持。然而，因受国内王权纷争、新罗势力介入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影响，在以东京为都期间，渤海并未实现加强与日本政治、经济联系的目的，在初步解决了内部王权交替、唐朝藩镇叛乱基本平定之后，到了大华玙继位，又将都城迁回到上京。

渤海国；泾原兵变；东京龙原府；日本；唐朝

唐贞元时期，即大钦茂统治后期，渤海国都城由上京龙泉府迁至东京龙原府，以东京为都时间约从唐贞元元年(785)至贞元十年(794)。东京龙原府城址比定为今珲春八连城，然而对比上京城与八连城的为都环境，上京城明显优于八连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渤海国迁都东京？综合考量，渤海迁都东京龙原府系由多种因素促成。目前的诸多研究仅是以加强与日本交往来进行简单的概括，但为何这一时期渤海要加强与日本的交往，这就需要从渤海与唐的关系变化进行考察。唐朝爆发的“泾原兵变”使渤海与唐的朝贡贸易暂时受阻，渤海为满足国家经济的发展需求，意图以渤、日交聘替代渤、唐贸易，但受多种因素的干扰，渤海加强与日本交流的构想未能实现，在成王继位后即复迁上京。渤海迁都东京与日本存在紧密联系。此外，国人势力的膨胀危及王权统治，*酒寄雅志：《渤海国家の史的展開と国際関係》，《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東京：校倉書房，2001年，第49—97页。以及新罗加紧北进的步伐威胁渤海南境，如上因素应是渤海迁都的多重诱因，本文将就此展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迁都东京龙原府

其一，渤海国的民族传统影响统治者的迁都决策。从渤海的族源来看，其属粟末靺鞨，而关于靺鞨的研究，鸟山喜一、金毓黻、杨军等学者曾提出，靺鞨之称谓有时系指秽貊。孙进己等学者从语言上考证靺鞨乃秽貊，并根据大武艺致日本国书中称“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等史料指出粟末靺鞨属秽貊系统。*孙进己、艾生武、庄严：《渤海的族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册府元龟》载“濊国，本朝鲜地……多有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王若钦等：《册府元龟》卷959《外臣部四·土风》，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109页。可见，秽貊族系有此忌讳，那么这也可以成为滨田耕策观点的佐证，说明大钦茂在丧妻、丧子后摒弃旧都，迁都新地是受秽貊传统观念的影响。

其二，渤海国内的国人势力膨胀威胁王权统治，促使统治者迁都东京。据《新唐书·渤海传》载：“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9《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1页。大钦茂去世后，大元义继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国人杀之”。这里出现的“国人”是谁？古之“国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如《周礼·地官·泉府》“国人郊人从其有司”，*《周礼》卷2《地官司徒·泉府》，《断句十三经经文》，台北：开明书店，1970年，第23页。此意为居住在大邑内的人或本国人；另一种如《孟子·梁惠王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孟子·梁惠王下》，《断句十三经经文》，台北：开明书店，1970年，第6页。其含义为全国的人。目前囿于史料限制，无法明晰国人的真正身份，暂且从大元义被杀的原因入手予以辨析。首先，大元义作为“钦茂族弟”的身份，不符合常规的继承条件，所以很有可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王位，从这一点出发，国人确有可能是以大钦茂嫡系子孙为首的政治势力；其次，大元义的“猜虐”性格引发国人对其统治的不满，与历史上的“国人暴动”相似，亦有可能是普通百姓。然而，大钦茂末期，王位继承人迟迟未定，侧面反映了国内似乎存在着可以左右王权的势力。因此，笔者认同酒寄雅志对国人的理解，即“国人”是从文王末期开始发展势力，并在8世纪末拥有左右渤海王权的一股政治势力。*酒寄雅志：《渤海国家の史的展開と国際関係》，第49—97页。大钦茂末期“国人”势力膨胀，威胁王权统治，渤海政权内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成为驱动渤海国迁都东京的原因之一，而大钦茂希望通过转移政治中心实现巩固王权的目的。

