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部分摄影 本刊记者 夯石(张琳)

罗小华回忆 国宝掌眼人徐邦达：过眼繁华 嗜鉴如命

□文、部分摄影 本刊记者 夯石(张琳)

清明的伤感，信诺而至。尘世的情思，感动天地。大街小巷玩儿串儿的人，不会想到他；紧盯着天价拍品的信众，独自狂欢的国宝帮们，大约也早已忘记了他。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提到鉴定、提到中国古代书画……徐邦达，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有人称他“徐半尺”，据说曾有一位来访者刚将画轴展开“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也有人说其实更应称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往往展开寸许，徐先生便已立判真伪；虽与谢稚柳、启功并称中国书画鉴定三大家，其个人却被海内外尊为“华夏辨画第一人”，中央电视台曾以“国宝”为名，为他摄制专题片；在他80余年的鉴定生涯中，共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到传世名迹三四万件，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全部经过他的鉴定……然而，这世间的荣辱毁誉、功名利禄、沉浮得失，却都不曾入他的眼，观其一生可谓是：过眼繁华不绝，过手珍宝无数，却独独嗜鉴如命。据说有一次病得很厉害，迷迷糊糊地自言看到了一件赵孟与其夫人的书画作品，已从国外回流到了中国。想是那幅画作一直令他惦念，梦里还想着要带回中国，收入故宫……

徐邦达90多岁时写了一幅“实事求是”，挂在自家墙上，自勉之余，似乎亦有劝世的意味。这四个字既是他遵循一生的鉴定法则，也当是其为人的写照。

2012年2月23日，徐邦达先生百岁仙逝。其头衔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家。他甚至“丢”了如假包换的画家身份。

徐邦达191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画收藏之家，早年从事美术创作，解放前便已蜚声画坛。1950年调入国家文物局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致力于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1978年起，受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之邀，徐邦达与启功、谢稚柳等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为我国古书画研究和博物馆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人谓他对故宫感情太深，他却言“不是感情的问题。我活是故宫的人，死是故宫的鬼”；他不主张拍卖，原因竟是“因为有拍卖，字画谁都可以买了，故宫就捡不着漏儿，收不到好东西了”；一生嗜画如命、嗜鉴如命，却留下了这样两句堪称永世镜鉴的大白话儿——“古书画这玩意儿，世世代代都是在相互捣鬼相互骗”“收藏不要太往钱里钻，它就是玩儿玩儿，情趣而已”……

这真是：过眼繁华而心无挂碍，嗜鉴如命却平淡是真。

不久前，笔者独家采访了徐邦达先生当年的同事小友、故宫博物院前馆员、旅法画家罗小华女士，且搜罗逸闻、钩沉旧事，以期还原拂去万千国宝真迹历史尘埃的“国宝掌眼人”的多面人生和传奇故事。

为鉴定界赢得国际话语权

罗小华身上有一种淡然和慵懒。阅尽繁华、心归宁和，于是乎淡然自处，与世无争。这一点与徐邦达先生很像。至于慵懒，那是属于她自己的。

聊了很久的天儿，罗小华说：跟徐邦达先生这些前辈大家接触，最受益处便是超脱、无欲、不争。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经过，生死都不稀罕，况其他乎。

罗小华总说自己很幸运，包括结识徐邦达先生。

搬运工出身的罗小华1979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天津出版社美术编辑、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美术编辑。1991年获法国政府奖学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第一位公派赴法国留学的博物馆员。

当年，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与故宫最高级的研究人才同时也是中国顶级的文博专家共处一个四合院，因位于故宫西北角，罗小华等年轻女孩背地里偷偷自称为“西太后”，而“西太后”院里的“大臣”包括：古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陶瓷鉴定大师冯先铭、文物和清史专家朱家等。

当时罗小华有一位在北大考古系学习的德国朋友，对罗小华可以随时到大师屋里串门儿的境遇羡慕至极，称她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当年，罗小华耳闻目睹的不仅是大师们的鉴定故事，还有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她认为大师们的鉴定风格与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人品、人格、人生理念和做事风格密切相关，正如同画家的绘画风格与其做人风格相关一样。

