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过去7年，李德锋恰好从最坏的时刻迈入了最好的门槛。他说，以前他创办了4家企业，一年的产值也就几千万，现在他的企业，一年就做出几个亿的产值，利润比以前多得多，很有成就感，且活得更轻松，有更多时间，会友、喝茶、聊天。

2月5日，正月初九。在广州市新塘镇，李德锋的企业办公室内，他一边泡茶，一边慢悠悠述说过往。窗外，制造业正经历的跌宕起伏，似乎都与他无关了。

其实不然。他现在的工作服务于制造业企业，依旧和制造业唇亡齿寒，但他看好制造业。“特朗普上台不也提出重振制造业吗？”李德锋说，制造业是国家的根基所在，丢不得的。在他看来，尽管这些年制造业经历一些艰难，但复兴和回归，只是时间早晚，而不是有没有未来的问题。

李德锋是广东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自1994年起，他就开始涉足制造业，随后20多年里，他的企业遍及广州、东莞、惠州和茂名。这些企业都和服装有关，如毛纺织、洗漂印染、制衣等。但2010年，李德锋开始转变：从生产、销售服装，转向为生产企业提供平台和服务。这是他在产业链—确切地说，是食物链—上的一次“跃进”，而不是转身。

这种“跃进”，是因为他很早就预见到，不是其他，是人，将成为一个最大的难题。

远见：是人的问题

今年51岁的李德锋，早年从茂名来到东莞市大朗镇和别人合伙做纺织原料生意。1994年，28岁的他就在大朗镇创办了东莞市兴锋毛纺织有限公司。后来，他又到广州市新塘镇创办了兴锋高旺制衣洗漂印染有限公司，在茂名、惠州也都创办了服装企业。

在那个行情看好、工厂开一个火一个的时期，李德锋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直到2004年，经济依然高歌猛进，但他已经预感到剧变即将发生。

2008年，一些企业在风声鹤唳之中倒下，人们疾呼“金融危机已经到来”时，李德锋的服装企业依旧效益不错，直到2010年，危机的传导才让他真正感受到行情不妙，不过，李德锋早已未雨绸缪。

2004年李德锋预判，随着80后登场，用工形势开始发生质变。他发现，计划生育实施后成长起来的首批劳动者进厂后，表现出和父辈截然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大服从管理，更多主见，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闷头做事，作为产业工人的一代典范，很容易被组织、被动员。

经验告诉他，接下来的90后、00后，更会让生产企业感受到地覆天翻。尽管他意识到年代划界有不科学之处，但这很方便他的观察。

看到市场红火，2004年曾有自己企业的高管人员向他建议增加厂房、扩大生产规模，但李德锋选择了保守。他说：“这时候，不能做大，只能做稳。”

当时这名高管人员表示很不理解。李德锋对《南风窗》记者回顾说，80后出生时，他们的父母还在想尽办法多生，而90后出生时，他们父母生育的意愿下降了，最多也就生2个。那么，新世纪头十年过去，90后长大成人，劳动力必然锐减。90后的父母积攒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深切了解车间工作的艰苦，不希望孩子重走老路，同时生长环境也决定了很多体力劳动90后再也不能胜任。

接下来，麻烦还会进一步深化。当能干的一代逐渐老去，不能干的孩子持续游荡，愿意干的因为父母老、不远游，那才是用工企业最艰难的时刻。如果老人足够长寿，这些独生子女们除了照顾孩子，最极端的情况下还可能面对一对夫妻上有8个老人的局面，他们将再也无法背井离乡。

国家放开二孩是一个利好，但年轻的人们再生育的意愿不强，年龄大一点的有心无力了，劳动力供给格局的重大改變带来的影响就将持续到下一个劳动力高峰期的出现，这预计要15-20年时间。“即便过了20年，也说不上恢复，只能接近于过去较好的状态。”李德锋说。

必须有所改变。2010年，深思熟虑后，李德锋先后停掉四家工厂原有的运行模式：招工、购买原材料、接单、生产、发货……他要做的，不是直接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形成“公司+车间+厂房”的运作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把自有厂房分租出去，他给创业者或需要生产的厂家提供场地、设备，甚至是技术人员，同时也从安保、清洁、后勤等方面提供服务。这样，他从直接的生产厂商，一定程度上变身为一个制造企业的“孵化器”。

李德锋已从过去管理4家工厂、2000多工人的负责人，变成了一个只需直接管理40多个员工的老板。那个曾令他头疼的招工难题早已远去。“小团队，好管理，自己也有更多的机会和员工直接接触，每个月都一起聚餐。”李德锋感慨，“过去，每天管理2000多人，人被一些琐事捆住，一年到头忙得焦头烂额，也没能挣到几个钱。”

晚点开工，我要过年

李德锋的悠然，足以让方玲羡慕。

方玲曾是李德锋手下的招聘经理，2010年李德锋转型后，她转到深圳一家从事女性内衣生产的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经理。

2月7日，《南风窗》记者在深圳安华工业区见到了方玲。她正在企业门口和其他员工一起“摆摊”招工。

这家企业有380多名工人，负责招聘的就3个人，所以在招工的关键期，她不得不亲自出马。“其他部门都帮忙过来招工，我作为人力资源部经理不到现场，老板看到了说不过去。”方玲说，毕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她所说的“那个时代”是2000年以前，那时，工厂能提供的岗位不多，加上有大批人找工作，企业门口每天都有人排队来应聘，根本不需要方玲这样的经理级人物出马。

