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你出了门，往左拐，然后顺着那条马路，一直走，一直走，我就在路边等你。”

这是车延高跟我相约见面的方式，我不知道要走多远、过几个路口，他站在什么视觉标志的旁边。我本想问清楚精确的地址，转念一想又放弃了：或许这就是诗人的生活习惯，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抵达精神上要去的地方。

我走啊走，渐渐发现那条路并不直，也有岔路，而且越来越狭窄了，心里正开始打鼓，就看到他站在了路灯之下，风有点冷。

在这个晚上，一群有各种独特个性与爱好的朋友们喝着茶，天南地北地聊，话语里散落着许多奇趣的经历、生活的智慧。车延高有时会掏出手机，在上面打字，我以为他在使用社交软件与人沟通，他说，不是的，我在做一点记录。

这是他重要的素材来源。他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会爬起来写作2个小时，有时能写一首诗，有时好几首，最多的一天写过11首。如此高产，即便作者有再丰富的亲身体验，也难以支撑诗歌的血肉，于是他便从别人身上去收集。但逢周末，他从不写作，一般是流连市井，与陌生者交流，“偷窃”他们人生的故事。

这一晚，朋友们互相道别之后，车延高走入了路边一家水果店，买几只梨用来蒸川贝，以缓解那顽固的咽炎。水果店的女人坐着不动，冷冷地问：“你知道怎么蒸川贝不？”

车延高凑上前去：“你跟我说说，要怎么蒸？”

女人站了起来，把梨拿在手上比划着说：“从这里切一刀，打开一个盖子，用不锈钢的汤匙剜去梨心，川贝磨成粉放进去，再把切下来那块盖上去，不要原样地盖，要错开，这样留下缝隙蒸汽才能进去。拿两根牙签，两边插下去，就把盖子固定了，放进一个碗里蒸。”

不得不说，这个流程非常专业。车延高愉快地道谢出门，回头对我说：“你看，又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

他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像这个外表冰冷其实古道热肠的女人一样，不知道面前这个长者是谁。

他曾是武汉市纪委书记，2016年4月27日退居二线；他还是一名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人，文学热情从未“退休”。

“羊羔体”

我准备了一些锋利的提问，但不包括“羊羔体”。我知道，无论这个词语是依然让他心头生痛，还是早已释然，他都会主动提到，因为谈论中国当代诗歌，这个词语无法回避。

他早已不在乎，他的微信名称就是“羊羔体”，公众号也名叫“羊羔体文学牧场”，还刻了一方“羊羔体”印章。朋友们在闲谈中，嘴里也经常蹦出这个词。

“羊羔”，是“延高”的谐音。2010年，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迅文学奖，官员、诗人，两个在当代话语特点完全冲突的角色，让人们马上对他产生了兴趣。有人翻出他写过的3首诗—《徐帆》、《刘亦菲》、《谢芳》，贴在了微博上。

《徐帆》很长，有37行，微博只能显示前面8行。就是这大白话一般的8行，引来潮水般的嘲讽，乃至谩骂：“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这些演员都是武汉人，车延高在《大武汉》刊物上开了个栏目，用诗歌介绍武汉的人情风物，其中就写了一组《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徐帆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向重逢的女儿屈膝一跪，“一股巨大的力量”让银幕前的车延高泪珠滑落，后来就写了这首诗。他说，人们大多没再往下看，更没有看过我的其他诗作，就开始发表评论。

毫无准备地成了一个“网红”，他对一切评论概不回复，除了有一次“实在忍不住”才回复。

那是一个网友在博客上贴出了《徐帆》，一通激烈的批评之后说，“我贴几篇真正的好诗，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催人泪下”。车延高的回复很简单：“你后面贴的，全部都是我写的诗。”网友又说：“那你也就这几首写得好，别的都很烂。”

车延高哭笑不得，继续沉默。

无论如何，“羊羔体”让人们知道了有一个诗人叫车延高，是个官员，还得了鲁迅文学奖。我也一样。读了《徐帆》的前8句，第一印象确实是：“这也叫诗？”读完全诗，没有多少触动，但也没有继续鄙薄。后来我又读了他的几十首其他作品，包括《一瓣荷花》、《盘在土地上的发鬏》，慢慢觉得，诗人与素未谋面的网络大众之间，隔着一种顽固的成见。

这种成见很简单—官员写诗，诗还获奖。

“分裂论”

每当要面对一个人物，我都会提前把问题细致地罗列出来，然后再把几个直觉反应式的问题删除。因为，一是这几个问题往往带有成见，二是对方肯定已经被问得厌烦了。

对车延高，我删掉的问题是：“一边是官员，一边是诗人，这两个角色之间是否有一种分裂？”