罗小华说徐邦达先生在生活中的性格、行事作风，都糅到他的鉴定风格中“，他认准的事情不容置疑，斩钉截铁，没有模棱两可。不管别人意见如何‘，我的意见我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徐先生这种十足的底气令我印象极深。”

罗小华讲了一则流传于“西太后”院里的鉴定故事，足以见出徐邦达的“说一不二”。有一幅中国古画被美国鉴定大咖视为真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争论不休，临到最后出定论的时候才通知中国鉴定专家与会，这是很不礼貌的，因为没有给我们留下研究这幅画背景和相关资料的时间，这种突然袭击很像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战争”……故宫最后决定派徐邦达先生“应战”并代表中国发言。在那次国际会议上，所有出席者都对美国鉴定大咖拿出的纸张、印章、笔触等鉴定证据深信不疑，而徐邦达仔细看过画作后却肯定地说“：这是假的。”美国的鉴定大咖登时瞠目结舌，但没有人改变立场，紧接着，徐邦达用一句话征服了所有在场者，他说：“一切都可以复制，而气韵和精神是不能复制的，这幅画的气韵不对！”徐邦达让国际鉴定界认识到什么是中国人的水平。

徐邦达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等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徐邦达多次出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取得多项学术成果。1981年春，徐邦达作为“中国明清绘画展览”代表团的代表出访澳大利亚，并作《中国明代三大画家研究》的专题报告；1984年，徐邦达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之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诗书画”学术研究会，并访问美国、加拿大各大博物馆，参与鉴定了其中部分中国古画藏品；1991 年3月，徐邦达应台湾新生代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成为大陆文博界访台第一人……

业内专家指出：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艺术史家对早期绘画真伪的鉴别水平很难与同时期西方学者进行全面比较。上世纪80年代初，在徐邦达发表一系列鉴定论文、图录后，渐渐改变了这一中国书画艺术史研究上的“西强中弱”局面。徐邦达的学术成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专家在国际学术界终于拥有了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话语权。当对某件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意见不一时，在国际范围内，徐邦达和他的同道们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强的信服力，显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鉴定不仅靠眼力，更要求有很深的古代文史功底，业内公认徐邦达的贡献在于将书画鉴定由眼学经验，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这是划时代的。

谢稚柳先生、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刘九庵先生（右五）、傅熹年先生等在雍和宫合影

见证大师“掌眼”故宫古画

的确，时值青春年少的罗小华幸运到无以复加。1984年春天，“西太后”院子里开始流传一件神秘的大事情：酝酿已久的故宫大库书画启封和鉴定整理工作很快就要开始。因为中国的顶级鉴定专家几乎都已年过古稀，比“国宝”更须抢救的是“国宝级专家”的时间。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层层审批，最终确定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五位专家负责此项国家级鉴定工作。罗小华说当年为故宫秘藏古画做鉴定与现在风靡的“电视鉴宝”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国家级的专业项目，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国家使命，是中国鉴定行业最高级别的大师组合，而后者不过是娱乐节目。

