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70后”作家中短篇小说扫描

张艳梅

2017年春天，依旧关注“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李云雷《梨花与月亮》《乡村医生》，李浩《匮乏的生活》《封在石头里的梦》，付秀莹《那边》，鲁敏《火烧云》，张楚《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斯继东《逆位》，刘亮《隐形人》，卫鸦《小镇舞者》，李师江《表弟的头颅》，杨遥《大风雪》，房伟《杀胡》，薛舒《绿手指》，张忌《杀死一条哈瓦那》，张惠雯《梦中的夏天》，柏祥伟《顽疾》，李心丽《山上》，阿舍《海边的阿芙罗狄忒》，常聪慧《月亮里的猫》……或是从中年生活落笔，或是循着童年小径而来，那些生存，情感，身体，灵魂，不动声色地纠缠在一起，透过梦境、幻觉和虚构，呈现出格外惊心动魄的真实。这些小说当然不乏隐喻，也有历史传奇，或是都市风景，乡村往事，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一代人在想什么关心什么，在今天这样的大环境里，他们愿意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什么。

李云雷《乡村医生》，《青年文学》2017年第2期

云雷的文字一如既往温暖而真诚。就像那些有些灰暗的生活碎片，在他的镜头里，联结成一幅完整的水墨，如同一个完整的世界。常有评论家批评作家提纯生活，在云雷笔下，那些浓淡相宜的乡村生活和底层人物，也不是没有生死离别，也不是波平如镜，只是他写得心平气和，娓娓道来。与其说提纯，我倒觉得是他内心的温暖照亮了他眼中的世界。这篇《乡村医生》仍旧是散文笔法，类似乡间人物散记。“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顺德爷爷，一个是铁腿他爹。顺德爷爷在后街，铁腿他爹在前街。铁腿他爹和顺德爷爷都是医生，一个在前街，一个在后街，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倒也相安无事，乡里乡亲的，都有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谁也不会说对方不好。”后来顺德爷爷给人拔火罐的时候，把人家的头发烧着，那人受惊吓死了。铁腿他爹也和一个女孩私奔了。铁腿拉扯妹妹长大出嫁，然后进城打工继续寻父。事业有成之后，人生的两个支点是回报家乡和守望父亲。云雷把普通人那些生活的艰辛藏在字里行间，爱给了这些文字恒久的光亮和人世的信赖。在和云雷聊天时我说起，“每读你的小说，常想起祥夫君的文字，都是对生活饱含善意，他多了人世通达，你始终有种纯真。虽然世事无奈，也难免沧桑，怀旧里更多珍视和期许，那些所谓疏离和乡愁反倒没所谓了。”

海飞《惊蛰》，《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

在“70后”作家中，海飞的差异性更大一些。《麻雀》热播，带来了新一轮谍战小说热。《惊蛰》的故事依然很好看，人物塑造更用心，也更饱满更有深度。谍战和感情两条线交织在一起井然有序。日军特务组织梅机关、国军情报机关军统局，潜伏的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三方力量交织在一起，围绕重庆高射炮群布防图和秋刀鱼计划，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陈山和张离、余小婉，陈江与张离、唐曼晴，是两条主要的感情线。陈江、陈山、陈夏三兄妹和父亲陈金旺的家人亲情，费正鹏与私生女余小婉的父女之情，是另外的感情线。国仇家恨以陈山为原点辐射，叠加，收放自如。陈山这个上海滩的包打听最初只想救出被要挟的人质——失明妹妹陈夏，不得不答应荒木惟的要求，伪装成肖建国潜入军统局窃取情报。张离的影响，让他逐渐有了家国意识，哥哥的牺牲，给了他更大的震撼，最终让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战士。小说情节紧凑，情感纠结也颇为动人，对人性有多面展示。日本高级间谍荒木惟是作者给了较多笔墨的一个人物。气定神闲的琴棋书画，气急败坏的杀人如麻，形成鲜明对照。几位女性，张离、余小婉、唐曼晴、千田英子、陈夏个性分明，有着各自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深度。

