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郎平

贵阳令人惊讶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房价不高，甚至已经低到不能拉动经济的地步;另一方面，租金却太高，抑制了创新创业的动力。

当其他城市的人们为房价高昂和空气污染发愁时，贵阳人呼吸着pm2.5均值低于50的空气，吃着火锅，喝着茅台镇产的酱香白酒，用一副拉仇恨的样子说：“你们的痛楚，我get不到。”

这是居民的幸福，却是城市的痛楚。贵阳令人惊讶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房价不高，甚至已经低到不能拉动经济的地步;另一方面，租金却太高，抑制了创新创业的动力。

去年，贵阳推出“痛客计划”，举办首届“中国痛客大赛”，报道称大赛收到了1万多个痛点。不过，相比于这种有形的技术痛点，我更关心的是无形的社会痛点。

“别问我贵阳在哪里”

“我觉得比较雷的就是有人说云南省贵州市……没脑子么？”

“对对对，还有人问贵州是不是贵阳的。这些人地理肿么学的。”

贵阳在哪里？这个省会长期以来生活在知名度极高的遵义的阴影之下。

天涯网友对贵州、贵阳的地理知识的困惑，并不纯粹是缘于网络语言夸张的风格。事实上，不仅是普通网民，甚至在有些从事文化教育的人那里也会出洋相。

贵阳市民在花溪平桥景区享受休闲时光

1998年，我还在江西乡下教书，报考研究生后，被调剂到贵州大学。出发去贵阳前，我和乡教办的负责人道别。和那时候大多数民办教师出身的人不同，他是正儿八经师范学校毕业的，算是十里八乡的一个知識分子了—要知道，那时候提到“师范生”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如果不是绝对尖子生根本不敢报考分数经常高于重点高中的师范学校。令我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问我贵阳在哪里。“是不是云南省的？”

贵阳人遇到这种尴尬的频率，当然要远远高于我这个从外省来求学的游子。不仅普通人，连电视台也被发现屡次犯错。比如，2008年3月10日，贵州都市报报道市民的来电投诉：“某电视台的节目里，把‘贵阳市误为‘贵州市。太不应该了！” 2016年1月，贵州都市报又报道说，电视新闻中把“贵州”打成了“安徽”引发网民吐槽。

对这样的错误，贵阳人内心还是很受伤的，不过，最近几年来情况好多了。2015年贵广高铁通车，改变了贵阳的交通面貌，游客纷至沓来。另外，冠盖全球的“超级大盘”，纷纷扰扰的口水战，也意外扩散了贵阳的知名度。也许，用不了多久，人们再也不会犯“贵阳在哪里”的尴尬病。

气候与安逸心理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过个冬。”贵州的冬春两季，都是令人忧郁的阴雨天气。

“天无三日晴”，是形容贵州天气中更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这样的天气，造就了贵阳阴冷潮湿的特点，只要下雨，哪怕气温并不太低，但体感温度就令人觉得冷。

贵阳街道在长达五六个月的冬春季节总是湿漉漉、脏兮兮的。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记忆里，皮鞋是从来没有干净过。

有的人受不了这种日子。前些天，一位老同事告诉我，他正在考虑是不是搬家到秦岭脚下的陕南小城去，原因是女儿受不了这种“鬼天气”，要找一个四季分明又阳光明媚的地方。他说，根据女儿这个要求按图索骥，北方太冷，南方四季不分明，能完全满足她愿望的就只有秦岭一带这块南北分界的地方了。

当然，爽爽的夏天，是老天爷给贵阳的另一个回报。这里的夏季，很少有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走进居民家里，取暖兼带着煮火锅的煤炉子可能是标配，而风扇、空调就不容易找。

贵阳的冬夏气候特征也催生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天气候鸟”族群。对收入不算高但只要稳定的群体来说，受益于不至于掏空钱包的贵阳房价，他们还有足够的能力在海南买一套过冬的房子，开启“夏天在贵阳、冬天在海南”的生活模式。

贵阳这种不温不火的气候，也许还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气候和人们的工作状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因素，炎热使印度人喜欢静坐冥想，而冰天雪地也会迫使人们减少户外作业。在贵阳，即使天气已经不算冷，也经常能看到人们还在慵懒地烤火，“小日子过得安逸”是贵阳人的口头禅。贵阳街头，鲜有行色匆匆的人;而且，结伴出行的人们还喜欢横成一排，让走在他们后面的你干着急。他们似乎不觉得妨碍了赶时间的人，大概慢悠悠成习惯了，以为所有人都这样吧。

所以，我完全理解贵州省的领导们为什么总要不断谈及如何激发“贵州人的精气神”，试图点燃当地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激情。

蹊跷的“香港病”

和别的城市不同，贵阳很难看到常见的国际连锁餐饮机构。这当然不是因为贵阳人缺乏消费能力，真实的原因是租金价格太高，餐饮连锁企业各地定价一致，难以承受贵阳这样高昂的铺租成本。据说这也是外省餐饮连锁企业不敢进入贵阳或仓促败走的原因。

所以，在贵阳吃饭，要么是环境很差的“苍蝇馆子”，要么是价格不菲的体面去处，那种环境靓、价格平、服务好的馆子，珠三角遍地皆是，贵阳却难觅其踪。

有人抱怨说，贵阳什么都贵，就是人便宜。确实，以我在贵阳和珠三角都曾工作多年的经历来比较，贵阳饮食价格比珠三角高，差不多比成都、昆明贵一倍，而且就餐环境还比较糟糕。另外，贵阳房租收入比堪比广州市中心区，直接追平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

