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年是贸易协定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始终处于贸易谈判中，包括两大全球性多边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条约。此外还有500多个双边和地区性贸易协定签署—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1995年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

2016年的民粹主义反动将几乎肯定宣告这一繁忙的协议时代结束。尽管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继续追求小型贸易协定，但谈判桌上的两个主要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宣告不治。

我们不应该为它们的死亡而哀悼。

贸易协定真正的目的何在？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各国谈判贸易协定是为了实现更自由的贸易。但现实要远远复杂得多。今天的贸易协定不但扩张到其他许多政策领域，如卫生和安全监管、专利和版权、资本账户管制、投资者权利等；它们对自由贸易到底有多大好处亦未可知。

关于贸易的标准经济学理论是国内贸易。贸易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国内经济蛋糕的规模。贸易对我们有利，我们也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而排除贸易障碍。因此，开放贸易不需要世界大同论；它只需要必须的国内调整，确保所有（或至少政治势力较大的）集团都能参与分割总收益。

对于世界市场中的小经济体而言，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它们不需要贸易协定，因为自由贸易从一开始就最符合它们的利益（它们也没有筹码可以和大国讨价还价）。

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协定对大国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些国家可以操纵贸易条件—它们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的世界价格。比如，通过对钢铁征收进口关税，美国可以压制中国制造商出售产品的价格。或者，通过征收飞机出口关税，美国可以提高外国人买飞机的价格。禁止这些以邻为壑政策的贸易协定可能有利于所有国家，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协定，它们可能一损俱损。

但在真正的贸易协定中，这样的逻辑难觅其踪。尽管美国确实对中国钢材（和其他许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但其动机很少是为了拉低世界钢材价格。要让美国自己选的话，它宁可补贴波音公司的出口—它经常这么做—而不是对它们征税。事实上，世贸组织规则禁止出口补贴—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是与邻为善政策—而对出口税未加直接限制。

因此，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贸易协定的影响并不大。政治倒好像影响很大：对于美国的钢铁和飞机贸易政策的更好的解释也许是决策者想帮助特定行业—钢铁和飞机在华盛顿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而不是为了总体经济影响。

贸易协定的支持者经常说，它们能让政府更难于特别关照某些政治关系强大的行业，从而有助于遏制浪费性政策。如果贸易政策主要由政治游说决定，国际贸易谈判不也是这些游说集团的案上鱼肉吗？由国内和国外游说集团合作，而不是国内游说集团独自制定的贸易规则能够保证更好的结果吗？

平心而论，当国内游说集团必须与国外游说集团抗争时，它们也许得不到所有想要的东西。但是，不同国家产业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可能带来隐含全球寻租的政策。

当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进口关税时，用市场准入作为交换条件一般总能让进口壁垒降低—这是游说集团的利益互相制衡的例子。但必然也有很多特殊利益集團进行国际串谋的例子。如我所指出的，世贸组织禁止出口补贴就没有真正的经济逻辑。反倾销规则在内容上也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

这些负面的例子在最近频繁涌现。新的贸易协定中规定了“知识产权”、资本流和投资保护等规则，它们主要是用来让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取得和保护利润，而牺牲其他合理的政策目标。这些规则为时常与公共卫生或环境监管出现冲突的外国投资者提供特殊保护。它们让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获得技术、管理波动性很高的资本流，以及通过产业政策实现经济多样化。

由国内政治游说和特殊利益集团推动的贸易政策是自残（beggar-thyself）政策。它们可能也会造成以邻为壑的效果，但这不是初衷。它们反映了权力不对称和社会内部的政治失败。国际贸易政策对于纠正这些国内政策失灵的作用有限，有时还会放大这些失灵。解决自残政策需要改善国内治理，而不是制定国际规则。

当我们哀悼贸易协定时代的结束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把经济管理好了，新的贸易协定完全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