鬼金《一场小而温暖的死》，《南方文学》2017年第1期

生命里总有那样一些瞬间，无论周围多么浮华热闹，我们还是会真切地感受到，活着，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我们不得不直面生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想扭过头去，对生活强加给我们的这一切不屑一顾或无动于衷。身体的欢欣不能缓解灵魂的痛苦，灵魂的舞蹈也无法去除身体的镣铐。这个世界如此残缺，残缺到了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们活在此岸的恐惧和彼岸的幻境之中。孤独绝望的冰面之下，是否隐藏着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春天，没有人知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一定能够战胜黑暗的绝望。枯萎的欲望里慢慢蔓延出来的那一丝微弱的光，是一个寓言。鬼金在小说里反复写到疾病，死亡，衰老，疼痛；写到黑暗，绝望，暴力，恐惧；写到灵魂和性爱。回到母体，沉入河流，异曲同工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情感困扰，逃避，缺乏安全感。塑料的玩偶，缺失的眼睛，逃逸的大象，溺水的肉体，囚禁的灵魂，都是自我的隐喻。公园里遗失的《局外人》，暴怒的出租车司机，则代表被生活之镜映照出的现实两面，冷漠和疯狂。

李浩《匮乏的生活》，《青岛文学》2017年第1期

看过鬼金的《一场小而温暖的死》，再读李浩这篇《匮乏的生活》，就觉得很有趣。是加缪《局外人》对这一代作家影响深远，还是说我们都处于生活外部，找不到进入的门？这种置身其外，是主动选择，还是被世界的离心力甩出了生活的常轨？因为热情匮乏，所以无法与生活彼此相容；还是因为活在超现实里，令自己面对的现实生活看起来更加匮乏？我们与这个世界并不容易做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是太多时候不得不与生活沆瀣一气或貌合神离，这一点，才是最令人颓唐和灰心的。当然，《匮乏的生活》还会让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洪峰《奔丧》等。他人是不是地獄，是不是围城，真的不重要，书店职员李文敏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心理崩溃，也没有因为重回自由而欢欣鼓舞，生命的无聊感淹没了那些看起来挺重要的人生变故。妻子和家庭，同学和友情，同事和工作，都无所谓获得或失去，一切有形的支点虚化之后，内在的自我并没有因此被强调和释放出来。小说在这里提供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思考。当自我驱逐出生活的领地，孤独的精神背景上，还有逃逸两个字。没有诗歌，没有激情，平静地活着，游戏，电影，都不是解药，惟有时间包容了一切。在这样的状态里，逃逸是对热闹的世俗生活的一种反讽，是对表演式的人生的一种拒绝。赵晓玉（和妻子赵晓渝显然是一种互文）的欲言又止，肖瑛的突然死亡，都对李文敏没有触动，这个生活的失败者，在他和肖瑛乏味的聊天中，在他和晓玉尴尬的面对时，在他和自我干涸的对话里，隐藏着太多生活的烙印和曾经的过往。但小说中没有任何忧郁的影子，李文敏内心的这种淡漠来得相当的明快，与周遭面目模糊的门窗、行人、雾霾，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对这个匮乏的世界，保持理性的距离感，不再相信所谓完美，无论对于社会理想还是个人生活，也许并不算是无可救药吧。

幸福离她有多远？

田裕娇

博弈场上的女精英、自甘堕落的少女、曾经的美丽邻家女孩、在小城讨生活的女教师，这几篇小说都以女性为故事中心，作家们采用“室内剧”的方式，站在女性庸常生活的背后，向我们展示她们在欲望都市中的沉沦、破碎的人生命运或精神上的迷茫困顿，有洞察、审视和揭露，也有体恤、同情和抚慰。

邓一光《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

在一段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她计划用朋友推荐的“愿望清单”旅游产品度过两个月的假期。按照旅游商业书的设计，客户要假设将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列出一份数目为5的“愿望清单”。一个美好惬意的上午，她开始列单：第一项“壹加壹”，一只日夜陪伴她的冠毛犬；第二项“个人资料”，虽然她并没有太多秘密，却担心离开后信息遭到玷污；第三项“不想和陈家人以及陈家的所有亲戚在另一个世界见面”，她要与家人彻底了断，决绝得不容置疑；第四项“王子”，一只被她“视若己出”的猫，随后把它调到了第二项的位置；第五项“冯至冬”，两个与她如胶似漆的闺密中的一个，选择哪一个让她很纠结。列完后，她发现上面没有异性，因为生活中没有一个男人让她渴望与之共度一生。精致的物质生活、让男人垂涎的面容和身姿、在商业谈判中如鱼得水的智慧，她自我感觉人生圆满，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种幸福的人，可是，突然间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顿过了时间的午餐。一份清单让她窥见到自己圆满生活之下的幽暗和残缺，原本应该丰盛可口的午餐只余下一片疲惫、慌张、空虚和孤独。当她回头寻找时，朋友叶赫那兰和“愿望清单”产品都不存在，似乎这一切只是她灵魂出窍的臆想。这次不能付诸实践的旅游已经在虚拟中由她自己完成，这是一次灵魂之旅，或者说精神上的追问和心灵上的揭秘。“愿望清单”的最终目的是“在一次虚拟的游戏中超越生命规律，把你带到往生的出境口岸，让你审视此生，觉悟和觉醒，在余下的生命中改变点什么。”显然，这一场自我审视之后，她再也回不到以往的生活中去了。作者以一份清单，揭开了严重物化的、缺少爱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华丽完美表象之下的精神疮痍。