其三，渤海国受到新罗政治动向的影响而转移政治中心。据《三国史记》载：“新罗宣德王二年(781)，秋七月，发使安抚浿江南州郡；三年(782)，二月，王巡幸汉山州，移民户于浿江镇。秋七月，大阅于始林之原；四年(783)，春正月，以阿餐体信为大谷镇军主”。*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9宣德王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可见，新罗在渤海迁都东京前加强对北部边境的管理，其政治和军事意图很明显是针对渤海。渤海的南部疆域受到新罗的威胁，为了强化对两国交界地区的有效控制，并通过加强与日本的政治联盟以牵制新罗的继续北进。迁都东京成为掣肘新罗，充分利用海上交通之路的有效措施。

其四，渤海国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迁都东京。渤海历来积极与唐交往的重要目的是发展贸易，唐开元元年(713)，渤海首次遣使朝唐即奏请“就市交易”，*《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第11237页，唐许之。由此可见，渤海与唐朝的往来基础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使。渤海的遣唐使由登州出入唐朝内地，经由淄青平卢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管辖区域，渤海国与唐朝的往来频繁，和此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押蕃使不仅管理新罗、渤海事务，还与之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登州之地设有新罗馆、渤海馆。渤海频繁地遣使朝唐，从大兴二十七年(764)至大兴四十五年(782)，朝唐次数多达26次，换取了大量的贸易收益和赏赐。然而，从大兴四十六年(783)至大兴五十三年(790)的八年间不曾遣使唐朝，除了渤海内部的原因之外，唐朝的政治动荡成为阻碍渤海与唐交往的主要因素。安史之乱后，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势力强大，德宗继位后，力图削藩，由此引发了“泾原兵变”。泾原兵变发生后，唐朝忙于平定各地节度使的叛乱，加之贞元二年(786)以后，吐蕃频繁侵犯唐朝的邠州、宁州等地，并于贞元六年(790)攻陷北庭都护府，*《新唐书·德宗纪》，第197页。唐朝出兵抵御吐蕃的进犯。连年的平叛与征战，使唐朝也无暇顾及与渤海的交往，进而阻碍了渤海与唐的经贸往来，暂时终止了渤海在与唐交往中的巨大获利。为了维护渤海的经济利益和获取外部支持，渤海最大的贸易对象势必转向了日本，所以才将都城迁往与日本交往更为便利的东京龙原府。

综合来看，迁都东京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渤海南部和东南部的疆域稳定，通过与日本的密切联系维护其经济利益并实现牵制新罗，更为有效地管理东南部地区的目的。

二、迁都龙原府前后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变化

渤海与日本的海路通道主要有北线、筑紫线和南海府线，据统计，渤海赴日使团使用筑紫线和南海府线各一次，其余皆用北线。渤海来往日本多选择北线主要是掌握了日本海季风和洋流的规律，便于航行。北线主要是经“东京龙原府”，从盐州(今俄属克拉斯基诺古城)出发，向东南横渡日本海，到达本州岛西海岸的出羽、加贺、能登一带。这便是称“龙原府”，为“日本道”的重要原因。

与上京和显州相比，东京龙原府是距离日本最近的都城，也是以往从渤海上京通往日本的必经之地，迁都于此绝不能排除日本的影响。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分析渤海迁都东京的原因中，都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谈到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关联。前文已述，渤海迁都东京龙原府的诱因之一是为维护渤海的经济利益，获取外部支持，加强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成为弥补对唐贸易中断的有效途径。

纵观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史，渤海共聘日34次，日本遣使13次。根据双方的交往情况，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727年至811年，是双方互相交流时期，以渤海国初次遣使访日为起点，日本最后一次遣使渤海为终点，这期间双方交流频繁；第二阶段是从814年至919年，这一时期为渤海单方面访日时期，其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一直以来渤、日关系研究的重点是放在第一阶段。