前面说过，“官员写诗”是一种顽固的成见，唐宋诗词里那些瑰丽篇章，大多出自官员之手。而且我猜得没错，车延高确实已经对这个问题不胜其烦，所以，似乎为了免我一问，他自己反而先作了问答。

“其实两者真的没有什么冲突。我刚签了一本诗集的合同，《灵感狭路相逢》，这是一本同题诗诗集，每个题目分别用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不同的写法，写多个版本，注重思维的多向性，那么工作中也一样，从多个方面思考问题，这是相通的。”

因为人们对“分裂论”有着锲而不舍的好奇，他接受采访时总想好好谈谈诗歌的创作，但发现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我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一个谈诗的机会：“你的工作是大视野的，但我读你的诗，发现它们的切口都比较小，很细腻，这是为什么？”

“因为社会上对官员有误解，好像我们一天到晚高高在上，我们写出来的作品天然带着官腔、空话和口号。在文学上这些都是很大的忌讳，也确实有写这种东西的人，所以我在创作中就特别注意，不要把身份色彩带入文學创作元素当中去，否则它会对审美产生破坏。”

一个热爱文学的官员，写作上的确会碰到一些特殊的掣肘。2005年以前，车延高主要从事杂文写作，杂文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批判性，但2005年上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之后，他就转向了诗歌。“在这个职位上，不适宜针对太具体的人和事发表意见了，而诗歌的审美功能更突出，针对性可以弱一点。”

我又把问题再往上推了一个层次：“我说的切口大小，是社会视野和时代跨度。社会视野，比如海子的《日记》，他在里面写‘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一首写孤独的诗，却又有压制不住的大气象；时代跨度，比如北岛写‘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几句话就跨越了几个年代。”

车延高把话接了过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知道，你说的是诗歌的时代批判功能。我也写过一些带着社会之痛的诗歌，可能你正好没看到，但我始终认为，诗歌的审美功能更为永恒。”

“很多人认为愤怒出诗人，但唐诗宋词，有几首是抒写愤怒的呢？人们传诵最多的还是那些意境最美的作品。”

底層与乡土

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车延高有时突然会用陕西口音说话，这在几乎全是湖北人的场合，让气氛变得轻松幽默。

他是山东莱阳人，父亲是军人，部队经常调防，于是他的家也不断变动，先到上海，再到镇江，又去西安，再到重庆，之后宝鸡，最后才在武汉定居。因此他的青少年时代，学会南腔北调。他曾在宝鸡792工厂当喷漆工，又去青海当了6年兵，复员后进入武汉公务员系统。

成为一名诗人的开端，就是在青海当兵时期。那时有个战友喜欢写新闻稿，还能在报纸上发表，车延高就想，我也可以写点什么。他的诗歌处女作，就在当兵时期发表于《青海日报》。那时他的津贴是每月3元，后来涨到5元，他却自费订阅了文学刊物，转业的时候，箱子里最重的行李是一捆《诗刊》。

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到来时，他已经是一名“高高在上”的武汉市委常委，然而当过工人、当过兵、“挨过饿”的经历，让他和社会底层百姓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的好友名单里，多有贩夫走卒，他的诗歌里，也多市井闾阎。他写武汉的挑夫“扁担”，“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着稳稳的江山”。

底层情结可以从人生经历获得逻辑性解释，但我同时在他诗歌里发现了浓郁的乡土情结。

那首题为《盘在土地上的发鬏》的诗，会令许多出身农村的人动容：“就像土地不会嫌弃我/我从不嫌弃牛粪/它和我脚下的土地一个颜色/土地长出我需要的粮食/它是土地的粮食/在一群蚂蚁眼里/一堆牛粪就是一座山/在一穗麦子眼里/一堆牛粪就是来年的麦垛/我的双脚永远记得它/最寒冷的日子/瘦小的我跟在牛身后，往手上哈着气/把一双赤脚揣进刚落地的牛粪/那种温暖是从现在的皮靴里找不到的……”

他至少有七八个故乡，这是写的哪一个故乡呢？车延高说，就是胶东老家。“尽管我在那待的时间很短，但故土真的跟人血脉相通。小时候，父母每次带我回农村，我就不想离开了，说能不能你们回去我留下来。”他认为诗歌是有“祖国”的，这个“祖国”就是生活，哪怕是幼儿期残存的生活记忆，都属于这个“祖国”的一部分。