鲁敏《火烧云》，《上海文学》2017年第1期

这篇小说读起来有些忧伤和感怀，除了悲剧性的故事，还得益于散淡、诗性的语言，写的仍是红尘，字里行间却有些许禅意。居士在一座山顶独居，不料，有一天来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并且要长住下来做女居士，一副与他争夺此地的架势。男居士是极简主义者，寻求远离世俗的宁静、枯索和孤独；她却粗率、快活，要把日常起居过得热闹、不失格调。不几天这个女人就把清净的“云门”（男居士为山顶旧屋题刻的名字）变成了喧嚣的“人间”。她断断续续、没心没肺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少不更事时被强奸，怀孕，相依为命的父亲弃她而去，卖掉儿子，漂泊、打工，被一个个男人蹂躏、抛弃，出卖肉体和第二个孩子，用卖孩子的钱买了一辆车，把车扔在山下跑到山上来……女人扰了男居士的心境，那些骨肉缠绵的过往如沉渣泛起，影影绰绰地回到他的梦中和记忆里——他曾经是个年轻有为的副教授，抛下了功名和亲人，寻求一个人的孤境。如果说男居士来到此地是精神上的无奈和求索，她却是被生存和现实逼到了绝境，已经没有亲人、未来和活着的信心，空余一副佯装无所谓的皮囊和彻头彻尾的绝望。最终，男居士下山，把云门让与她；几个月后，女人与云门一起葬身火海。小说中没有关于火烧云的描写，篇名明显是有所喻指的，这个火一样的女人烧掉的不止是一处清净之地和男居士孤云般的清心寡欲，还映照出她背后那个残酷冷漠的世界。

张惠雯《梦中的夏天》，《湖南文学》2017年第1期

张慧雯的中短篇小说多是微雕式的，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截取生活的片段，徐徐铺展开人物的过去和现状、心理变化和情感世界。这篇小说虽是以一个男性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文本却细腻、绵密、丰沛，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写的是“我”对邻家女孩的一次探望。在北京，“我”家跟她家是上下楼，后来她去了美国，关于她如何出国、在国外过得怎样邻居们有许多猜测和议论；“我”也挣脱国内乏味的生活，来到德州求学、工作。在“我”心里她是美得让人不敢靠近和追求的女神，久别重逢时她已成了憔悴不堪的农妇，并且“我”看到她住的不是庄园而是四周荒草蔓生的铁皮屋，嫁的不是大农场主而是一个智障的男人。“人要衰老、变丑，一个错就足够了”，原来，她爱上了自己的上司，到美国后被抛弃，为了留美嫁给现在的丈夫，一步步沦落到这般境地，如今，除了两个年幼需要照顾的孩子，已经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那个美丽的女孩连同她的青春和追求幸福的热情都被囚禁在贫瘠、劳作和无望中。很多情感小说往往局限于男女的欲望故事，匮乏“室外的风景”。《梦中的夏天》写的仍是孤立男女在室内的一段场景，但作者对美国偏僻乡村的描写、对主人公几位家人的刻画，以及涉及的出国移民、女性命运等问题，使整个小说角度开阔，有纵深感。

半岛璞《随便某个女人》，《山西文学》2017年第1期

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琐屑庸常的生活。“我”曾经在北京读大学、研究生，见过一点市面和繁华，北漂几年后回到与家乡毗邻的小城，找关系在一所医专当老师，尴尬地教写作课；结婚生子，夫妻感情淡漠，丈夫工作不顺利，也不屑于去理解他；与父母关系不和，求母亲来帮忙带孩子，她卻总干涉“我”的生活；念念不忘的前男友几度离婚，也是人生的失败者；让“我”羡慕嫉妒恨的是那个“我”不看好的女同学竟然通过自己打拼成了畅销书作家……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我”内心充满了不实用的纠结，阻止自己成为小城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但事实上，生活已经让我放弃了优雅和风度、诗和远方，进入“随便某个女人”的人生轨迹。庸庸碌碌的生活仍然继续着，“我”并没有放弃曾许下的愿望——尽其所能地幸福，当一张全家福定格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幸运和不凡。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能从这篇小说所展现的庸俗世态中看到自己，并有所思考。当我们不用再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挣扎的时候，幸福感却没有如期而至，精神上的困境愈来愈严重。如何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充盈一些、纯粹一些，来抵抗平庸的生活和旺盛的欲望？如何获得幸福？在追寻它的路上有歧路、有陷阱，也许永远找不到出口，但是，正如《随便某个女人》中所写，“真正的幸福，恐怕永远不会在人生中显山露水。你只是不停地看见，知道并确认存在着某种更差的可能。但只要认真去生活，就绝对不至于不幸福。”