罗小华认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开始软磨硬泡刘北泗先生。“当年就算是老专家基地的工作人员平时也很难见到大库中的古画。故宫大库门禁森严，即使拍一张照片，都要经过层层审批，而这次是一大批古画集体亮相，可以看个够，最重要的是和顶级大师一起看个够。可要想看蹭画儿，必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国家为了确保安全严格限制鉴定时的在场人数。好在刘北泗老先生平素就喜欢最大限度地帮助年轻人，所以老先生很快就帮我找出最合适的理由，最终我作为特例被批准加入国务院古画鉴定小组。”当时，罗小华正怀有身孕，但她以一个画家的敏锐紧紧抓住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在和笔者聊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罗小华眸子里现出少有的孩子般的喜悦和兴奋，仿佛捉迷藏时猛然间踏进了巨大的藏宝洞。鉴定小组的工作地点是在故宫御花园里的漱芳斋，这个地方平时不开放，从来不允许游客进出，漱芳斋院里有精致的戏楼，大堂中竖立着大型的百宝阁，摆放的各种物件不亚于珍宝馆。“第一天，五位老先生慢步走进漱芳斋，徐邦达、谢稚柳走在前面，启功先生经常会找一些令人开心的话题活跃气氛，老先生身后跟着寥寥几位工作人员。穿过几个精巧的小内厅，大师们来到一间大厅，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台案，后面是五把明式椅子，只有三个特批入场的人员：除了我还有徐邦达先生的弟子杨臣彬和王连起。我们三人站在大师身后，大案子的另一端不许有人，是为了上画用的。待几位大师坐下后，旁边的屋门轻启，一位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推着小推车，其上堆满从故宫大库中提出的古画卷轴，两边各有一名工作人员护卫，同样戴着白手套，一起缓缓走来，顷刻间，屋内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仿佛听到历史的脚步声……”

罗小华回忆起打开第一幅古画时，现场那种庄严肃穆似乎只有升旗仪式才有。两双白手套将画轴徐徐展开，五位大师沉默不语，端详品味，罗小华不知是该看画，还是看大师们不同的表情神态。多年以后，她依然为当年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而感到遗憾，然而历史不能重演，她只能在记忆中搜索、膜拜大师的风采。

“我想应该是基于安全的考虑，特别是古画的安全，所以就没有安排拍照和摄像。每天的鉴定都按固定的程序，先看画面，后看题跋，仔细推敲印章、纸张、墨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和角落。通常是徐邦达、谢稚柳这一北一南两位大师先提出鉴定意见，其他人接着发表意见，有专人负责记录大师们的意见、讨论和结论，凡是意见不统一的都单独做了记号。鉴定过程中没有小事，只有大事，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都戴着白手套，从展卷到收卷，从提画到送还大库，所有流程和细节都非常专业、严谨、有序。待鉴定的所有古画都要‘一视同仁’走完一整套鉴定程序，一天下来年轻人都会感到体力和精力有些透支，而大师们虽然都是古稀老人，可眼力和体力却惊人的好……”我想这也许是面对巨量的精神食粮时人的潜能被激发出来的原因。一幅幅古画随着五位大师的目鉴、商讨、定论而拂去了它们身上原有的历史尘埃。

徐邦达书画作品

这是文徵明的，一级精品，字，号，何年何代，落款、印章、题跋……鉴定、记录，严丝合缝、一丝不苟。罗小华跟随这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宝鉴定团穿梭在绚烂瑰丽的古代书画历史长河中，感受到前辈大师无与伦比的敬业和博识，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状态更是成为她日后在艺术上执着前行的榜样。

行文至此，须交代一下这次“旷世之鉴”的历史背景——

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从198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开始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谢稚柳、启功分别为正副组长，时任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主导协调小组工作。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这个“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徐邦达参与的这一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书画普查，前两次分别在北宋宣和年间以及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留下了研究传世古代书画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宣和画谱》与《石渠宝笈》。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也堪与历史上的前两次比肩，成为后人所参考的重要文献。

在担任这一重任的过程中，徐邦达亲手培养了很多学生。其实在巡回鉴定之前，为写作《古书画过眼录》，徐邦达就已经带着他的学生们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巡视”了大半，不但为各博物馆的古书画鉴定真伪，还帮助各博物馆为古书画定级。徐邦达先生的入室弟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杨臣彬曾回忆说：“先生每到一家文物单位，都会非常细心地考察，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件物品……许多珍宝得以重见天日。”

徐邦达另一位弟子王连起曾回忆说：徐邦达先生本人生前对“徐半尺”的称呼颇不以为然，生前曾多次讲过：“有的画看一寸，甚至看一个字就能鉴定出来；有的看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研究出准确的结论，还要等更明确的佐证。”艺术市场上，徐邦达的鉴定可谓金字招牌，甚至对他鉴定意见的信赖程度超过了很多清代鉴定名家。

