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倚萍

威尼斯商业的遗憾

文｜乐倚萍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让人记住了宽厚守信的安东尼奥，但在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看来，安东尼奥绝非个例，整个威尼斯就是一个商人形象。故，她的《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一书从威尼斯立国讲起，带我们重新认识“威尼斯商人”。

公元452年，威尼斯人为躲避匈奴王阿提拉移居潟湖，在泽国中建起他们的家园。在这片自然资源匮乏的土地上，聪明勤恳的威尼斯人很快找准了自己的出路：利用海都优势发展贸易。或许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又或者是祖祖辈辈传承的务实精神，威尼斯人将商人思维渗透至方方面面，且是童叟无欺生财有道的儒商。

威尼斯的政体即是商人精神的写照。盐野七生认为，“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重位高者来判断”。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才有暗杀的必要。可是在威尼斯，权力是高度分散的，没有人可以只手遮天，进入总理府、内阁、十人委员会都需要几分运气，还须频繁轮换，任何君主制萌芽的苗头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所做的决定也以经商的权益为优先考量。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威尼斯人对占领土地没有那么热衷，却会为港口大动干戈，和谈总围绕实际贸易政策展开。他们关注的是通商线路不被阻隔、市场不被侵占、利润不被剥削。

从困境中走出的威尼斯人藉商业崛起，敛得欧洲他国嫉妒的财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爱国和团结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既没有慷慨就义的壮烈，亦无需口出狂言的虚伪、面对他国指责的立场摇摆苟且偷安。威尼斯人非常坦诚：一切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可持续的资源。为了一诺千金的口碑，他们绘制航海图、发展出版业，以便技术共享；他们把彼此的货物部分交换，分散风险；他们制定各种集资借贷制度，互助谋利。所以威尼斯没有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出身贫寒者一样能勤劳致富，倾家荡产后仍可东山再起，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更能和衷共济。

盐野七生对威尼斯的商业精神还是赞赏有加的。依据《文艺复兴是什么》中所言，文艺复兴并不专指艺术，“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是文艺复兴的根本”。当周遭环境改变时，威尼斯商人会随机应变调整经营品种、贸易地点，乃至开辟新的产业。再想想，连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旅行都能变成大有商机的团购套餐，头脑活络的威尼斯人还真是无生意不做。威尼斯人的商业精神可与文艺复兴精神比肩。

然而，以后见之明，令威尼斯共和国走向没落的同样是根植于人心的商业思维，而非大航海时代的客观环境。他们讲求契约精神，却对言而无信者束手无策，先是出尔反尔的西班牙联军，后有开出空头支票的拿破仑。他们恪守和气生财，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却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谓中立即是腹背受敌。这就好比谦谦有礼的饭店老板遇上吃霸王餐的，对方甚至还跟其他客人争执起来，息事宁人是权宜之计，却依然埋下隐患。马基雅维利金句在前：“人们绝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可惜威尼斯人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狠角色的政治家，从来不允许他人在卧榻之侧酣睡，“九一八”之前，在小事上对侵略者一再退让已经让军民对权益受侵犯麻木，当敌人真正动手，便失去了应有的反抗。狡猾的军事家则会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后才派出主力猛攻，道理相通。从诚信这点来说，战争和商业交易需要截然不同的立场。

如此看来，威尼斯的商业精神伟大，但这种精神用错了地方，也足以丧国。

责任编辑：刘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