枕上诗书闲处好

周广花

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堂，那应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他这句话是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的。因为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只要手上有本书，在哪里都是天堂。“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人”，我想，看到佳作的心情也不过如此吧。

以前只知道李云雷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文学批评家，在读了他的一些小说之后，感觉他的小说真诚、自然，特别具有小说家的气质，感觉李云雷可能是小说界打入文学批评界内部的“卧底”。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童年生活记忆，《梨花与月亮》（《人民文学》2017年第2期）就是这样一篇清新而又浪漫的童年记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写“我”与表哥一起看守梨园所经历的一段暑期时光。同时，“我”也见证了表哥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偷瓜摘枣”、烤花生，赏月，哼曲儿……对乡间生活的描写真实可感，充满童趣，能够引起同样有过乡间生活读者的共鸣，颇具鲁迅的《社戏》《故乡》中的童年叙事风格。表哥虽然初中毕业，但是凭着维修机器的手艺成为村里的电工，十八九岁的年纪有着属于自己的秘密——他爱上了一个条件与他不相称的姑娘。姑娘中专毕业，城里上班，“她们家的院墙比一般人家的要高”……但是他们还是不顾世俗的眼光在一起了，表哥为了配得上心爱的姑娘选择去当兵，但是仍旧没有守护得了这份爱情。“我”与表哥曾见证、守护了梨园果树的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表哥的爱情却没能等到结果，恋人终究没能像《喀秋莎》歌中的姑娘那样坚定的等待保卫祖国的战士归来。他深爱的姑娘就像月亮一样遥不可及。李云雷的童年时光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他的记忆中，乡村的生活充满着温暖和亲情。小说叙述如行云流水般水到渠成，借表哥的爱情来展现一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充满温情的童年记忆更多的是作家的一种缅怀，是对现实种种的不满与抗争。李云雷的小说给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小说创作中所流露出的那份真诚。

夏天敏的《酒摊》（《北京文学》2016年第12期，《小说月报》2017年第1期）给我们讲述了戚爷坚守誓言的故事。戚爷守着他的酒摊，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戚爷的酒摊靠着一座旧宅的外墙，虽然寒碜，但是能够遮风避雨，挡风御寒，是小城贫寒酒鬼眼里的风景线。对于外人来说，戚爷的身世是个谜，人们知道戚爷的存在也是因为他的酒摊。殊不知，曾经身为国民党少将的戚爷，出身于名门望族，因为战争，他为了不连累自己的族人选择携妻出逃。历经劫难，又为了不拖累妻子，选择赶走自己的妻子，并立下誓言“等不到你，我就不会死……就在这堵围墙下”。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那个意气风发、驰骋沙场的戚爷早已被岁月消磨得不留一点昔日的痕迹。寡妇虽然丑陋不堪，但是他懂得感恩，与寡妇的婚姻，不容他有更多的选择，孩子“把他和家庭、责任、义务、道德绑在一起”，增添了他许多无奈。但是，戚爷却始终没有忘记他与妻子的约定，并在那堵墙下设了一个酒摊，等候他的妻子。戚爷卖酒讲诚信，讲公平，为人善良、正直，这也是戚爷酒摊经营长久的原因。但是不变的酒摊与飞速发展的小城相比，显得很不相称，戚爷的酒摊早已被后代看做是城市的癞疮，终究是拗不过形势的变化。但是当初的誓言早已深入戚爷的骨髓，他依旧选择等待和坚守。作家夏天敏以娴熟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那些身处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不幸的遭遇和生存的无奈。表现了作家对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和小人物命运的关心。人们总是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作家笔下的戚爷这一人物形象所具备的诚信、守诺、善良等优良品质，正是当今社会所缺失的。小说结尾，酒摊最终被摧毁，戚爷的孤独和绝望的眼光深深刺痛了读者的心。酒摊已经成为小城人的记忆，惟一不变的是戚爷内心的坚守。作家保持着一颗敏锐的心，来发掘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警戒世人，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去坚守的。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短篇小说《牛》（《当代》2017年第1期）则是以牛为线索，展现当今农村生活。牛在传统农耕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牛就像是曾经在历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战马一样，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舞台，沦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从颜长妮对牛的态度和情感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牛有着复杂而深厚的感情。丈夫胡启东最初牵回牛的时候，颜长妮对牛有着几分好感和关爱，当得知这头牛曾经的主人是与丈夫有染的梅海文时，颜长妮心理开始变得扭曲，她把胸中的怒火全都宣泄在这头无辜的牛身上。小说结尾写道，后来，那头牛总算没有被饿死。梅海文是城里人，有文化，长得洋气，因为喜欢听三子拉弦，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三子，婚后的三子为了能给梅海文幸福的生活，去煤矿挖煤，梅海文成了村里的留守妇女，最终沦陷在性欲的深渊中难以自拔。但是她又有自己的原则，就是不要那些“占她便宜”人的钱，梅海文就沉陷在这样的自我矛盾之中难以自拔。