往来无白丁

据罗小华回忆：徐邦达先生曾说自己五岁读私塾，十五六岁时，“经史子集”已经了然于胸。十七岁那年，有个亲戚家修缮房屋，故将一套二十四史暂存他家，徐邦达以前上学背诵四书五经时对有些历史背景搞不清楚，于是就借着这个机会，用了不到三年工夫，把整套二十四史浏览了一遍，这样一来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索引，以后在工作中遇到有关历史问题，马上就能想起相关的部分。

徐邦达之所以能把古书画鉴定当学问来做，并将所谓“眼学”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层面，其实都有赖于早年所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晚署蠖叟，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其父徐尧臣经营丝绸生意，虽为富商，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闲暇时热衷于收藏，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藏。徐邦达自小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字画。徐邦达生前自述：“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14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李醉石（李涛）、赵叔孺（赵时）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后来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得名师指点，又博采众长，年轻的徐邦达画名日隆，与同时期寓居上海的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时常在一起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

罗小华说，徐邦达先生除了鉴定家身份为世人熟知外，更身兼收藏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作家。上世纪40年代，徐邦达即已名噪江南。书画、鉴定双修，是徐邦达的过人之处。也是在这段时间，徐邦达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而第二次画展，却是在半个世纪之后。1991年4月3日，徐邦达画展在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举行。1997年7月6日，徐邦达第三次画展在南京金陵艺术馆举行。

不过，徐邦达先生曾自言：鉴定才是最爱。

22岁识得真假《富春山居图》

徐邦达鉴定古书画的源头始于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运到上海租界暂存时期。徐邦达年轻时就对鉴定有兴趣，更因师友人脉关系而过目众多江南藏家书画。

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在那里看到了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乾隆御笔题说其真伪——《富春山居图》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所作，这幅画卷最初是六接的纸本，清朝顺治年间存于宜兴收藏家吴宏裕之手。而吴在弥留之际，因为实在舍不得将此画卷传于他人而动了将其付之一炬用来殉葬的念头。所幸的是吴宏裕的一个侄子在最后时刻从火堆中将《富春山居图》抢救出来，然后扔进了另外一幅画作为替代品。《富春山居图》因此被烧成了一大一小两段，小的那一部分叫《剩山图》，大的那一张叫《富春图》，后来有收藏家将两者合起来，发现仍然是完整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很难看到被毁损的痕迹。作为传世之宝的《富春山居图》一直被保存在故宫里，直到故宫文物南迁停放上海期间，才被徐邦达有幸见到。

其实这也是堪称稀世之宝的《富春山居图》真迹的大幸运！因为200年真假倒错的命运即将被改变。两幅《富春山居图》，其中一幅乾隆帝题了很多溢美之词，而另外一幅则御笔题说为假。然而，徐邦达却发现“真的”《富春山居图》上的题款根本不合元代规范，而“假的”那幅画却有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经过仔细考证，徐邦达最终推翻了乾隆的判断，为那幅被打入冷宫200年的“假的”《富春山居图》正了名。

据说假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实为明代书画家沈周的仿作，于1745年入宫，对其真伪并不知晓的乾隆爱不释手，兴奋地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还加盖玉玺。然而第二年居然又有地方官员呈上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也许是因为两幅画的真假实难辨认，也许是乾隆认为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字应该一言九鼎，他最终还是断定后来的那幅画是临摹品。目前真伪两件都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山水合璧”的即《无用师卷》与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剩山图》旧为吴湖帆所藏，作为吴门爱徒的徐邦达或许曾仔细观摩、体会过图上黄大痴的笔意。

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和陈列工作。展览之后，叶恭绰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可惜的是，徐邦达的这部处女作成书后即交付叶恭绰，彼时恰逢“八一三”事变，叶恭绰仓皇离沪避难，在途中将书稿佚失了。上世纪40年代末，徐邦达从上海市区迁居嘉定县城。在那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创作，鉴赏水准亦随之精进。

