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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猪文化与国人健康(甲篇)

2017-04-19何顺斌

魅力中国 2016年21期
关键词:新石器猪群化石

摘 要: 猪文化是中国社会族群认同及社会价值取向的符号,猪文化是撬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猪肉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猪的驯化及猪的饲养促进了原始农业的诞生,猪群饲养促进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猪随葬促进私有观念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关键词: 文化 化石 遗址 猪群 私有观念 新石器

习近平主席于201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西方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这个民族吃什么?怎么吃?

中国猪文化贯穿中国人生活历史的始终,是最具特色的东方文化。猪肉(信奉伊斯兰教[1]、佛教、素食者等少数中国人例外)是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没有健康的猪文化就不可能有国人的健康。

一、猪文化深入中国人骨髓

1.猪文化是中国社会族群认同及社会价值取向的符号

(1)家文化是中国社会族群认同及社会价值取向的符号

家文化是中国人的一切。中国交通运输部大数据显示:2017年40天春运,出行总人数约27亿。中国春运是世界交通史上最奇特的景观,数亿中国人,无论相距千山万水,还是近在直尺的邻里;无论是腰缠万贯的成功者,还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无论是老态龙钟的长者,还是活力十足的青年。他们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回“家”,与家人团聚吃顿年夜饭。从古至今:家就是中国人心灵的归属、中国人生活事业的驿站、中国人沟通感情的桥梁、中国人社交的舞台、中国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成功与否的基石。

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家”的衍生词有:“家人”“家规”“家传”“家训”“家财”“家道”“家法”“家族”“家谱”“家世”“家境”“家国”等等,这些不同的衍生词都包涵了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对中国社会具有普世价值。每一个衍生词都是一根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经络,彼此交融排列组合,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没有国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把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家文化是中国社会族群认同及社会价值取向的符号。

(2)猪家同源

文化在源不在流。甲骨文“家”是“ ”,由 和 组合而成, 的意思是“宀”,即房屋也, 即豕,猪是也。家的本意是必须饲养了猪的房屋,才能被称之为家!有余粮才有可能养猪,家是财富之意,猪亦然。

家及其衍生词表明:猪文化对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至关重要,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先人对猪的特殊情感。

2.猪文化是撬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

猪文化绽放在中国人生活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猪肉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

华北泥河湾更新世初期动物群,华南巨猿更新世初期动物群,陕西蓝田地区更新世中期哺乳动物群,四川万县盐井沟中更新世晚期动物群,山西丁村更新世晚期(10-1万年)哺乳动物群,内蒙吉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更新世晚期动物群,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更新世晚期动物群,东北吉林榆树更新世晚期动物群,广东马坝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群[2],以上动物群中都有猪的化石。云南元谋和广西柳城更新世初期的野猪可能不是同种[3],贵州省桐梓县马鞍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动物化石有猪,东北地区金牛山文化遗址堆积物,从中发现了猪牙化石,时代可能属中更新世[4]。安徽巢县人化石地点的堆积第2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豹、貘、猪和鹿等化石,年代值为16-20万年,不排除年代值为20多万年前的可能性[5] 等等。以上有关猪文化的信息表明,猪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各地到处都有猪文化的足迹。新石器时代、铜铁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中国猪文化的信息更是多如猪毛。在中国人生活的200万年中,猪不仅与中国人为伴,更重要的是:猪是中国人最常用的食物。

社会文明进步主因是人,人类进化的物质基础是蛋白质。人脑量的变化,首要因素是食物中的优质蛋白[6],蛋白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中国各个时期文化遗址的文化遗迹表明:猪肉是中国人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猪肉蛋白是优质蛋白,是中国人的智慧之源。

(1)猪文化促进中国原始农业的诞生

旧石器时代中后期猪文化的内涵:猪驯化与饲养的实践。

原始狩猎业与猪的驯化。旧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先近生产工具[7],狩猎业在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已逐渐形成。狩猎业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对动物的习性、活动规律、生长发育等动物知识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动物驯化不单纯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相关行业必须提供必要的条件。狩猎业的形成与动物驯化成功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对动物的认识必须达到一定水平。狩猎业形成时间与动物驯化时间先后不同,动物驯化时间比狩猎业要久远得多。一百万年以前甚至更遥远的原始人,一定有机会捉住又小又弱的野猪,但驯化不会成功,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中,没有家猪的一丝信息便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狩猎业的形成与动物驯化成功要有相同的动物学基础,因此他们在同一时间出现是有可能的,在中国确实有这方面的信息,资阳哺乳动物化石便有力地证实了这一问题,“化石中有近於现代家猪也有野猪的”[8],资阳人动物群属于更新世晚期,与其同年代的文化遗址中,有关家猪的信息几乎没有,个例构成不了文化链条,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猪的驯化及猪的饲养促进原始农业的诞生。猪要驯化成功,意味着要改变野猪固有的行为方式,把人的意志与猪的生物学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改变猪的生物学特征,需要若干万年的时间,只有驯化成功被饲养才有可能。猪是杂食动物,猪饲养成功的必备条件要有粮食生产,中国石器时代没有植物种植的所有文化遗址中,见不到有多个家猪骨骼的遗物出现,说明猪的饲养没有成功。但在石器时代有植物种植的文化遗址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中,往往有家猪的骨骼出土。如华南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距今9000年左右的猪牙和颌骨,个体数为67个,其中65%为2岁以下,说明“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自然结果”。猪牙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9],证明甑皮岩的家猪饲养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甑皮岩第五期的临桂大岩遗址发现少量炭化稻[10],表明猪稻有共生关系。华北南庄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年代测定为距今10500-9700年。三次发掘共发现50余片陶片, 第三次發掘发现l件石锤、4件残石磨盘和3件石磨棒。还有骨镞、骨锥等,动物骨骼是南庄头遗址中发现最多的遗物,种类有猪、鸡、狗等[11]。孢粉分析表明草木花粉占80%以上,尤以禾本科植物为多,推测农业已经发生,但尚处于“刀耕农业”阶段[12]。种植业、畜牧业、采集业等多种生产形态的存在,正是农业文明诞生时期的真实写照,猪的驯化及猪的饲养促进了原始农业的诞生。