王祥夫的《房客》（《南方文学》2017年第1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到非常窝心的故事。本该是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夜晚，租客汤立和李菁夫妇的家里却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老人的到来扰乱了二人的心绪，这房子本该是老人所有，却被老人的儿子出租给他们，而老人自己也被他儿子无情地打发到“养老院”，就连与老人曾经相依为命的那只狗也被他儿子处置。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老人的儿子也没能想起自己在養老院的父亲，反而一家去三亚度假……而从养老院跑回来的老人仅仅是想回家过个年，可想而知，当老人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该有多么的辛酸……王祥夫特别擅长描写小人物、社会弱势群体，以一颗纯真的同情悲悯之心，表现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揭露自私冷酷的人性，体现了作家始终秉持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古人说文如其人，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大环境下，真正要做到文如其人也非易事。我想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写小说，作家始终都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打动读者。

生活的味道与死亡的沉思

尹 航

就读者和作者而言，文学本身有着双向属性。其中，读者无需在“开卷”之前就抱着受教育的想法，作者也不要在创作中想着要通过文字来教化世人，双方都应将彼此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然后再来完成各自的事情，即阅读和创作。通过作品完成的智慧的交流，也都应是最自然的发生，而不是说教和灌输，如此便是平等的文学。在这一季的阅读中，特挑选出五篇语言平实又富有穿透力的作品，在此予以评说。

次仁罗布的《强盗酒馆》（《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在平实中让读者有所思，在平实中咂出生活的滋味，小说写得举重若轻，值得细细阅读。《强盗酒馆》开篇便指明酒馆本名为“快乐酒馆”，由于个中原因，人们习惯称它为“强盗酒馆”。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叙事，讲述了某天中“我”跟随朋友第一次来酒馆的所见所闻。这家酒馆来客繁杂，通过客人们所抽的贵贱不同的香烟，便可粗略分辨出人们的身份，而其中多为藏民。小说中人物所唱的歌谣和对话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色，“臧面”讲述的有关藏历天文挂算的故事，也为小说添加了一份神秘色彩。而“臧面”渊博的学识和略显落魄的生活形成对比，暗示出了时代的变化。小说结尾处，酒馆内的供酒银碗丢失一事与小说题目相呼应，点明此地确实存在“强盗”行为。酒馆女主人也提到每个人都在这里丢过东西。但是，女主人“央金”在听取众人建议报警并揭发嫌疑人的劝说后，却做出了与之相反的举动，并没有告诉警察普穷等人的名字。她认为盗窃者也属穷人，银碗虽是传家福物，却不愿多做追究。小说通过酒客的闲谈，以及酒馆女主人对于银碗失窃的态度，写出了这个弥漫着醉酒、音乐和传说的强盗酒馆日常而温暖的一面。

刘建东的《丹麦奶糖》（《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开头便道出“董仙生”因收到他人匿名邮寄的丹麦奶糖而大惑不解，直至结尾处“曲辰”再次入狱一年后，董仙生才不再收到匿名的丹麦奶糖。小说全篇并未揭示邮寄者是何人，令这件事从无端的开始到无端的结束，这似乎也回应了小说中曲辰的出狱和再次入狱，一切都真实地发生过。而故事的结局又像是最初的开始一样，生活表面上的“陈设”看似并没有明显的增减和变化。文中的董仙生是个遵循社会规则，生活中存在污点却也事业有成的人。他的思维因长期混迹于名利场而略显僵化，不能理解妻子对于理想的回忆和向往，也不能理解曲辰出狱后还坚持履行曾经对于狱友“小张”所做的承诺。这里的董仙生可以看成是当今社会的部分缩影，社会并非一尘不染也绝不是无可救药。小说结尾处，小张和曲辰对于社会不公的报复，令董仙生感受到了所谓的社会秩序的反常，开始自我反思，而这里董仙生的反思，也就代表了这个社会应有的反思。虽然小说作者最终并未将曲辰留在牢狱之外，但却将更有价值的一份对于生存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文非的《伊势尼鱼钩》（《长江文艺》2017年第2期）讲述了一段人与猫的故事。小说中作者将一只短尾猫与人类生活相联系，以“刘一木”对猫的可怜，自己妻子及其他人对猫的厌恶，作为叙事的两条情感线索，二者形成对比，展现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这只猫所处的困境。作者以猫的生活隐喻猫主人的生活，“肮脏”的猫的形象投射“肮脏”的人的形象，最终以猫吃了带有被人暗放鱼钩的鱼而险些丧命的遭遇，展现了俗世人心的部分真实。短尾猫和它的主人，以及“刘一木”似乎都無法找到他们渴求的生活状态或归宿，而他们各自的愿望又都是那么简单而不奢侈，这种种困惑往往就是生活的本来意味吧。

