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法国《星期日报》最新民调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62岁的中右派前总理菲永将当选下届法国总统。法国左派初选要到2017年1月底才会举行，但模拟民调显示，无论左派由谁参选，几乎肯定“陪选”。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将12·19柏林货车撞人事件假定为恐袭，并在她曾表示“后悔”的难民政策上适当展示强硬；而2017年9月之前是否有更多难民袭击事件发生，或将决定她会否最终被迫与一个极右政党联合执政。

法德之外，保加利亚、奥地利等国近期的总统选举过程充满意外，而英国、意大利原本尚未进入新的选举周期，却因为各自的全民公决意外触发了政坛重组。或许正因如此，有人用“冷门迭出”形容欧洲近期的选举。但实际盘点下来，冷门其实并不多。

法国：菲永并不是“黑马”

2016年11月，法国前总理菲永以悬殊的优势战胜另一位前总理朱佩，赢得中右翼主流政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由于菲永在报名参选初期并不被看好，有评论将他看作政坛“黑马”。其实，前总统萨科齐在初选第一轮即被淘汰，而不是菲永的胜出，才算“选举惊奇”。

菲永在希拉克时代开始入阁，在萨科齐执政后两次出任总理，任内表现稳健。传统上，法国总统“主外”总理“主内”，但萨科齐喜欢大包大揽，无形中抢了总理的不少“戏份”。当精力充沛但显得冒失的萨科齐在5年任内屡遭信任危机时，中规中矩的菲永被评论家推许为“最理想的看守政府领导人”。上届大选投票前夕，萨科齐选情不利时，右翼不少人呼吁其“让贤”、让菲永出马迎战奥朗德；这一呼声因萨科齐在投票前夕突然强势回勇而消散，但菲永与萨科齐的心结又加深了。

随着本届奥朗德政府支持率不断下滑，原本承诺“永不复出”的萨科齐自食其言，于2015年5月整合原先的人民运动联盟和其他一些中右翼小党，成立共和党并自任主席，问鼎2017年总统宝座的雄心昭然若揭。但萨科齐并非与“戴高乐派”一脉相承的中右翼正统，和前总统希拉克的关系尤其紧张。当“右翼中最左”的老资格政治家朱佩出马挑战时，萨科齐便显得招架不住，退下阵去；反而是菲永强势崛起，以近乎朱佩两倍的得票率，赢得共和党内第一轮初选，并在7天后的决选中，维持了得票率的优势。

相比萨科齐，菲永名气逊色一些，但凝聚“戴派”共识的基础却好得多。目前，由于奥朗德宣布不谋求连任，总理瓦尔斯很可能代表社会党参选总统，而前经济产业更新与信息技术部长、年仅38岁的“社会党希望之星”马克隆会否跳槽至中间派“法兰西民主运动”、替换老资格候选人贝鲁，才是最大的未知数。但不论各党派如何排列组合，能闯进大选第二轮的，必然是菲永和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黑”与“不黑”

保加利亚总统选举2016年11月4日第一轮投票，空军将领出身的社会党候选人雷德夫获得最多选票，并在9天后的決选中，以60%的得票率击败议长、公民欧洲发展党候选人查奇瓦。同一天在东欧小国摩尔多瓦，社会主义党候选人多东也于决选中，击败“行动与团结党”候选人玛雅·桑杜，当选总统。

在西欧人看来，这两位当选总统可谓“大冷门”，他们都非实力强大的主流政治家，而他们的对手查奇瓦和桑杜却背景深厚。但正如一些东欧政治分析家所指出的，问题出在“押错宝”的西欧人身上，两匹所谓的“黑马”本身并不算黑。

保加利亚是东欧各国中“斯拉夫情结”最浓厚、最顽固的国家，早在经互会时代就是华约中最“温顺”的卫星国。冷战结束后，该国“随大流”加入欧盟，但和周边其他前华约国家的“投名状心态”不同，保加利亚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怀着“同类惺惺相惜”的心态，对同属斯拉夫文化的俄罗斯“含情脉脉”。乌克兰事件的发酵，让原本就对俄更亲近一些的众多保加利亚人痛感欧美的“不靠谱、无担当”。在这种情况下，雷德夫的胜出和欧洲色彩过于明显的查奇瓦的败北，并非难以理解。

保加利亚由议会主导政府（下文中摩尔多瓦、奥地利也是），总统由普选产生，但总理才是政府的主心骨。如今总统雷德夫已按宪法规定退出社会党，成为“中立人士”，而社会党则希望趁热打铁，推动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推翻公民欧洲发展党领导的“少数派政府”。

至于摩尔多瓦，2016年3月才刚刚修宪将总统由议会选举改为全民直选。作为欧洲最穷的国家，摩尔多瓦独立以来先后憧憬过倚傍罗马尼亚（同文同种）和欧盟（成为其“联系国”并一直谋求正式加入）。但乌克兰的“前鉴”明白地告诉摩尔多瓦人，“联系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很难加入欧盟或北约，在这种情况下，世行背景反倒成了桑杜的败选“命门”；而“亲莫斯科”的多东当选摩尔多瓦总统，反而降低了摩境内由前苏军残留部队成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加入俄罗斯的可能性。

奥地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2016年4月首轮总统选举，反欧盟、反移民的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以35%的得票率领先，绿党背景的范德贝伦名列第二。5月22日决选，范德贝伦略微领先，但在霍费尔的抗议下，宪法法院法官霍尔金格宣布“重选”。原定于10月1日举行的重选直到12月4日才举行，结果范德贝伦以53%对46%胜出。