双方交流的第一个阶段渤海遣使日本17次，平均每5年遣使1次，从安史之乱结束后至渤海迁都东京前(763—785)，渤海遣使日本5次，基本符合常态，但日本在对待渤海使者的态度上则时常发生变化。大兴三十四年(771)渤海国使壹万福率325人出使日本，使者以文官为主，人数多于以往，说明了渤海遣使日本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而渤海使团所受到的待遇与前6次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日方“先是责问渤海王表无礼于壹万福”，并退还了渤海的国书和信物，渤海国使不得不“再拜据地而泣更申”并“改修表文，代王申谢”。*菅原道真：《续日本纪》(四)卷32光仁天皇宝龟三年春正月丙午条，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364—366页。虽然有上述争端，渤海依旧从日本获得大量的丝绸、布匹等物。大兴三十六年(773)夏，渤海国使乌须弗等访日，日方再次以“所进表函，违例无礼者”为由“不召朝庭”，令其立即“返却本乡”，但考虑到“涉海远来，事须怜矜，仍赐禄并路粮放还。”*菅原道真：《续日本纪》(四)卷32光仁天皇宝龟四年六月戊辰条，第408—410页。大兴三十九年(776)，渤海使团出使日本的目的是祝贺光仁天皇即位，因此日方没有刁难渤海使团，并对史都蒙等给予了较高的礼遇。大兴四十一年(778)，张仙寿等也受到了日方的欢迎。大兴四十二年(779)九月“渤海及铁利三百五十九人，募化入朝”，但日方认为“来使轻微，不足为宾”，拒绝准许渤海及铁利使团入京，并“欲遣使给飨，自彼放还”。*菅原道真：《续日本纪》(五)卷35光仁天皇宝龟十年九月，第104页。同年十一月，敕检校渤海人使“进表无礼，宜勿令进！”*菅原道真：《续日本纪》(五)卷35光仁天皇宝龟十年十一月乙亥条，第112页。虽然该时间段日本屡屡挑剔渤海进献的国书、来使的身份以及登陆路线，但最后对渤海使团的要求基本均“许之”，渤海乐此不疲地遣使日本势必是有经济利益的驱动，通过与日交聘，获得所需的物品，也进一步验证了渤、日交聘主要目的的转变。

定都东京的十年间，渤海仅遣使一次，且在此期间日本未曾遣使渤海，如此状况似有违上述渤海迁都之初衷。渤海迁都东京后交往频率降低，但这并不能说明渤海迁都东京的原因与日本毫无关系，而是另有其他因素制约了渤、日间的往来。

唐朝的“泾原兵变”使渤、唐的交往受阻，终止了渤海从唐朝获取的巨大收益，在贸易利益的驱使下，使其不得不将主要交聘对象转向日本，故而迁都东京。然而定都东京后，渤海与日本的交聘情况并未像预想中的密切，甚至进入了双方交往的低谷期，究竟何因导致了这种不符合逻辑的现象？个中原委值得推敲。

首先，渤海与新罗的关系似有缓和的迹象，动摇了渤、日交往的政治基础。渤海与新罗的交往中既有对立冲突，又有使臣交流，由于两国的扩张领域存在交集，并且从现存史料来看，对立占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使臣交往却鲜有记载，《三国史记》中仅有两次新罗向渤海派遣使节的记录，其中一次即是以东京龙原府为都期间。新罗元圣王六年(790)“三月，以一吉餐伯鱼使北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10元圣王六年，第135页。此次遣使恐与大元义势力夺权有关。大元义是通过非正常手段登上王位，与“国人”阶层矛盾尖锐，寻找渤海宿敌新罗的支持就成为大元义获取王权的最佳选择。然而渤、日结盟的基础即共同挟制新罗。日本自白村江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征服新罗的野心，在以藤原仲麻吕为首的执政期间策划出兵新罗，并为战争做了诸多准备。同时期日本遣使渤海5次，渤海访日3次，可以说是渤、日双方交往的蜜月期，其目的就是要共同军事征伐新罗。大元义为获得新罗的支持，势必会破坏渤、日间的来往，在王权角逐期间，大元义获得了支配王权的力量，使得大钦茂一系的政治力量无力加强与日本的交往，暂时停止与日交聘。可以说，新罗与大元义势力的勾结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渤、日的交往。

其次，日本大规模的征夷行动使日方无力承担接待渤海使团的消耗。从《续日本纪》的记载来看，自桓武天皇延历八年(789)以后，日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征讨虾夷，连年用兵消耗巨大，无力应付渤海使团的来访。此外，日本与虾夷的战争还增加了渤海遣使的风险，使漂着到虾夷地区的渤海使团频遭其“劫掠”，这也是阻碍渤、日密切联系的重要因素。