文学创作中对于生命的拷问和对于死亡的审视自古有之，方淳在小说《去往郎木寺》（《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中将一个身患癌症、行将就木的病人的故事，以平淡的语言铺展开来，描绘出了面对死亡时一个病人的心路历程。小说情节大致沿着主人公购买墓地和前往郎木寺旅行两条相交叉的线索展开。在展现出俗世对于生死所持有的繁琐疲惫的态度时，又呈现出旅行过程中主人公内心对于身后事的态度的变化，二者形成对比。故事以主人公最终做出留在郎木寺，并选择死后天葬的决定为结尾，突出作者所要传达的面对生命终点时应放下俗世规则，遵循自然，从而在内心求得宁静与满足的人生态度。小说通篇写“死”，实则写“生”，因而当我们想要学习如何看待死亡的时候，更应该从中了解到“生”的本相，小说中的“一念放下”，也不应仅仅是留在生命终点处的一个宽慰，更应该是在人们一生中常记心头的一种智慧。

“生老病死”是对人生的概括，而对于一些人而言，“病”和“死”或许是最为煎熬的两个环节。孙青瑜的小说《活期存款》（《北京文学》2017年第1期）讲述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孙宪英的“病”和“死”。她境况贫寒，在病中无人照料、生活困顿，后受到朋友徐桂兰的接济勉强度日。孙宪英担心逝后无人祭奠，便想出提前为自己烧纸钱，算作是投向阴间的一笔“存款”。最终，她在土地庙为自己烧纸钱时，被燃起的大火吞噬而丧命。小说以写实的笔触，将一个老人老无所依的生活细节真实地描绘出来。即使有其他人帮助，孙宪英的生活仍令读者体会到一份难以言喻的艰难与无力。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写出了人世冷暖和生活的分量。

梦里不知身是客

王春慧

王祥夫《惊梦》，《山花》2017年第1期

心理医生王查理在误机后的等待时间里，梦到了自己母亲在眼前被染黄发的小伙子抽打。醒来后插叙了半年前的回忆，母亲因为染黄发的年轻人将蹦蹦车驶上人行道被撞倒而过世。为了能继续做梦去报仇雪恨，他吞服药物导致昏迷进了医院。梦是反映人的潜意识中的想法，可见现实中的王查理不能法办凶手，必定心有不甘长期郁结于胸，于是梦中他将染黄发青年的恶行转变后再现，并且在梦断之后想要通过织梦来杀死凶手，企图借着梦境来宣泄自己胸中的愤懑，这其中隐含了现实中强烈的无奈与悲哀。无疑现实世界是充满着压抑和无奈的，而梦境是摆脱了道德、律法约束的自由空间，是以自我为主导的力量控制的。这个梦是王查理被束缚的人生绿地上陡然盛放的一朵罂粟，在这里以梦作为切入点，既隐喻了与现实世界的决裂，也更好地呈现了人性幽微处的复杂。小说中，从王查理对于续梦杀死年轻人强烈的执念，也能窥见他心底压抑的狠与恨。王祥夫的小说总能透出一种自然顺畅的美，他不以华章丽句叙述故事，而是将审美融入最庸常的现实生活之中，文字平凡朴素不事雕琢，又总能触发人心底的某根弦，看似信手拈来的词汇组合却营造出大音希声的境界。小说叙述节奏上舒缓从容，故事脉络如山溪顺势而流，最后水到渠成。不过《惊梦》不及《上边》《婚宴》等有关城乡接合部题材的小说中对人、事描绘的那般细致绵密。