奥地利总统选举真正的“大冷门”其实发生在第一轮：社会党和人民党这两大主流政党的候选人竟双双落马，迫使选民在一名“非主流绿左”和一名“新派极右”中艰难二选一。从两次决选结果可知，关键时刻欧洲人传统的“弃保心理”再度发挥作用，将两名“另类”候选人中更另类的那位淘汰出局。第二次决选中，霍费尔得票率比上次决选更低，表明时间拖得越久，选民就越冷静。

英、意公投：“测不准”的只是精英

英国2016年6月脱欧公投，选前的民调数据并非如许多媒体和评论家所言那么“不靠谱”。

公投前夕的YouGov民调显示，北爱尔兰和苏格兰支持留在欧盟比例占2/3，威尔士约55%，而英格兰中部、北部3/5的受访者主张脱欧。18～34岁“廉价航空一代”的英国人更倾向于留在欧盟，而50岁以上的则反之。30岁以下的3/4希望留在欧盟内，而其祖父母和父母一代这样希望的只占1/3。工党支持者有3/4支持留在欧盟，保守党中支持者比例仅44%，而英国独立党中则不到3%。

可以说，在“脱欧”问题上“测不准”的并非公投，甚至也很难说是媒体（最铁杆支持留欧的英国媒体之一《卫报》就在公投前一周警告称，民调显示只有1/4的受访者真的认为离开欧盟后英国经济会恶化，倘卡梅伦继续故技重施，强调脱欧的经济风险，就可能事与愿违），而主要是英国及欧盟的当权精英。

意大利2016年12月修宪公投的“测不准”也是如此。

公投前夕的多个民调均显示，反对修宪一派会获得公投的胜利，但胜幅不大；公投结果是胜幅较大（非正式计票结果显示，反对票比例高达59.7%）。民调的“测不准”仅限于反对程度，但“是非判断”这个决定性选项却并没有弄错，“测不准”的同样是伦齐（意大利总理）和容克（欧盟委员会主席）们。

当事国精英们的误判，往往因为“前哨战”顺水顺手，因此滋生盲目乐观情绪。如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2013年挑起“脱欧公投”话题豪赌2015年大选，并在大选中如愿以偿大获全胜，赢得单独组阁权。尝到甜头的他继续豪赌“脱欧公投”，并索性在2016年2月宣布将公投日提前一年，结果自食其果。

伦齐也是一样，尽管自己的政党并不支持，但依靠在政坛的纵横捭阖，他居然能让公投议案在参众两院闯关成功，甚至创下了让参院投票同意削弱自己权力的奇迹。初战的胜利、一旦闯关成功后权力集中的诱惑，让伦齐罔顾一切不利信号去“赌公投”；赌输后则履诺辞职，让外长真蒂洛尼组阁，而不是直接提前大选。这也令2017年意大利大选的结果难以预料。

至于欧盟的“误判”则已成了“新常态”。法国观察家在意大利公投结果揭晓后，曾讽刺容克“18个月赌输4场公投（希腊纾困方案公投、荷兰关于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议公投、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并公正地指出：欧盟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当事国民众利益、感受之上，不惜采用公开站队、施压的方法表达立场，但最终手握选票的却是受到刺激和伤害的当事国民众，结果如何，又哪里有什么悬念？

未来会有“黑马”么？

可以说，欧洲未来真正的选举“黑马”，或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最受瞩目的法国2017年大选，玛丽娜·勒庞会否如某些人所预测的实现历史突破，成为第一个入主爱丽舍宫的极右翼总统？几乎不可能。

作为西欧最大的单一制国家，法国国民对“政治游戏”的熟稔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很善于在无关痛痒的平台、场合“唱高调”，以尽可能给当权派以最大压力（因为单一制国家很难利用地方自治的空隙维护小团体利益，大陆法系又不太容易钻空子），可一旦攸关“生死”，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格外“严肃”，宁可支持“宿敌”也绝不容忍“异己”上台。

不妨追溯一下往事：2002年4月老勒庞（玛丽娜·勒庞之父）在大选首轮获16.9%的选票，挤掉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与时任总统希拉克（19.9%）携手进入第二轮。当时法国以外众多媒体惊呼“极右翼可能翻天”，然而被历史学家称作“阻击式投票经典范例”的一幕出现了：短短半个月里，囊括法国左、中、右、极左翼的14个政党候选人纷纷发表讲话，呼吁支持者“为了法兰西”全部投票给希拉克，从而让希拉克获得令人震撼的82.2%选票；而老勒庞得票率仅有17.8%，只比第一轮增加了可怜的0.9%。

虽然玛丽娜·勒庞推动国民阵线“去极端化”，并因此有了近三成的选民基本盘（与菲永现在的支持率相当），但这距离首轮“过半数”取胜还很遥远。“一轮胜”在第五共和国时代的唯一一例，是1965年戴高乐获得的55.2%。如今玛丽娜·勒庞势头虽盛，且还在拉拢崇尚权威的蓝领阶层和失业人群，但却难以望戴高乐项背。而只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弃保效应”就将对她不利。

同样，下届德国大选也不太可能产生“黑马”。尽管在外界看来，现任总理默克尔“主角光环”不再，但前不久她以89.5%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为“基民盟”党主席。稍早前民调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有64%的受访者支持她总理四连任。一些德国选民无奈指出，“默克尔的确不行，但其他人选更不行”。就此而言，即便意大利及欧盟内一些中小国家在未来几年产生“黑马”，也不至于颠覆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