1949年，徐邦达和好友张珩（字葱玉）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之后，张珩便被调去了北京。徐邦达生前口述：“那时候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主要是郑老——郑振铎，副局长是王冶秋。王冶秋去找郑老，郑老经常到张葱玉家里去。我有时候也去，碰到了，谈到这个情况，我说：我也去呀！他说，他跟郑老谈一下。谈了以后郑老愿意我跟他一块儿去。这样，我就从上海到了北京，时间是1950年。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定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分不开了。

他曾透露过自己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

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被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为故宫博物院古书画收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础上，“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才得以正式成立。罗小华说三年居然能征集到3700余件书画，由此可见徐邦达先生对此工作的极端认真和专注。1953年的一个冬天，徐邦达在北海团城收字画时租了一间房，当时生炉子，但由于看画入迷，他的棉大衣被炉子烧着了都不知道……

走眼、掌眼、国眼

18岁那年，徐邦达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王原祁手笔的画。王原祁与王时敏、王鉴、王并称“四王”，徐邦达一向偏好四王的画，他审辨良久，终以20两黄金的价格购下。可后经明眼人鉴别，他重金购回的竟是赝品！但这次打击反而令徐邦达更加努力地研习古书画鉴别中的学问。

从第一次买画走眼，到为古书画掌眼成为业内翘楚，再到为国捡漏儿、为国宝掌眼，甚至不惜放下画笔、放弃画家身份，徐邦达究竟经历了什么？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徐邦达家境富庶、生活优渥，从小养尊处优，母亲生了8个孩子，只有他一个男孩，七八岁时上下楼梯还是保姆抱着。及长，至老，生活上的事虽一窍不通，但很讲究品位，喜欢吃西餐、喝咖啡、跳交谊舞，书房从来都是整整齐齐，相貌清癯的他不仅爱穿白色的衣服，甚至连用的手绢也是白色的，永远一尘不染。徐邦达有过两任妻子，与第一任妻子陈斐云育有两子一女，陈斐云于1989年去世。次年，徐邦达与著名话剧演员滕芳结婚，滕芳曾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舞恋》、《谁是第三者》等影片中担任角色。罗小华当年与故宫的同事们都一起见证过这段“才子佳人”之恋。

夫人滕芳曾问过徐邦达：我说你是纨绔子弟，是大资本家的儿子，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你怎么对新社会这么有感情？徐邦达说：当年郑振铎调他来北京的时候，他也很奇怪，怎么会看上他这个资本家的后代？于是就问郑振铎“：你们了解我吗？”郑振铎说“：怎么不了解你？那年汪精卫在南京过六十大寿，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作一幅画，由他总题，结果七个人都画了，只有你没画。吴先生问你为什么不画，你说汪精卫是汉奸，不能画。你说我了解你不？”说到这儿，徐邦达微笑着对夫人说“，就是这份信任，让我永世不忘。”

当年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北京琉璃厂是徐邦达经常光顾的地方。1953年一天傍晚，他照例来此徘徊，无意间竟在宝古斋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店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古书画，并开有一个单子，其中就有《水村图》。老板见老者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徐邦达记下单子的主人姓王，随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快些派人到大栗子沟收购。去者是个书画门外汉，花了200元购得一件有赵孟署名的卷册。徐邦达看到后，哭笑不得。赵孟的山水画，采用的是干笔勾皴的方法，姿态纵横，轶出旧轨，此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为了《水村图》真迹，徐邦达又找到一位熟识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沟，与王姓老者交上朋友，闲聊中文物商得知原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身份出现的，老者怕露了底被国家无偿征收，所以才以假充真糊弄他。文物商凭借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带回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认定是赵孟的真迹，遂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