方方《花满月》，《北京文学》2017年第1期

花家大小姐花满月因为执着于自己要打满一百圈麻将而耽误了最后与家人一起逃走的机会，无奈之下改名岳满花下嫁给车夫王四，得过且过了将近一辈子的穷苦日子，在晚年得到钱财后打满一百圈麻将死去。相比起大时代的风起云涌，方方更关注其间个人的命运浮沉，那些被改革和革命的噩梦如水草一般纠缠了一生的人物。小说中，宏大的时代历史，于个人而言，根本就只是一座曹营，比起之前《软埋》中个人对历史的刻意规避，花满月除了打满一百圈麻将的执念，对其他根本就不屑一顾，更能构成一种对宏大历史的反讽和嘲笑。历史对花满月的影响，可能只是风吹树倒而根未动，她的根是未打满的麻将也是她深入骨髓的本性，是执念支撑了她荒谬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崇高和严肃。方方的叙事从来都是冷峻犀利的，不回避人世的悲苦和世相的清冷，花满月儿子、从台湾寻她而来的侄子、侄女身上，都透着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和冷漠，作家在个人与历史的疏离中，照见了世事、世人的荒唐可笑。不过方方在此篇小说中，对于花满月这一人物从富家小姐一下子转换身份，继而接受车夫王四的过程，处理得过于理想化，不过这些也恰巧构成了花满月荒谬人生的一部分。

孙频《光辉岁月》，《当代》2017年第1期

“80后”山西女作家孙频深谙人心人性，她善于体察人的微妙情绪，掌控人物心理，尤其是塑造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对她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感、亲人以及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的题材驾轻就熟。这篇小说中，作家一如既往地从女性视角来切入，讲述了已到中年的知识女性梁姗姗，在北京读完博士之后，竟然出人意料地回到老家的小县城任教。穿插了她的三段带有时代印记的校园回忆，一层层剥开她在变幻的时代里与几个男人、家人、学生、自身所进行的博弈。小说开篇意象铺排上画面感极强，整体的色调里透出一股沉郁气息，而且这种基调贯穿始终，与小说中人物的心境相当契合。孙频笔下的那些知识女性总会给人一种精神上巨大的孤独感和荒芜感，就像睥睨着繁华喧嚣的尘世而遗世独立的女战士，骨子里有一种偏执和孤傲，与自己在内的一切对抗却又彷徨，但她们又被世俗深深羁绊着，不能抛开红尘俗世的牵绊独善己身。小说中梁姗姗也有过不谙世事的时光，但岁月和时代锻造了她，将她身上外在的硬壳淬到了心中，她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矛盾体，犹疑却也决绝地自我放逐在清与浊之间。作家投注在人物身上的情绪真切可感，以女性独有的那份细腻剖析自我，在审度自我与他人与时代中固执地变成一只刺猬。

李师江《表弟的头颅》，《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

小说以儿童视角，讲述了“我”年仅八岁的小表弟春仔横穿马路时被砖厂的拖拉机撞倒导致身首异处而死，“我”模糊中仿佛看到了化成鬼后提着头颅的表弟，姨妈想尽办法锲而不舍地想要让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可以接上头完整地活着，因此牵引出了一系列的事端。小说里充斥着鬼神信仰与地域特色，涉及独特的地方民俗中元节、“去阴”的方术，这些都为小说蒙上了一层东方神秘色彩。这种灵异小说在处理过程中很容易变成恐怖文本，然而作家选择十来岁的孩子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孩子单纯的眼睛和善良的内心观照下的世界，灵异鬼怪非但不会给人惊悚之感反而增添了淡淡的温暖与希望的力量，足见作家结构小说和细部处理上的能力。小说中有当地人信奉《三世经》相信果报轮回的描述，诚然人内心中需要有敬畏的东西，才能有自己的底线，而且小说中的鬼神信仰传达出的是一种向善之心。不过，小说有些语言因突出直白朴素的地方特色而稍显粗俗，与一个十几岁孩童的口吻略有相悖。

