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辉城

那群写小说的年轻人

文｜王辉城

林为攀

我认识林为攀好些年了。

2009年，我刚写小说不久，几乎什么都不会。年轻人的写作，总是充满激情和无知。在一个闷热而多汗的夏天，我在网上闲逛，不知怎么的，就认识了林为攀。那时，他刚上大学，对文字充满热情。像许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对新概念大赛充满了向往——仿佛得了新概念的奖项，就能登堂入室。

我写小说的速度，与我的脾性相近，懒惰而慢。一万字的小说，得写十天半月。林为攀不一样，他对文字的激情，着实令人惊叹与钦佩。他抓住笔，趴在桌子前，一天能写个一万字。然后，就到网吧里去，把小说敲打出来。

我们交换各自的小说，互相点评。我们交流文学观念，给对方指出不足之处。没有想到，这样的联系，一晃就是六年。在这些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足够去见证彼此文字上的变化。

每位写作者都有自己偏好的作家，这就是王小波所说的师承。若是谈起林为攀的师承，想必是马尔克斯无疑。那种读了开头，就会让人想起《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遥远下午的文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于林为攀的小说里。所有伟大的小说家，最初的文字，都是从模仿开始。在大师的笔下，汲取符合自己文字与审美的营养。有段时间，林为攀沉溺于叙述游戏。比如《魔比斯环》，这些带有魔幻主义色彩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作者的才气。

2014年，他的文笔忽然焕然一新。从繁复的叙述，进化为更为凝练、简洁而高效的叙述。也是从那一年起，他开始进行长篇小说《当一朵云彩撞见一张纸》的创作。那时，他刚到北京，在一家影视公司上班，过得不怎么开心，于是就毅然辞职写作。每天五千多字，持续了二十多天。这种仿佛燃烧一般的激情，我是没有的。所以，我对林为攀的写作状态很羡慕——据说，阎连科的写作，也是这样令人感到“恐怖”。

大概在两个月前，为攀叫我给他的书写个书评，因为他的长篇小说就要出版了，名字叫做《追随他的记忆》。这个在满世界路过、忧伤、虽败犹荣的世界无法获得关注的题目，也许更能传达作者的文学追求与野心。

大蓝

大蓝是河北姑娘，生于1991年，身上有着平原上莽莽苍苍的执拗。大蓝个子高，不笑的时候，眉头微微地蹙着，一笑就蹙得更厉害。于是，她的脸上就带着忧郁的笑意。

我认识大蓝，几乎是与林为攀同期。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那个闷热的夏天，我认识一群热爱文学的少年。我们几乎同时走进文学这道河流，相互竞争式地写作，然后又急于向同伴展示自己的作品。

大蓝的作品，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我们沉浸于青春与爱的忧伤之中，她的目光、笔触更为深远与广阔。她写过一系列小城畸人式的小说——就像是舍伍德·安德森——故事黑暗，几乎让人看不到光亮。有一篇小说叫做《唢呐》，它所呈现的气质，近乎凄厉，但文字却洋溢着青春的自信与炙热。

2010年，大蓝在QQ上给我传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虹》。当时，面对着这部将近20万字的小说，我心情复杂。一方面是为她感到激动，另一方面则是妒忌与不安：19岁的大蓝，已经写出一部颇有质感的小说了。

大蓝在《虹》中强化了《唢呐》的精神内核与意象，故事发生在风尘滚滚的大漠，讲述了庞大的家族史。小说使用了许多色彩浓烈的词汇，仿佛让人看到作者孤注一掷的热情。完成这部小说时，大蓝正在成都念美术学院。

2011年的冬天，大蓝来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和朋友一起去旅馆里见大蓝。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见。

当我走进旅馆，屋子里已经聚集了一群热爱文学的少年。我们像是早就见过面的朋友，简简单单地打了招呼，然后开始谈论文学，开始高谈阔论。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忽然，大蓝俯身过来，对我说：“你看起来好老。”

那年，我23岁。大蓝的话，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确实，面对着眼前的90后的少男少女，自己确实是“老”。聊天过后，一群人出去吃饭。我们穿过长街，街上灯光晦暗，空气清冷。我们看见了红灯，看见了公园里的石狮子，看见了来来往往的汽车。未来似乎正像黑夜，缓缓而来，不由分说。

毕业后的大蓝，在北京待过一阵子。她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产品经理，就像所有人一样，投入了生活这个战场。在北京，她过得并不开心。因为自己想写的东西，正离她远去。而周边的人，也似乎与她格格不入。终于，2015年的冬天，她离开了雾霾重重的北京，来到上海。我们见面，她跟我谈论起平原系列的小说构思，就像是福克纳那样，就像是苏童那样，她想描绘自己的文学地图。

志炜

2013年冬天，我和几个朋友从上海赶往南京，见到了一直未谋面的陈志炜和熊森林。陈志炜是小说作者，熊森林是诗人。志炜在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森林在一家诗刊社当编辑。他们都是我在2009年夏天认识的，由于我不是很懂诗，所以跟森林交流较少，跟志炜却成为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这群写作的年轻人中，志炜的文学气质如此与众不同——就像是卡尔维诺——而且也有一颗沉潜的内心。不管是林为攀，还是大蓝，都有着迫切得到外界认可的愿望。志炜却对这些很淡然，他像是一个学者一样，研究小说叙述，尝试着拓展小说的边界，进行深渺的哲学思考。有一次，志炜很严肃地跟我说，他正在翻译一部电影。我听了很奇怪，电影怎么翻译？他的方法既简单又复杂：他用小说的方法重述电影的故事。

志炜的小说，有点儿蒸汽朋克的味道，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对于读者而言——即使我们圈子内的人，读他的小说，也觉得颇为吃力，因为意象密度实在是太过于集中。他写过《恋爱的犀牛》、《猛犸》等短篇小说。如果把志炜的小说在中国作家群里找一个参照对象，那么这个人我想会是朱岳。他的行文风格与朱岳有点儿像。

最好的创作

文学这个梦想，总是割舍不去。然而，时代变了。

不得不说，如今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搞文学的最好时代。准确地说，不是一个从事严肃文学的最好时代。因为仅仅“严肃”二字，就与娱乐至死的时代风气背道而驰。况且，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逐渐凋零，纯文学的道路，也越走越逼仄。

每个人都在谈论着IP，每个人都在写公众号。这是一个没有权威，也没有中心的时代。为了吸引粉丝的关注，文字格调日益低下，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文字审美。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一个60万粉的公众号，一年收入可达百万。有几个文学爱好者，能抵抗这巨大的诱惑？

林为攀的小说出版了，仿佛向自己的小说梦想进行漫长的告别。他和女朋友在北京生活，写小说不能养活自己，于是签约影视公司，成为了一名编剧；大蓝则在上海继续当着编辑，每天盯着码洋。然而，编辑微薄的工资，却让她进入窘境——一个月挣的钱，除了吃喝住行就没剩多少。只有志炜，从作家班毕业后，进入《青春》杂志当编辑。就在前几天，他还在雄心勃勃地跟我说，2017年他要完成10部短篇小说。

而我自己，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写小说。对我来说，不写小说，倒不是因为收益低，而是觉得自己才华不足。像林为攀、大蓝这些才气十足的年轻人，成为编剧，让我颇感无奈与心疼。我从心底里希望他们成为受人尊敬的小说家，而不是一名编剧。

但，对他们的选择，我也全然理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米贵，不容易。但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当编剧，他们都在挥洒着自己的才情。

为生活而奋斗，也许才是最好的创作。

责任编辑：郝志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