上世纪50年代，徐邦达听北京琉璃厂经营书画文物的靳伯声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率部起义时曾将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其中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包括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一个年号。据史载：武则天曾传问晋代大书法家、一代书圣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有无王羲之手迹，王方庆遂向宫进帖10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5件。民国成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所藏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之印，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是藏于溥杰家，后又带到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都城”——长春。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翌年，国民党军进驻东北，郑洞国来到长春，他很喜欢字画，于是请来靳伯声代为收购。靳在此期间为郑购了不少珍品。为了征集书画珍品正日夜奔波的徐邦达，马上开始追踪探访，得知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前，终日将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带在身边，直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再无人提及此事。徐邦达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那个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可打开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两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另两件……徐邦达弟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连起曾回忆说：徐邦达先生真正把古书画鉴定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并提升到学术的高度，还是在解放后，即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时期。

“文革”期间，徐邦达在“牛棚”里凭借记忆，对多年来形成的古书画鉴定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即使到今天，凡讲书画鉴定，都跳不出这本书所定的纲目、内容、秩序。而他的著作《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对其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对传世有影响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没逃过他的法眼。

据说徐邦达临摹的古画几可乱真。现存加拿大的奚冈《松溪高逸图》摹本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摹本是他24岁时所临；南京博物院所藏黄公望《水阁清幽图轴》下部残损，当年在吴湖帆手中时，就是徐邦达给补的，可谓天衣无缝；启功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1952年，启功推荐徐邦达到北京大学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书画鉴定课程，由于他有浓重的江浙口音，在讲课时，启功亲自为他写板书。当时同去讲课的还有大收藏家张伯驹。张先生的教材，打开包袱皮，是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而徐邦达带的却是他自己临摹的仿古作品，有人物有山水，精极了！同样让人惊讶……业内评价徐邦达有3个第一：鉴定古书画最多；古书画鉴定的著作最多；古书画鉴定传授的学生最多。

大师之“争”不为高下

当年鉴定组工作之初，老先生们有时会为一幅画的真赝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半天下来也没鉴定几幅，为此文物局决定对有争议之画，不求统一，只把专家们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留与后人继续研究。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鉴定进度，也避免了老先生因之可能会伤到和气。然而，与所有人都没有心结的徐邦达，还是在鉴定过程中与曾经的老友、身为鉴定组组长的谢稚柳先生闹得颇为不快。一时间，徐、谢“交恶”的传闻似乎人尽皆知……

当年的鉴定组专家中，谢稚柳年龄最长，资格尤老，他不仅是鉴定家，更是书画大家。他又是1962年三人鉴定组唯一健在者，擅长用画家的敏锐眼光和经验来鉴定传世名迹；启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和书法大家，他对古代书画涉猎广、研究深，用学者视角去审视每一幅书画，尤以细微缜密的考据见长；以资格论，徐邦达在组内颇有威望，他在书画鉴定界问鼎北方数十年，经验丰富，素有“南谢北徐”之称，那时茶余饭后老先生们相互调侃说笑，他总是笑而应答，从不生气……

在北京鉴定的两年，专家悉数到场。据知情人讲，谢、徐的失和虽源于学术分歧，其实还是缺少沟通引起的误解。作为鉴定组在故宫工作时的亲历者之一，罗小华对笔者说：两位大师当年在故宫鉴定时，包括从留下的鉴定过程文字记录上都不难发现，徐邦达与谢稚柳的鉴定意见相反之处不少，但在这种身兼国家重任和历史使命且紧张而严肃的过程中，再大的争论都仅仅是学术之争。大师之“争”，绝不是为了争个高下。

