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爱玲

不久前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2017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政治的运作惯例，从现在到十九大正式召开，会有比较密集的人事调整发生。并且，2016年和2017年两年，全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陆续换届。

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选人用人问题时强调：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政治生活危害最烈，端正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治本之策。

比较密集的人事调整和地方领导班子换届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观察中央在选人用人的新导向。

在此大背景下，六中全会后有一篇文章也引起了广大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16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的文章《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此文属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系列，对当前中央“选人用人”思路进行了系统性阐述。

陈希的署名文章显得很有针对性，值得深入解读。

强化敢于担当的好干部标准

怎样是好干部？怎么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这是党的干部工作需要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

陈希的整个文章分成五个部分，包括“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和好干部标准”，“坚持事业为上”，“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自觉防范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

文章首先强调了用人需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坚定和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理想信念坚定是选人的第一位，并强调了应该以现实事业需要来选用干部，而后指出要通过强化党组织的集体作用达到选人用人的良好效果，最后提出了对现实中存在的选人用人的几类重点问题的警示。

选拔什么样的干部，是最核心的问题。

文章引用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必须是一心一意跟党走，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要重用那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心系群众、埋头苦干、不拉关系的干部，支持因风气不正长期受冷落却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的干部，表示要敢于为优秀干部说公道话，给他们撑腰壮胆，敢于抵制选人用人中的违规行为，不当“和事佬”。

这种鲜明的导向，再加上对“目前在部分干部中还存在着担当不足、不敢为等问题”的批评，要求“必须强化敢于担当的好干部标准”，可以看出，当前中央提出的要着力选拔的干部，是政治上、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行动中能排除现实压力、强力贯彻中央意志的干部。

业务主义导向则是另一条线。比如，高度重视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着力提高专业化水平，选干部配班子既要考虑熟悉党政综合管理、善于驾驭全局的复合型领导干部，又要考虑综合素质好、具有较高知识层次和专业素养的专家型人才，明确提出“层级较高的机关领导班子成员中一定要有熟悉本部门核心业务的专家”。

强化党委（党组）集体用人权

确定了目标干部类型，问题就变为由谁来主导选人用人，具体如何操作。

选用干部的主导方法，就是要纠正一些地方出现过的单个主要领导决定或者片面由各种客观性指标决定，强调党委（党组）的集体班子决定，既要纠正“简单地以票取人、以分取人”，也、纠正少数人或个人说了算，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如果出现“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要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一查到底、问责到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谁最了解干部的德才和实绩啊？那应该是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他们在推荐干部方面的权重应该适当加强。如果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都说不出哪个干部强、哪个干部弱，那就是失职！

为了健全完善集体讨论决定任用干部的制度和机制，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陈希在文章中强调，无论是提出启动意见、确定配备原则、进行酝酿沟通、形成工作方案，还是开展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进行组织考察、讨论决定任职、进行任前谈话等，每一个程序、每一步推进都要充分体现党组织的主导地位和集体把关作用。同时，“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放眼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放眼基层和工作一线，放眼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矛盾复杂的地方”，“坚持干部任用基本条件，同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特点，按照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准确把握干部的特殊条件，综合考虑干部的专业、经历、性格、气质与岗位匹配度，以增强选人用人的准确度和党组织领导把关的科学性。”

按照这一要求，组织在选人用人时，考察得可谓细致入微。光考察专业、经历还不算，性格和气质等也考虑在内。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要求，正与集体领导班子的考察相对应。设想一下，如果单独通过一些考分或者GDP数据等客观性指标的考核方式，是无法了解相关人员的这些方面情况的。

纠偏“四唯”

十八大后，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的提到，要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为此就需要克服“唯绩、唯上、唯分、唯票”（“四唯”）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不良做法和现象。