“当时招人，是挑着要的，男的不要，看不顺眼的不要，超35岁的不要。”方玲说，男的太多容易打架，“看不顺眼”的则是指是那些身上有纹身、染黄头发的。

不过，“现在只要是个人，基本都要了”，“只要能胜任，不要说超过35岁，超过45岁也要。”方玲说，她从2月5日就出来摆摊了，但每天只有大约5、6个人来面试。

“当然，现在还不是招工的高峰期。”方玲这样安慰自己。不过，她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和过去不一样了，工人一般要过完元宵节才会回流。而在10年前，大年初八工厂就开工了，最早的甚至初六就上班，所以那时初五、初六就有大批工人匆匆返回岗位。他们担心回去晚了，因为被人顶替而失业。

方玲最明显的感受是，从2010年进入目前的这家企业至今，公司春节放假的时间都是12天，雷打不动，但今年不得不将假期延长到14天。“开工早了，他们也不会回来。”方玲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工厂选择在初八或初十的吉日，放个鞭炮宣称开工，但车间里根本没人，机器真正开动起来最少还要一周时间。

放14天假还算是少的，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企业的假期是年前、年后各半个月，过个春节放假一个月。

这有订单不足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员工不愿意把年过得太匆忙。

他们要的是网线

方玲知道，即便招到工人，能否留住也是个挑战。现在的工人稳定性不高，10年前，一个工人在一家工厂干10年、8年的比比皆是，但现在3至5年的都很少了，2年以上就算忠诚的老員工。

她所在的这家企业，最近两年员工的流动非常大，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入职率是18%，但离职率却达20%，为此工厂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招一些临时工应急。仅仅在两年前，每个月入职率和离职率通常都还能维持在10%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5%。

为了留住工人，方玲提了不少建议，她认为最可能起作用的一个是：建一个电脑房，拉好网线，让员工休息日可以去打游戏。多年和年轻的工人们打交道，她知道他们要的是网线。“对于新生代的年轻产业工人来说，如果能让他们吃好、玩好，一个月2000块钱，他们都给你干。”

方玲说，但她的这个建议，目前还没有得到老板的采纳，老板采纳了另一个：给员工集体过生日。“每个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三晚上，在饭堂的包厢为员工庆生，一桌10个菜，有肉有汤，还有啤酒和可乐，我也要参加并献上祝福。”

相比上个世纪末期几乎“暗无天日”的工厂生活，现在的工厂越办越温馨起来。即便这样，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员工不断离职，离职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伙食不好；宿舍插座少，充电不方便；热水器时好时坏；一间宿舍住8个人，还上、下铺；在厂里没有老乡、亲人和朋友。年底马上要放假，企业要集中赶货，加班就多了，这时也最容易出现离职潮。

方玲用“不踏实、不肯干、不服从、无所谓”来形容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和以前完全反转，她现在喜欢那些30多岁、40多岁的员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挣钱”，因此比较稳定。

另一种视角

作为企业管理者，前几年，曾海鹏也有过和方玲一样的困惑。

曾海鹏是佛山一家陶瓷企业的副总，分管人力资源工作。前几年，他也对“90后”员工多有不满，认为他们是“爷”。以前，在他们的父辈做工人的时候，管理者批评人都很直接，而现在，要先表扬一通，春风般温暖，然后再指出“不足”，就算心里窝火，也要和颜悦色。

而且，他还要“深入群众”，一个副总，一有时间就和工人们混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在曾海鹏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对工作不大上心，很多时候表达出“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这让人根本无计可施。

在这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招聘了不少自己的老乡、亲戚，有心重点培养和提拔，回馈乡亲之情不可谓不殷殷，然而这些年轻人却都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根本“扶不起来”。

现在他算是想通了。“有什么不好呢？”他认为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社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多了，他们不在这里干，换到其他地方也一样有工作，可选择的机会多了，机会自然就不再珍贵。这对企业是挑战，而这种挑战也不见得是坏事。

如何认识这批新生代产业工人？曾海鹏举了一个例子。早前，他负责人力资源的时候，将两个干得不好的工人辞退，但这两个人后来都出去做生意了，而且做得还不错。这事对曾海鹏触动挺大。“不一定是我们认为不好的，他就真的不好。”曾海鹏认为，或许他们没有找到更合适自己的机会，一旦找到更合适的，他们可能表现得比谁都优秀。

“缺乏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也是曾海鹏早前批评员工常用的句式，但现在他很少说了，因为“作为80后，我们也曾被上一代批评为垮掉的一代，但我们垮了吗？”

现在，曾海鹏并不以能否吃苦耐劳来评价一切，他认为，从吃苦的角度来说，60后比70后能吃苦，70后比80后能吃苦，80后比90后能吃苦，可是能吃苦的那一代，日子并不见得就比不能吃苦的那一代好，而且社会不都一样在向前发展吗？

工人是时代的“产品”，其“品相”总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特别是90后、00后，他们更是国家计生政策的产物，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时代造就了今天的他们。

作为新的劳动力主体，他们以无意识的行动修正过去的劳资关系、权利结构，迫使企业主对他们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做出改善，从产业地图上把绝大部分血汗工厂抹掉，刷新了企业主们的管理理念和竞争理念。

说不定，未来某天中国制造业真正“硬”起来的时候，还会感念这些曾经的“软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