与当年大师们为学术争个面红耳赤却心无芥蒂相比，现在则是争论太少了，专家们都变得太聪明了！罗小华表示：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大发展，鉴定已从冷门学科变成显学。近年来，收藏、鉴定界闹出了不少大笑话，像“金缕玉衣”、“汉代玉凳”、“长沙窑壶王”等等，一些曾经光环万丈的鉴定专家由此背上了“砖家”的骂名，甚至有不少所谓专家，只要给钱，什么都可以鉴定成真迹，毫无职业道德可言。而作为中国鉴定界的泰山北斗，徐邦达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老先生始终不说违心话、含糊话。在鉴定过程中，徐邦达唯一的口头禅就是“一望而知”，还爱说两句话——“真的，确定无疑”；“假的，毫无疑问”。由于其在书画鉴定界的权威性，很多人都希望花重金请他对自己的藏品“点石成金”，但一生淡泊的徐邦达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请求，“我有工资，为什么还要稿费？”无论是徐邦达还是谢稚柳，有生之年中都在不断修改完善着自己的艺术观点。谢稚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其曾经确认无疑的董源山水画真迹产生了怀疑，可惜天不假年，最终的考证留给了夫人陈佩秋才得以完成。徐邦达也多次校订、修改自己的文稿，希望用最严谨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文物负责。

倾尽全力护卫国宝

上世纪80年代，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不少文物。徐邦达曾建议国家应该拨出专款收购市场上的文物精品，为此曾找过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北京故宫博物院1995年以1980万元高价购藏了宋代张先的《十咏图》；1996年购藏了“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2003年又以2000多万元买下千年法宝《出师颂》，它们现在都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一次，徐邦达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恰巧那些天，夫人滕芳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徐老得知后一夜无眠，半夜起身央求夫人：“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第二天到领导处，徐老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重要性，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如今，收购国宝更是义不容辞。”听罢这番话，中央领导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牺牲了自己的住房，却达到保护国宝的目的，徐邦达高兴地拉着夫人下馆子好好吃了顿家乡菜……

2006年11月16日，在故宫的《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中，《出师颂》抢尽风头。而就在3年前故宫斥巨资买下《出师颂》时，曾在社会上引发不少争论，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有人认为值，有人认为不值。关于《出师颂》，徐邦达1995年说过：“有一个《出师颂》，即于右任跋的那件东西，给溥仪拿出后到今天始终没有发现。这件东西比较好，与传世的所谓唐之前的早期那种经卷的写法是一致的，虽未款及年代，但时代是唐以前的。”故宫花巨资买下《出师颂》后，徐邦达说：“我60多年前就开始注意它了，我一直盼着它能在社会上露面，没想到我还真的见到它了。我当时就对在家照顾我的阿姨说：我真幸运，假如我活不到93岁，我就看不到《出师颂》了。”70多年前，徐邦达有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在清宫专司字画保管，有一个记录末代皇帝溥仪让其弟溥杰带出宫的字画名录的小本子。这位朋友生病后，认为这个本子可能对徐邦达有用，就把这个本子送给了徐邦达。从那时起，徐邦达就开始留意本子上面所记录的东西，每找到一件他就用笔画个钩，《出师颂》就在这个名录上。“《出师颂》真迹自解放后就从未露过面，只是几年前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拍卖过它上面的题跋。题跋可以割下来，与字画既可以分也可以合。”后来，嘉德拍卖行要拍卖《出师颂》，拿这幅字给徐邦达看。徐邦达当即眼前一亮，“绝对的好东西！”当时他和几位专家都认为是真品，徐邦达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故宫一定要买下它。

废纸堆淘宝沙土里觅金

罗小华说徐邦达先生最擅长的就是废纸堆里淘宝、沙土里觅金。

上世纪70年代，徐邦达在青岛博物馆看了几天后，准备要走了，最后问馆里的同志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馆里的同志说没有了，只剩下一堆要处理的次等文物了，徐邦达说那也看看吧。就在这堆“废纸”里发现了释怀素的唐摹本《食鱼帖》，这是一件稀世珍品。释怀素是长沙人，幼年出家为僧，俗家姓钱，后来到长安学习书法，专攻草书，经过勤学苦练终至大成，成为唐代有名的章草名家。相传他因为没有纸写字，就种了许多芭蕉，以叶代纸练字。《食鱼帖》就是他所书的有关食鱼内容的一幅字。发现《食鱼帖》后他们马上把它拿到北京进行装裱，随后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它的主人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就找到了青岛博物馆，原来这是当年“文革”抄家时从潍坊一户人家中抄来的，主家现在找来了，它就只好物归原主了。当时主家就想把它卖掉，要价三万五千元人民币，徐邦达有意让山东博物馆买下来，如果山东馆不买的话就想让故宫买，但不知何因后来主家拿回去了。等到后来，据说市场价达到一千多万元。目前该藏品在香港某收藏家手里。