所以，贵阳人自称这里为“小香港”，共性就是物价和夜生活。我在珠三角的时候经常和同事、朋友K歌，一次不过数百元而已;但在贵阳就不敢去唱歌，动辄上千元的消费，已经没有娱乐的快感，只剩下烧钱的痛感。

一个贵州网友在天涯论坛愤愤不平地写道：“我们有个青海的同学对我说，在你们贵州2000块月薪应该算不错了吧……不错个屁啦！物价那么贵，跟北京上海差不多，不错个屁啦！”

为什么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城市消费会很高？从经济学常识来说，说明当地有外来资金或者地下经济（黑色或灰色）。

高昂的物价，尤其是房租高企，无疑就抬高了城市运营成本，尤其对于起步阶段的创新创业者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就在经典城市规划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谈到，城市不应将老房子都拆掉，理由就是老房子租金便宜，有利于创业。

高昂的房价和租金，扼杀了香港的创新创业，这是香港经济近十多年来疲乏的主要因素之一。贵阳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类似困境，房价很低租金很高，对有能力扎根置业的公司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打算租房创业的群体则极其不利。

这是许多市民所不知晓的贵阳和香港之间的另一种病态共性，也是城市管理者长期以来忽视的地方。

“超级大盘”的幸福与不幸

贵阳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低廉的房价，而这一切是拜“超级大盘”所赐。这里有多个“超级大盘”，以花果园为最。花果园棚戶区改造项目位于贵阳市中心，项目总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拆迁人口10多万人。项目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规划居住人口30多万，号称“中国第一大盘”，当然也就是世界最大了。

外界绝大多数有所了解的人，对贵阳的“超级大盘”持质疑态度，就连本地人都跟着加入舆论漩涡带来的拟态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担忧。一位的士司机对我说：“我的朋友说，花果园就是拆了一个旧的贫民窟，建了一个新的贫民窟。”

但是，有一次夜游花果园，所见所感，让我开始怀疑这些质疑是否成立。巨大而多变的喷泉，在社区中心的湖面上妖娆地扭摆着舞姿，所有的空地都被休闲的人们占满了。老人们跳广场舞，中青年人在开发商老板、也是贵州首富的家门口（号称“白宫”）遛狗，十来岁的少年们玩滑板或跳街舞，小孩子们追逐奔跑，或者在游乐器材上翻爬。

那一晚，目之所及，人的幸福感扑面而来。的确，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房价一再创下新高，人们充满“长安居大不易”的焦虑，但在这里，只需要花费40万元左右就可以拥有一套房子，这种唾手可得的日子安能不让人艳羡。

好不好，还是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最有发言权。我曾经随机问过好几个花果园居民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评价一致说“不错”。对外界担心的交通拥堵问题，他们反问，贵阳有不堵的地方吗？居住在市中心，这点拥堵的代价他们认为完全可以接受。

在质疑的舆论浪潮中，曾经有在北京、上海工作的贵州籍校友问我，在花果园投资一套公寓，值不值得？我的回答是值得。原因在于，即使收入较高的群体未必看得上花果园，但是，鉴于地处市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配套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我相信，起码它是在这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寻找过渡房时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与全国各地房价处于波峰状态相反，贵阳从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波谷，当地房价收入比也一直处于全国倒数三名以内。平均而言，贵阳市民只要用5年左右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套房。

代价低廉，跻身有产阶层，这或许是21世纪初期贵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的一道独特风景。鼓吹房价不可能降的声音中，土地紧缺必定是理由之一。但是，贵阳、重庆这样的山城，偏偏是中国房价洼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谁说房价和土地紧缺必然划等号呢？

重庆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强力调控，而且有不少人认为重庆政府在推动实体经济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有效地让房地产服务于实体经济。

但贵阳显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收入有限，无力进行土地整理和市政投资。在花果园项目的彭家湾和五里冲片区改造项目中，据称开发商一共投入了900亿元，这样的巨资，如果开发主体换成政府，根本无力承担。贵阳市政府采取了 “土地一、二级捆绑联动”的办法，把本来应该由政府做的土地征用、拆迁整理、安置房建设和市政配套工程等一级开发交给了开发商。

贵阳大盘模式的好处是，开发商不再暴利，买房者得了实惠，政府不搞“土地财政”也实现了城市的升级改造。然而，弊端也显而易见。

一方面，人们普遍承认房价太高会伤害实体经济发展，但常常没有注意到，房价太低也不利于拉动上下游产业链，自然就减少了就业机会和税收来源。而且，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说，房价低会抑制努力去赚钱的动力，对比欧美房地产模式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区别所在。另外，购房者都有追涨不追跌的消费心理，房价越是低迷，就越没有购买动力。

另一方面，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土地一级开发，让土地大幅增值，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这样才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公共设施建设之中，但大盘模式拉低地价，事实上令财政蒙受了巨大损失。

“超级大盘”带给开发商、购房者的幸福是有形的，而代价是无形的，最终的承受者是整个城市的居民。于是，个体的幸福就这样奇怪地转化为整个城市无法言说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