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又是一年春节过去。春节，这似乎是一个让那些离乡在外的游子们爱恨交织的节日。一方面，离乡的人渴望回乡与家人团圆，可另一方面，“故乡在沦陷”又似乎是回乡之人常发出的感慨。于是，每到年关前后，舆论关于“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沦陷”的讨论一下多了起来，种种返乡笔记也能流行好一阵子。故乡为何回不去？回乡之人的“沦陷感”又从何而来？

熟人社会的盘问

春节前网上曾流行过这样一个段子：“未来几天，又将是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陆陆续续变回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的时候了。”

反过来说，回家那几天，就是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变回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的时候。这个段子鲜明体现了城市与乡村人际关系的不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有过论述，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緣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换言之，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地缘、感情为界限。

城市刚好相反，这近乎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在城市中，熟人社会中关系、人情等因素淡化，个体的隐私、选择和能力等得到凸显和尊重。没有人管你买房不买房，没有人劝你结婚，没有人对你的选择指手画脚，没有人会贬低你的学历，没有人会嘲笑你的梦想或选择……你就是你，你有足够的自由成为你自己。

但过年由城返乡，就像是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我们随时会被熟人遇到、被熟人找到。就像每一个在乡村成长的小孩都有一个狗蛋或胖猪的昵称，无论他长大成人后是医生、教授，是家财万贯的商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乡人们也许记不得他的学名，但他们会亲切地叫出他的昵称。并且因为熟人社会缺乏必要的界限感，你恋爱、结婚、工作、生子的消息都会成为熟人口中的话题，一个大一点的事情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传遍整个乡村，你始终活在乡人的“注视”下。

伴随着乡人亲切叫出昵称的温情而来的，是建立在熟识、关心、爱护基础之上的种种盘问：“怎么还不结婚啊”“一年赚多少钱啊”“买房了没有”“可能当上领导吗”“对象家境怎么样啊”……盘问之余，可能还有各种语重心长的嘱咐：“得结婚啊，你爸爸妈妈年纪多大了”“不结婚让人家笑话”“得赶紧买房了，房价又要涨了”“一年怎么才赚这么点钱啊，白白读了这么多年书”“人要圆滑点才能往上爬”……

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上学、工作、生活久了，早已习惯了一种匿名性的城市生活状态，熟人之间的盘问反倒会成为一种“人际折磨”，成为对个体选择与隐私的侵扰。

“故乡在溃败”？

在根据著名小说家科尔姆·托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布鲁克林》中，1950年代，一个爱尔兰小姑娘背井离乡，到纽约谋生去了。虽然初到纽约遭遇了种种艰难和不适，但她终于是适应了，并与一名水管工相爱。这时，家里突遭变故，姐姐意外病逝，她只身回家，想当初她只是小镇上一个平凡无奇的姑娘，在面包店打工受尽欺负，前途渺茫；但回乡后，她一下子收获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有高富帅在追求，身旁的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她几乎是打算放弃在纽约的爱人，而选择在小镇上生活了。

可她在纽约偷偷结婚的事，辗转被面包店老板娘知道了。老板娘凶神恶煞地威胁她，要将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她身败名裂。这个遽然的冲击让艾莉丝一下子清醒起来，她终于明白了纽约与小镇的区别，机遇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价值体系的差异。

1950年的爱尔兰乡下小镇，是当下中国的许多小城镇和广袤农村的一个缩影。我们之所以害怕乡人的盘问，不仅仅是盘问本身，更是因为盘问背后隐藏着一套根深蒂固的、同质化的价值体系—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

“机械团结”的根本特征是，社会成员信仰、情感、价值观的高度同质性，要求绝对一致的压力不断压抑着人的个性，个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很显然，在大部分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呈现出“机械团结”的模式，相对保守的价值观、文化观念等仍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促使他人服从。