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也是被徐邦达沙里淘金“淘”出来的。当时是在云南省博物馆，那天临走时徐邦达照例像往常一样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没看的东西。在一堆要处理的次等文物中，他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而元代以上的作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于是他马上让助手退掉了机票。《雪夜访戴图》后来成了云南省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82年，徐邦达来到太原市解放路山西省文物商店鉴定书画。他对每件藏品都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唯恐漏掉一件佳作。当女保管员从库房里取出一幅用报纸包裹的画时，他轻轻地打开一看，见是一幅残损得十分厉害的绢画，手一碰就会碎裂。徐邦达小心翼翼地展开后发现竟是元代著名画家王渊的画！可王渊的作品传世极少，他生怕看走眼，又仔细地审视这幅画的内容、笔法、墨色、题跋、图章、质地，端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肯定地说：“是王渊的画，这是国宝，连故宫博物院也很少有。”至此，王渊所作《桃竹雉鸡图》终于重见天日。

心无挂碍的耿直人

熟悉徐邦达的人都知他谦逊宽仁。虽声名远播，早已是业内公认的泰斗级人物，但他有时还会说：“我都还想再拜个老师。”

曾有人请他评价齐白石与傅抱石的作品，徐邦达老实直言：“这两个人的画我根本不看，我不看新画。我看画最低年限截止到吴昌硕（民国时期），再往下就不看了。”对公认的大名家，徐先生从不懂攀附逢迎。对于投吴湖帆门下的事，徐邦达是这样说的，“我正式的老师是李醉石先生。和吴湖帆先生本来是老朋友，我们的年龄差得不太多。后来，他找人带信儿给我，他希望我拜他做老师。他要我，我不好意思。实际上我跟他相交已很久了。他最早的弟子是王己千，就一个人，后来才大批收徒弟。哎呀，后来许多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他是汪精卫的朋友，他在汪精卫当主席后，组织10个弟子给汪精卫画画，叫我画漫画……当时就算得罪了他。郑振铎就是冲这点叫我去北京的。后来，吴湖帆向刘海粟介绍我时说我是他的徒弟。他那样，我就算马马虎虎地默认了。还有个老师是赵叔孺，他教我搞鉴定。他画马，我不会画马，我只会画山水，所以，赵老师主要教我搞鉴定。我主要是鉴定书画，别的我不懂，金石我不会。我自己就是喜欢搞鉴定，创作是不太喜欢的。临摹，我各种各样东西都可以临的。我自认为摹得是比较像的。”

杨臣彬是徐邦达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所招收的第一名弟子，“我当时是以助手的身份跟随先生，他对待晚辈的态度可称高尚无私，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在鉴定知识的传授上也毫不保留。他曾说，不能或不敢提出与老师相反的意见就不是好学生，学生的认识只要是言之有据，他都会考虑采纳。”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领导收到一幅画，想请徐邦达为其鉴定。徐邦达一眼就看出这幅画是赝品，并直接告诉了领导。而这位领导在得知这个结果后反而开心地说：“还是徐公不骗我。”

新中国的文物和博物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以说倾注了徐邦达一生的心血，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部经过徐邦达的鉴定。徐邦达把书画视为一生挚爱，爱到骨髓，爱到生命最后一刻，而鉴定既是学识、技术和品格的考验，更是他回报国家和人民信任的魂之所系、命之所依。有一次，徐邦达感冒发烧，在睡梦中突然大喊“挂，挂”！夫人滕芳问：“挂什么？”徐邦达用手指指墙，闭着眼睛说：“从这边开始挂，唐、宋、元、明、清，依次挂……”痴情若此，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