不过，一脚揣进新鲜的牛粪中的时代，车延高的生活中还没有诗。面对汹涌质疑的时候他坚持“官员有诗歌情怀绝不是坏事”，而现在他觉得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点审美爱好，这会让人生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

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写诗，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车延高把自己假设成7岁，在2016年写了一本儿童诗集，写给孩子们，启蒙他们的艺术审美。他用《笨》为题写道：“老师说植物也是生命/家里每次杀西瓜我都怕他疼/我就悄悄告诉它/你把瓜瓤变成苦的/人就不吃你了/西瓜很笨/一直不会点头。”

我说，我想起了民国小学课本里的一篇课文：“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

车延高说：“你看，多美！”

我出去透透气，刚把门掩上，已听到他在哼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谁都有权写写诗

Q& A

N-南风窗

C-车延高

最爱徐志摩

N：你强调诗歌的零度情感，我想起了新月派的一个核心主张，叫“理性节制情感”，同时我读到你的作品，感觉也有新月派的痕迹，你是不是对新月派有特别的喜爱？

C：我觉得派别不重要，派别内的作者水平也并不整齐，我只看作品。有时候只要有一首好作品就是大师，比如唐代，2800多个诗人，李、杜最有名，有丰富的作品传世，但张若虚只有一首《春江花月夜》，就孤篇横绝。现代也有很多诗人，徐志摩的作品我就很喜欢，还有卞之琳也不错，而李金发、穆旦的诗歌留给我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

N：徐志摩、卞之琳都是新月派的代表。

C：但我不会用这个符号去看待他们，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徐志摩的诗歌不是一种纯粹的白话性表达，他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语言上的跳跃性比较大，他才脱颖而出，超越其他人。你说到海子，很多人喜欢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我更喜欢他的《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他在不连贯当中形成了一种陌生性的美。不连贯，然而他还是打动你，因为里面情感的真实，让我们把他语言中那种不规则性丢到一边去了，就看到他的情感一泻而出。

社会需要这么多诗人吗？

N：你前面提到，一首诗就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张若虚就是这样。

C：对。

N：但你很高产。

C：我写得多，每天都写，从不中断，实事求是说，我的量确实比较大。

N：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现在单个诗人很高产，而且现在诗人的数量非常庞大。

C：现在据说网络上每天产生5万首诗歌，热衷于新诗创作的全国有200多万人，写古体诗的创作队伍你可能更想不到，有300多万人。

N：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社会需要这么多诗歌吗？

C：诗歌的推陈出新，需要一批热爱诗歌的人，需要诗歌作品不断涌现，所以应该允许这种情况。社会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写作条件，看不看是读者的权利，但我们不能剥夺任何人写作的权利，有人写总比没人写好。

对诗歌艺术出现的繁荣，大家应该鼓掌叫好。现在各种娱乐内容那么丰富，还有那么多人热爱创作，这种现象不应该嘲讽，而应该敬重。但是作为创作者，一定要冷静，先不说社会责任感，起码一定要有艺术责任感。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的孩子，你总应该希望它漂亮一点。

社会是否需要，你看几百家诗歌刊物都能办下去，就是一个回答。

写诗的权利

N：我赞成你说的，对诗歌艺术的繁荣应该鼓掌叫好。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嘲讽者往往来自所谓的诗歌精英群体，一些“学院派”。比如余秀华声名大噪的时候，社会一片赞誉之声，但讽刺挖苦她的，主要是所谓专业诗人，在其中一部分人看来，大众写作是不能接受的。

C：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诗歌不是“神曲”，诗歌是诗人的灵感破译了灵魂的密码，代表神献给人类的作品，但是，没有谁是专司其职来做这件事的。

N：理解为“神曲”，主体上就有排斥性。

C：对，任何一个诗人最初阶段都是业余的，哪个诗人是天生的呢？诗人不能否认从不懂到业余到成熟这个成长过程，更不能在成熟后去剥夺别人写作的权利。你说别人的作品不好，那你怎么就不能拿出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来呢？我只认作品，不认人。诗人可以自信，但不要自恋。

N：有的诗人会认为自己的作品非常好，只是大众不识货。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说话就忧愤于自己所处的领域不受社会重视，“诗歌教育跟不上”、“艺术教育缺失”、“戏剧教育有待改进”、“人文教育亟待加强”，但凡领域内的问题，都是因为“这届人民不行”。

C：逻辑上应该倒过来。我们这个领域情况不理想，不在于非要哪方面重视，而在于我们怎样去为这个领域做贡献，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个领域成为值得重视的高地。你能不能被重视，首先取决于你是否值得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