一份坚守，一份真情

李文静

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收获》2017年第1期）写了一个从小被卖掉的男孩，随养母迁移到香港，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思潮影响下，从男孩逐渐成长为男人的半生经历。王安忆借用王维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写出了一个男人内心最深处的细腻。从生家到养家，随养家阿姆来到香港，上学、交友、娶妻、生子，本来生活安稳有序，伴随着投资失利和阿姆的过生，与妻子也达成了離婚协议。在这个有着被送养的命运的男人心里，总感觉自己是个多余人，因此婚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恩惠，是一份算不清楚的账，然而越是觉得亏欠他就越理不清。这个男人身上似乎有独特的魅力，前妻、海龟女博士、工作经验丰富的李小姐，以及在前妻与老同学安排下的相亲会上的女子，无不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男人总是觉得心有亏欠，一辈子也还不完，因此不能再续其他的缘。男人的老同学称男人是手里握着宝但不自知的人，男人手里的宝是“美德”，是忠诚、老实、谦逊的美德。小说通过讲述一个男人坎坷的半生经历，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美德”，是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尹学芸的《花匠与看门人》（《收获》2017年第1期）以小人物为主人公来写机关大院的事情。花匠老陈与看门人老胡在机关大院里就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他们俩由于年龄、经历以及地位相似而渐渐互相了解，在一起互诉衷肠。两个人的感情发展都不顺利，老陈一辈子光棍，与二嫂相好，但却碍于世俗的眼光而无法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只能选择逃避；老胡在老陈面前总表现得处处精明，总是深谙各种为人处世之道，但是在处理自己的感情上却处处失算。老陈有他的难，老胡有他的苦，虽然两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但待在行政局这个机关里，也算是过得称心。小说最后，一向软弱的老陈为了给二嫂出气而揍了老胡，故事到此结束。至于局长的所作所为以及横死的女人何时才能被世人所知，作者似乎并不打算提及，本来故事的主角就不是他们。尹学芸通过讲述这两个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进而引人深思。生活在乡村的人为了生计进入城市，为的是能够养家糊口，而在城市中的人为了一己之利，会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际上老陈和老胡这两个平凡的普通人，无端牵扯到这起案件中，心理上承受着各种压力，担惊受怕地过日子，而真正的有罪之人却逍遥法外。

须一瓜的《有人来了》（《上海文学》2017年第1期）匠心独运，从动物视角反观人类世界，借此来讽刺人类世界的世态炎凉。小说的主角是一只猫、两条狗和一只鹦鹉。在动物的视野里，人类为了一己之利会选择抛弃和杀戮，而动物则会一直不离不弃地跟随主人。从猫的视角引出整个故事的前因，由于这家主人搬入城市最好的小区“挪威的森林”而引发关于拆除违建的故事。须一瓜一反写人与动物关系的常态手法，而是通过动物视角讲述动物与主人如何和谐相处，形成亲密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小说反映了现如今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城市管理者如何与市民进行沟通进而达到有效管理城市，是作者的题中之意。

周耒的《炉边夜话》（《青年文学》2017年第1期）这篇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非常简短，一个想要偷羊的窃贼蹲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瞅准时机准备“顺手牵羊”，好不容易等到老夫妻熟睡，这个人按照原计划准备牵羊走，而此时羊却叫了起来，还把窃贼一脚踢倒在地。这下惊醒了村子里的人，窃贼被整个村子里的人追赶。他来到一条沟渠，不小心翻到浅浅的沟渠里，遇到深夜捕鱼的老人，窃贼与老人在炉火边谈话，听老人讲他的妻子和儿子是怎样死去的，以及老人内心的悔恨与痛苦。窃贼听了老人的故事后，也把自己曾经走夜路遇到鬼的故事告诉了老人，老人听过后，决定去广东将自己孩子的骨灰接回来，还将自己捕来的鱼连同鱼筐送给了窃贼。窃贼拿着老人的鱼筐，回想起与老人的炉边夜话，忽然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多少的隐痛和错误，而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相互关联的，只需要在一个关节点上轻轻一碰，这些伤痛就会爆发出来，让互不相关的事得以有了联系。”窃贼的一番话让老人放下心中的芥蒂，同时，窃贼也从老人的讲述以及经历中幡然大悟，决定改过重新做人。

杨遥的《大风雪》（《人民文学》2017年第2期）讲述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在城市打拼十年，经历了工厂的兴盛和衰败后，决定回乡跟随父亲收粮食，进而重新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主人公王一平在工厂拼搏了十年，亲眼见证工厂从兴盛走向衰败。曾经引以为傲的工厂厂房已经被一个个高档小区住宅楼所代替，在工厂即将要搬迁之际，王一平决定放弃城市生活，转型回家帮父亲收瓜子。回乡后的王一平感受到现如今乡村的变化，才发现以往工厂的生活是多么单调无味，多么没有价值，他觉得长期在工厂工作的自己就像是“长期生活在黑暗溶洞中的鱼，退化成盲鱼。”王一平在外出收购瓜子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原来十分擅长与农民打交道，自己出去收回来的瓜子比往年父亲收的多了五车，几个月的时间竟然比他上一年班挣的钱都多，王一平从这次经历中受到鼓舞，开始规划这份事业，生活也逐渐有了奔头。小说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切入，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年轻人的道路选择和人生价值，作为时代生活的一个侧影，有着作者真切的生活体验和理性思考。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