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在于我们很多事情都做对了。但归根到底，其实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即通过改革，不断地让生产要素自由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本质上在于以哪种方式来配置资源，以权力调配，那就是计划经济，以市场配置则是市场经济。当市场被践踏，一个资源匮乏的人口大国便有温饱之虞。当市场被敬畏，市场便回报以中国人一场神奇的经济腾飞，这是改革开放这一壮举的简单逻辑。

今天，中国经济显然进入了新阶段，但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市场的故事依然没有过时。

实体企业和普通国民越来越苦于“高成本”，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它们对其他市场主体和国民收取“租金”，或者进行成本转嫁，这是高成本的源头。

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要素流动壁垒，一直在破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捍卫市场化的进程，让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依然是改革者在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汇聚更强大的改革力量，必须有更强大和坚定的改革“领导力”。因为，这一轮的改革的阻力，很可能比30多年前那一场改革要大得多。

纵深之处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亟需应对问题是“高成本”，但“高成本”只是表象。

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这个增速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金融海啸之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是14.2%。也就是说，在7年的时间，中国GDP增速滑落为原来的一半。滑落之快，让人吃惊。

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下行区间。2015年，GDP增速仅6.9%，2016年，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有人预计，可能在6.7%左右。

但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大型经济体，在长期高速增长之后，增速出现下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对美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增速下滑之前，它们基本上都完成了一轮大幅度的技术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整体国家的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并培育了一大批掌控全球资源和技术的跨国企业，以及在细分市场稳居“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群体。中国显然还没有。

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在于，伴随着经济下行的是实体经济的疲弱，增长很大程度只能靠债务驱动的政府投资来拉动。此外，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企业主已经开始“脱实向虚”，“弃厂上楼”。这不是增长趋缓的“自然现象”，而是经济体制的纵深之处出了问题。

“高成本”水面下的利益集团

2016年年底，曹德旺“跑了”这一讨论，再次将“高成本”问题抛给国人。这家全球领先的汽车玻璃公司福耀玻璃因地租成本、融资成本、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等诸多原因，将一部分生产环节迁到了美国。曹德旺对媒体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工成本，美国什么成本都比中国便宜。

伴随着关于曹德旺的讨论，“死亡税率”又成为了公众讨论焦点。实际上，和所谓的“死亡税率”相比，实体经济真正的问题在整体高成本，税收只是“高成本”的一个环节而已。为什么？

首先，由于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特殊税制体系，和欧美发达经济体相比，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直接税负，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并不算高。但关键问题是，大量的税负却以间接税的模式，被隐性分散到了流通领域，通过提高上游原材料价格、终端消费品价格等途径转嫁给了实体经济和普通国民。

更重要的是，由于土地财政的原因，企业的地租成本和个人的居住成本变得极其高昂，早已背离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可以承受的程度。《南风窗》记者采访发现，在部分一线城市，一些创业公司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招不到人”—不是毕业生专业素质不过硬，而是他们根本无法在这座城市体面地居住。

此外，通胀问题也不容回避。《南风窗》此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已形成一个以部分银行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地方政府、地产利益集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创造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房产的买卖创造交易，伴随着交易的是银行体系信用货币的疯狂创造，而这些信用货币的创造则长期蚕食着老百姓的财富。而老百姓为了保卫财富，只能买房，而买房又进一步助推了交易的创造以及货币的创造。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一个财富剥夺的闭环，普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唯有买房可以自保。统计數据显示，到2015年年末，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值）再次达到了新高，达到了两倍。在这一比值上，中国长期超过美国，位居主要经济体第一位。

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社会的“高成本”只是一个表象，在高成本之下，这个经济体内部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处在财富分配链条的顶端，成为“租金”的收取者。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者必须汇聚强大的力量，突破这些利益集团的阻力，才能把改革不断深化，重整中国经济。但是，现在的改革，其阻力可能比30多年前还要大。

把改革推向纵深

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在背景上，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不改革会让所有人都受损。从北京大院子弟到沿海那些有着商业雄心的中小商贩，再到中西部的农夫，所有人都希望对匮乏的现状做出改变。尊重人性和常识，尊重市场，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整体的自发行为。改革者，顺势而为即可。

如今，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改革，强大利益集团成为了现有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某种程度上讲，改革阻力比当年要大得多。因此，这种情况也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改革力量必须足够强大。

新的一轮改革必须汇聚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力量，形成更强大和坚定的改革领导力。唯有如此，才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把市场化的改革推向深入。因为，新一轮改革的每一个策略，其本质都是拿走一个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

可以说，当今的利益集团强大得超乎想象，它们包括了金融、地产集团，以及地方权势阶层等等。金融利益集团主要依附于银行体系和IPO审批制而生。在间接融资体系，它们依靠资金的价格“双轨制”，拿到低成本资金，去高利贷市场套利或者炒楼，让中小民企和楼市的“后入者”充当成本的承担者。

在直接融资体系内部，一级市场的寻租股东依靠IPO上市指标，直接套取二级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财富。在二级市场，大股东、庄家不断通过“高送转”等方式拿走本属于股民的钱。最终，中国股市的投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中国实体经济下行，亟需通过直接融资降低负债率的时点，股市却因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摧残而疲弱。

金融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即破除资金这种关键要素的利益集团所造成的人为壁垒。改革已经启动，利率管制逐步开放、银行准入放宽、IPO注册制正“铺垫”，这些都显示了改革者的决心。

除了金融利益集团，另一利益集团是与楼市密切相关的地方利益集团，他们是推高楼市的主力军。“土地财政”的逻辑已经相当明白，这有赖于根本层面的国家财政体系的调整，但这一改革不能忽略一个关键，即不应以削弱中央对全国财政金融的掌控力为代价。

这是中国改革的本质需求，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推动改革真正走向深入，让中国的国内市场变得更“平”，更有效率。

多年前，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本《世界是平的》风行天下。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的讲的故事和中国改革的逻辑是相通的。世界变“平”，资金、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调配，催生了硅谷、中国的硬件制造、印度的软件外包。总之，这个日益平滑的世界市场，一步步、全方位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乃至审美情趣。

同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让国内市场变得更“平”的过程。中国企业和个人所面临的“高成本”，本质上就是生产要素的市场还不够平滑，还充满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磨损”太高，进而提高了资金、土地以及人力等要素的价格。

改革不光关乎经济发展，也关乎民生。比如，中国的社保体系尚未实现全国“统筹”，这种社保领域的地方分割，让劳动者的社保只能留在当地。因此，社保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了企业交给地方的“社保税”。这种分割，既增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的成本，也削弱了普通国民的福利。

把市场化改革推向纵深，让国内市场变得更“平”，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