(2)新石器时代晚期猪文化是中国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前奏

新石器时代晚期猪文化的内涵:猪是财富的象征,猪群饲养促进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猪随葬促进私有观念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符号。事物的重要意义一旦超越了个体和集体,就会成为社会(或者一定区域)的一种共同意识,它就会成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很显然,猪取得了社会的认同感。第一,猪意味财产;第二,猪的多少可能显示人地位的高低;第三,猪可能是市场上物质交易的媒介,相当于现在社会中货币的作用;第四,猪可能是人崇拜的对象,野猪凶猛、野性、强悍、机敏、勇敢、优美、护子、繁殖力和生存力超强,捕获非常不易,让人敬畏,世界上许多民族至今都有野猪崇拜情结。中国的情况在新石器晚期可能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可能由野猪崇拜转变为家猪崇拜,大汶口文化猪随葬便可证明之[13],中国后来的各种文献所记载的猪文化也可佐证。第一,家猪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该时期的文化遗址中的文化遗迹告诉我们:饲养最多的动物是猪;第二,由于家猪油脂更多,家猪比野猪味道更鲜美,家猪肉是美好生活的象征;第三,家猪不是所有的个人或氏族都养得起的动物,因为家猪要吃粮食,就是封建社会乃至现代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养得起猪,在改期开放前中国人吃猪肉都凭票供应就是例证,更何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所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家猪是非常珍贵的动物。出土文物展现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生活中的非凡意义,远远超出了猪的使用价值,更多地体现了猪的社会意义。磁山遗址出现了猪头的塑像[14],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陶猪[15],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陶鬻,器身作猪形,头短身长,体态圆浑,尾短而上翘,家猪的特点塑造得更是准确[16],距今近五千年的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陶猪、陶猪头、陶猪拱嘴等[17]。这些信息表明:猪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符号,社会意识形态即社会主流文化,决定社会的走向。

猪群的饲养是私有制国家诞生黎明前的一道曙光

猪群饲养的物质基础是余粮。在北方,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距今7000~8000年之久,遗址有88个窖穴堆存了粟,原储量估计为10万多斤[18]。南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在400多平方米探方中普遍发现厚度一般在20cm~50cm之间的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lm,折合稻谷估计在12吨以上[19]。龙山文化时期,山西候马乔山底遗址发现了两座大型粮仓,均为口小底大的袋形坑,容积分别为25立方米和40立方米,底部堆积有炭化的谷子[20]。距今近四千年的云南白羊村遗址中发现储藏禾草米的叶子、谷壳粉末的窖穴23个[21],这些储粮设施表明:粮食除满足食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剩粮以作它用,养猪便是选项之一。

猪群饲养的遗迹

牲畜圈栏遗迹:在遗址北部居住区发现一处不规则的和一处长圆形建筑遗迹,分别编为1号圈栏和2号圈栏。1号栏呈不规则形状,长5宽3.9米,圈栏内地表有3—27厘米厚的灰土,可能是家畜粪便堆积。2号圈栏平面呈长圆形,长3.64、宽3.05米,保存极差,只留下周圈宽4—10、深7—22厘米长圆形的小沟槽,南部留下一个径12、深15厘米的柱洞。圈栏内有八个较密集的柱洞。柱洞径6—12、深6—26厘米。这两处遗迹中均未发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灶坑和居住面等。据l号圈栏灰土(粪便)堆积推测,可能是饲养家畜的圈栏遗迹。

牲畜夜宿场遗迹:在村落中部广场的西部和西北部分别有两处灰色土遗迹,分别编为l号牲畜场和2号牲畜场。1号畜场,形状不规则,长径17米,面积约53平方米。表面有20厘米厚的灰土堆积,无柱洞、灶坑之类遗迹,周围也未发现栅栏遗迹。 2号畜场,形状结构同l号畜场[22]。新石器时代晚期牲畜栏圈和夜宿场的出现,说明存在畜群和畜群的牧放。

猪群的饲养与牧放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摩尔根和马克思在谈到畜群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时论述道:“野马、牛、羊、驴、猪一他们的驯养(对进步)是强有力的推动;当他们成群地繁殖时,他们就成了不断进步的泉源。不断进步的效果只有为了繁殖和维持畜群而建立起畜牧生活时,才充分显示出来”[23]。猪群饲养,面对野性犹存的猪群,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女人的生理难以承受,有利于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促进了中国新时期时代晚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猪群的饲养,肉食来源多元化,减轻了对狩猎业获取肉食的依赖,促进狩猎业向畜牧业过渡,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猪群的饲养,催生粮食生产的需求增加,促进种植业的发展。

猪文化促进了新石器时期晚期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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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顺斌,1964.02,汉族,四川南充人,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旅游学院教授,四川省保健科技学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理事,中国高科技健康产业委员会营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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