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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新政”:一切都是为中产?

2017-04-19华民

南风窗 2017年4期
关键词:中产阶级新政货币

华民

特朗普成为美国第58届总统之后,即刻就展开了他的新政。特朗普新政的三把火是:退出TPP;对部分穆斯林国家禁签;以及“去监管”。

从这样的政策组合中不难发现,特朗普新政想要解决的首先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美国为什么在内外政策安排上会发生这样的顺序变化呢?说到底,是因为美国国内积累已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得解决不可的地步。

三种力量导致“美国梦”碎

美国国内的问题就是“美国梦”面临挑战。什么是“美国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勤劳致富,即每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代际进步,即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生活得更好。

从以上两个特征来看,“美国梦”显然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梦。但是,在三种力量的冲击下,“美国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三种力量分别是:货币纸币化;去工业化;经济全球化。

货币纸币化源于1979年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黄金被美元取而代之。从此以后,美国便成为发钞国。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的储备量决定的。但在管理纸币本位下,货币供应量则是由宏观管理层来决定的。一旦把货币的发行权交给宏观管理层,那么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单边增长的趋势。

其中的机理可以概述如下:按照货币恒等式$V=PT($表示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和劳务价格;T表示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假如经济繁荣(即等式右边的T上升),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通货收缩,就必须增加货币供给(即增加等式左边的$),这被定义为货币主义方法。

然而,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货币主义方法就会失效,经济衰退就是上式中的T会下降,按照恒等式应该减少等式左边的$,但这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断裂(即流动性危机),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防止这样的危机发生,就必须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增加货币供给。

由于货币供应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于是就会出现上述货币供给单边增长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货币财富的增长就会快于真实财富的增长。凡是有能力获得金融杠杆的人的收入就会迅速增加,且有不劳而获之嫌,而那些没有获得的人,收入则会相对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顶部增长”,它带来的后果不仅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且致富与勤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对美国的中产阶级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美国梦”的第二个冲击变量是“去工业化”。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经济结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一般的规律是,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会下降,服务业的占比会相对上升。但美国的问题在于过快的技术进步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发展,使得制造业的就业大幅下降。

从统计数据来看,195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上,此后一路下降。到了1990年代,美国以IT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从而对一般制造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其结果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占比居然要比美国制造业产出在整个国民产出的占比还要低。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进一步下降,其在全美就业人数中的占比跌破了10%,达到历史低点。制造业如此规模的就业机会,使得美国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就业空间荡然无存。不要说代际进步,就连当代人的收入增长也出现危机。原因就在于那些在制造业失去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将不得不转向工资弹性很高的低端服务业,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谋生。

造成“美国梦”碎的第三个冲击变量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当然可以增加全球福利,但是其产生的收益会因为各种结构性的因素而产生在所有参与国家和国民之间不能均等分配的后果。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际分工发展,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毫无疑问,美国凭借其人力资本和技术优势站在了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从而形成了当今世界由美国领导和组织的国际分工体系,即:美国专事处在全球产业链顶端的研发与设计;日本等国专事處在全球产业链中间层次的中间品与关键零部件生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参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

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模式中,外包作为一种新的分工方式便开始在全球迅速推广。但是外包在增加企业利润的同时却对就业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冲击,进而导致贸易收益分配的失衡。以美国为例,外包虽然给大公司带来巨大利润收入,可是外包导致制造岗位的大量流失,其结果是大公司的利润增加实际上是以中产阶级的就业与收入下降为代价的。

尽管大公司的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但是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的效应则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拥护和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会建议政府推行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缓解这样的矛盾,即向利润增加的大公司增加税后,然后对那些在自由贸易中受损的加以补贴。

但是,实际情况告诉我们,这样的再分配政策难以付诸于实践,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大公司大都离岸,它们栖息在全球的避税港中使得美国政府无法执行贸易所得再分配的政策。美国的中产阶级就在就业离岸和政府难以作为的双重困境中走向衰落。

面对以上三方面的挑战,唯有重振美国制造业,才能拯救正在走向衰落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才能真正实现美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因为制造业不仅可以为人们带来真实财富,而且还可以造就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

依靠政府收入再分配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不仅缺乏效率,而且也不具有可行性,反而有可能让已经走向衰落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走向堕落,掉入依靠政府施舍而不再进取的陷阱。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特朗普真正理解了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

中国不可轻言“对美贸易战”

现在的问题是,重振制造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支持呢?概括地讲,无非是以下几种政策的组合:第一,是减税;第二,是贸易保护;第三,是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具体分析如下。

对制造业企业减税可以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效应:一是通过增加制造业企业税后利润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资产价值,促进社会资源从非制造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回流;二是缩小境内外税收差别,吸引美国离岸企业回岸。

贸易保护是重振制造业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贸易保护之所以需要,其理由如下:第一,对国内造业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需要通过增加关税来对冲,否则就会让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第二,贸易保护政策可以对冲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促使离岸外包回岸。因为有了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大公司原先通过生产离岸外包、再进口商品回岸销售的运作方式就会变得无利可图。增加商品进口税,就是在原来的国际分工模式中打进了一个税收楔子,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楔子,尽管美国大公司可以通过任务分工外包来增加盈利,但是这种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节约却会在外包商品返回美国本土销售时被增加的关税抵消掉,从而使得外包离岸这种套利行为变得没有意义。

最后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假如制造业重返美国,就业机会应当属于谁?政策目标当然应当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

可是,今天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保证这样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理由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美国有太多的非法移民,他們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进入劳动力市场谋生,从而实际成为了本国中产阶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壁垒;第二,长期失业的中产阶级的劳动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很难在短期内重返劳动力市场,从而需要进行职业培训。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就需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调整来增加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为此,就需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来确保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一,禁止和驱逐非法移民,限制难民进入美国;第二,增加美国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美国中产阶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

考虑到以上这些改善美国中产阶级就业的政策措施的目标指向主要是存量问题,所以还需要通过流量激励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方法就是放松管制、“去监管”,再加上政府的基建投资。“去监管”是对市场的激励,增加政府基建支出是让政府承担起“最后雇主”的功能。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旨在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策组合并没有什么可加指责的。可是为什么会在美国和世会遭受到那么多的批评和诟病呢?

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这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那些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利的人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新政,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支持,因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大都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

其次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自从1945年关贸总协定建立至今,人们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已经行走了半个多世纪,突然有人要改变这样的发展路径,于是就会极力加以反对,因为路径变化总是需要人们支付数量不等的调整成本的。

现在,还需讨论特朗普新政的外部效应。在特朗普新政的政策组合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贸易保护,它将减少美国从外部世界的进口和就业输出。面对这样的冲击,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特别是对美国贸易依存度很高的中国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这将取决于我们的基本面。中国与欧盟不同,缺乏内部市场(这是由人均收入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城市化发展不够充分、农村人口占比相对发达国家较高所造成的),无法与美国直接进行“贸易战”。因此,与欧盟国家不同,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最佳策略应当是坚持贸易自由化。

中国只有以更加开放的贸易才能获得更多的贸易渠道和外来投资,也只有以更加开放的贸易才能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增加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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