最后，该阶段席卷整个东亚的自然灾害亦是导致渤日结盟构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渤海以龙原府为都期间，整个东亚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如表1所示)，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原、新罗、日本在同时期频繁地发生自然灾害，而渤海与三国相邻，想必也深受自然灾害的威胁，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和国力不容许其有更多的精力远航日本。日本亦然，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物力赈济灾民，日本也无力接待渤海使臣，满足渤海的经济贸易需求。自然灾害频发，影响了渤海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阻碍了渤、日的进一步交流。

三、复迁上京龙泉府

唐贞元十年(794)渤海国将都城复迁至上京，昭示着其国家对内策略及对外战略又一次发生转变。唐德宗建中三年(782)至贞元六年(790)，渤海受唐朝政治动乱的影响未曾遣使朝唐，并将都城迁至距离日本较近的东京龙原府，而迁都东京后，渤海与日本的交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待唐朝的政治动乱结束，渤海又重新开始恢复与唐的交往，遣使臣先后朝唐，恢复与唐朝正常的朝贡关系意味着渤海可以继续从唐朝获得大量的回赐物品，并与唐互市，用以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

表1 公元785年至794年间唐朝、新罗、日本自然灾害统计表

资料来源：参见《新唐书》卷7《德宗纪》、卷34、35、36《五行志》(一、二、三)；《旧唐书》卷12、13《德宗纪》(上、下)、卷37《五行志》、卷141《张孝忠传》；《资治通鉴》卷232；《续日本纪》卷38、39、40；《日本后记》卷1、2、3；《三国史记》卷10。

渤海国是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有义务向唐朝贡，待唐朝社会稳定后，渤、唐关系重新恢复，也就不存在重日本而轻唐朝的政治环境，并且以东京为都的十年间强化对日联系的构想亦未达成，因此渤海与唐、日两国回到了以往的交聘关系上。同时，渤海在与唐的交往过程中，不仅有政治和经济贸易的需求，还积极仿学唐朝的文化制度，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来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第11559页。文宗太和七年(833)，“忽汗都督国王大彝震奏：遣学士谢楚卿、赵孝明、刘宝俊三人附谢恩使同中书右平章事高赏英附上都学问，先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等三人，事业稍成，请准例递乘归本国。”*《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第11560页。由此可见，渤海国对唐朝的需求更为多样，所以其交往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交聘日本。因此，当渤海国与唐朝、日本的贸易关系趋于稳定后，加之与新罗勾结的大元义亦被“国人杀之”，继续以东京为都的政治效能便随之丧失。

此外，大华玙继位后“复迁上京”的决策也受渤海国的战略发展方向影响，经略北方是大钦茂迁都上京的重要缘由，然而还未完全实现对北疆的开拓便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迁都东京，此刻渤海再次将战略目标投向东北方向。史载：“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713—755年)间八来，……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785—805年)中一来；虞娄，贞观(627—649年)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新唐书·渤海传》，第6179页。可以看出，复迁上京是将渤海疆域继续向东北部扩展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开始，北方靺鞨诸部悉数为渤海所属，不再单独朝贡唐朝。

综上分析，渤海迁都东京受内外因素的驱动。渤海国内的“国人”势力膨胀，威胁王权统治，迫使大钦茂转移政治中心达到制内的目的；外部则受周边势力的影响，新罗在其北部边境加强军事管理，使渤海南境面临危机，而唐朝发生的“泾原兵变”影响了渤海与唐朝的朝贡往来，暂时中断了渤、唐贸易，渤海统治者试图通过迁都东京，将交聘的主要对象转向日本，继续维系渤海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然而，受国内政治权力的争斗、新罗与大元义势力的勾结、日本的征夷行动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以东京龙原府为都期间，渤海强化对日交往的构想未能实现。在唐朝藩镇叛乱基本平定后，渤海重新恢复了与唐的朝贡关系，又初步解决了国内王权交替，受经略北方的目的驱使，大华玙继位后将都城迁回上京。

(责任编辑：冯 雅)

2016-12-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10世纪东亚国际秩序背景下的日本都城制度演变特征”(编号：15JJD770007)。

佟薇(1988-)，女，吉林洮南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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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201(2017)01-01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