陈希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也批评说，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没有很好地履行选人用人责任，有的简单以票取人、以分取人，有的少数人或个人说了算，使得党管干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他颇为详细列举了几类由过去的选人用人制度导致的一些“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表示要坚决纠正过去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四唯”式用人偏向。

比如，“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单位在选人用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任人唯亲和重才轻德、以才蔽德、以绩掩德等现象”。对“任人唯亲”问题的批评容易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对“有才无德”现象的一再重点批判，对“才”、“德”两者的重要性的反转，其中颇有值得思考之处。

具体到“唯票”问题上，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系列因民主评议实践而出的问题和热点事件，一些参加民主推荐的人员存在投利益票、感情票和跟风票等现象，导致民主推荐质量不高、推荐结果失真，部分地方、单位党组织过分看重票数，简单以票取人，一些领导干部因怕丢票，不敢担当、当“老好人”。尤其是好几个省出现了整体性的拉票贿选等情况，像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

“唯分”是指有的官员特别善于考试，但治理一个地方却未必有能力。过去有一段时间流行“考干部”，“凡进必考”，面向全国选拔、以分取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引导干部在实干、实绩上竞争，切实解决“高分低能”、“考试专业户”等问题，以防“考试导向”冲击“干事导向”。

陈希重点谈了“年龄”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某些层级通过年龄进行划线，一直是中国官场的通例。例如，一个常见的用人现象，副局级干部58岁、正处级干部56岁退二线，以此类推，再例如，在各级班子中进行老中青不同年龄段干部的搭配，以利于青年干部的成长。

对于年轻干部的配备问题，文章表示，“选人用人并不意味着提拔任用每个干部都要是年轻的，也不是每个班子都要硬性配备年轻干部，更不是不同层级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这可以是看作针对过去“每个班子都要配备年轻干部”、“不同层级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等惯例而明确纠偏。

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中央会一如既往的重视，只是明确要求，要坚持必要的台阶、递进式培养，加强实践历练和作风养成，注重选拔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炼、实践证明优秀、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干部。特别是，党政正职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班子中处于关键地位，不能为了单纯培养性目的而把一些内功不扎实、历练不过硬的干部放在地方党政正职岗位上来“练手”。

而对那些工作有力、精力仍然充沛的年龄较大的干部，只要仍在工作年限内，根据需要要继续使用，该提拔的要大力提拔，则是与“年轻干部”下沉相对的一项措施。

陈希的文章还表示，“要清醒地看到，巩固已有成果，摒弃‘四唯用人观念和思维方式，还要下很大气力”，要“把听取意见与组织意图、民主与集中、换届考察与一贯表现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些非常直接具体的话语可以看出，现实中这几类问题会成为换届监督的重点对象。而从前几年试图指标化考核干部的努力，到现在以班子集体意见作为主要参考，中共干部的任用导向在现实中已然发生了大的转变。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选人用人政策方面一直在进行重大调整。

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出了好干部的5个标准等关于选人用人的一系列理念。他将好干部的五个标准概括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和清正廉洁。这五条中，前两条是核心，讲的都是品德，反映了“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

2014年1月，中央在此基础上公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一系统性的干部任用文件，明确了本届领导集体的总体用人思路和具体选拔程序。在此期间的2013年12月，陈希也曾于《人民日报》撰文《深化干部人事改革》一文，是对即将公布的条例的解读。

從2015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高级官员调整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于此前的打破循例的特征，这一轮的高级官员调整大潮，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2016年2、3月份进入密集阶段，持续到2016年下半年。

分析可见，这一轮的官员任用有不少新的特点。一批官员在短时间内屡获升迁、屡获重用，提升速度和角色转换速度都很快。十八大后，一些所谓“冷门部门”频出热门干部也是一大特点。选拔高级干部不再搞年龄一刀切，一批经验丰富、业务过硬的官员因此走上重要岗位。

任用专业素质过硬的干部这一思路在军改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军队用人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一大批长于行伍，指挥有方的带兵将领得到了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