换言之，乡人们的盘问，其实就是在以同质化的价值体系要求我们、规定我们、想象我们、压迫我们。这个价值体系里有这么几条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规：人到了年龄一定要结婚，不结婚就是不孝；要生个男孩；读书就是为了赚钱，读书后赚不了大钱当不了官你读什么书啊；人的身份地位主要还是看钱财和权力……

与涂尔干对乡村共同体的悲观想象不同，在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乡村共同体是温情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并且，乡村共同体对抗着城市/社会的冷漠，“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过度的物质以及因疏离而孤独。滕尼斯始终担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带来的享乐主义方式会破坏传统的理想的社区。

滕尼斯的担忧，是中国乡村正在遭遇的一个现实。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以迅猛之势席卷乡村，甚至改变了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其结果是，乡村价值体系沉淀了传统社会的不少糟粕，但又缺乏契约精神、法治原则等价值观的支撑，其精华部分不断受到商业化、拜金主义等浪潮的侵袭。

许多返乡笔记感叹“故乡在溃败”，溃败，并不是说乡村的凋敝，恰恰相反，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许多乡村都富起来了，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许多家庭也有了汽车。人们说的溃败，是指乡村价值观的溃败。过年一回家，发现村里赌博成风；脱衣舞在农村盛行；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有钱人才是爷……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套被腐蚀了的乡村价值观也对年轻人形成同质化要求，并对他们造成挤兑与压迫。

让故乡拥有新的可能

纵然人们总在抱怨故乡在沦陷、故乡回不去，纵然我们年复一年地在各类返乡笔记对故乡进行悲情式书写，但抱怨归抱怨、悲情归悲情，年关一到，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买票回家，故乡再远，也始终是他们心口上的朱砂痣。

这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对故乡的爱，无论故乡怎样变迁，它终究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出发地，也是我们的港湾。有人曾这样写道，“真正心碎的经历，是你怀着思乡心切的情感回到故乡，却感觉到格格不入时，不是家乡变了，而是你自己变了。”故乡也许始终如此，只是当我们的翅膀硬了之后，才发现故乡变“小”了。

另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深切体谅。我们都该有赖特·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该将故乡的种种缺点归咎于故乡本身，这些缺点并非天生，也非主动选择，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下，大量的优势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广袤的乡村得到的太少，甚至还要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资源与劳动力，农村地区长期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在贫瘠、干枯的土地上，不曾播种，怎么可能自己长出现代化的丰硕果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就像一辆座位有限的高速列车，在飞速且颠簸的前行中，大部分人都没能赶上或者被甩了出去。我们只是比故乡、比乡人更为幸运，我们抢到了座位，占用了资源，接受了教育，最终跟着时代的列车走出了大山、走出了贫瘠，成为了一名“文明人”，而故乡和乡人们仍被遗留在无人关心或无力关心的角落。当我们“衣锦还乡”，面对故乡和乡人，又岂能只是老调重弹地哀叹“故乡在沦陷”，岂能站在道德高地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因此，笔者完全理解“故乡在沦陷”这一感叹声背后的心碎，也能够理解返乡笔记让人们重审乡村问题的用意，但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应做的是，多些建设性思维，为故乡寻找新的可能性。这让人想到，去年8月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学生肖亚洲出版的《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这部28万字的乡村调查纪实，是他利用三个寒暑假，穿沟壑、睡窑洞，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贫瘠、凝重的黄土高原中“抠”出来的。这位“裤腿上沾满泥巴”的“95后”曾对记者这样说，乡村建设最不缺乏的是清谈雄辩和书斋里的隐士，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想象出一个现实的底层。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除了发发感慨外，更重要的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见草根”。

故乡从来就不会回不去，只要我们还愿意回去，故乡也不会沦陷，只要我们有心改变。置身于故乡的此时此刻，感受到故乡的不足，才能改善这不足。“成千上万的人们生活实践所体现出的复杂和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任何理论”，因此多一些理解的同情，多一些平视的交流和关怀；同时，努力调校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发展天平，缩小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让现代化理念浸润于更多人心中，让故乡也拥有华丽转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