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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位学者28年“磨一剑”编纂3000万字《十三经辞典》

2017-04-18赵凌艺

报刊荟萃(上) 2017年2期
关键词:经书辞典学者

赵凌艺

这是一间普通的书房,“藏身”于陕西师范大学家属区,屋里堆满了线装书和资料。这也是一间传奇的书房。在这里,甘于寂寞的迟铎先生,带领一支逾百人的专家团队,用28年去完成一项事业——编纂《十三经辞典》。

这曾是一项被学界权威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共计15册、3000多万字的“辞典”终于得以全部完稿、出版。

啃一块没人愿意啃的硬骨头

“不图名利,不求职称,不顾他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潜心钻研。”最近出版的《十三经辞典编纂纪念文集》中,提到了学界对编纂团队的评价,这部巨著承载的,正是“那个年代,老一辈先生们‘匠人精神的最好体现。”

集中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十三经”,是我国现存古籍的始祖。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到《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从古至今,无数学者为这13本經书终生苦读,却终因难解其意,嗟叹不已。

迟铎告诉记者,无论是在编写规模、难度还是影响上,《十三经辞典》的编纂都在我国文科科研项目中十分少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敢动这个题目。”

为了不再让后来人“皓首穷经”,上世纪80年代,在陕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刘学林力主下,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十三经辞典》编纂工作确定启动。

得知他们要编《十三经辞典》,有人质疑: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十三经”,凭什么编纂?也有人怀疑: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只穷一经、两经,你们能编纂出“十三经”?

“只要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刘学林回应,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谁天生什么都会?他邀请到刘尚慈、高树操、胡大浚、汤斌、饶尚宽等一批国内学者加盟,他们在学界颇有造诣,为编写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但研究所内部大部分是年轻人,几乎没人系统读过“十三经”,刘学林专门为他们请来一批老先生担任顾问。至此,一支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主持、全国十几所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委员会得以组建。

编纂初期,“辞典要怎么编,编成什么样?”专家们展开激烈讨论,甚至争论。大家最终形成共识:这部辞典,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词典,是专书辞典——它要对每部经书进行语言研究,呈现每部经书语言的使用状态;它要对含有经意的词语进行详解,肩负起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

“你走了,我替你继续前进”

辞典编纂,被称作“圣人的苦役”。作为课题发起人,刘学林不仅要为辞典绘制蓝图,制定凡例,组织编写样稿,还要忙于资金的筹措,就连编辞典用的稿纸也是他“厚着脸皮”向校内熟人要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

第一笔资助来得有些意外。当时,刘学林和妻子迟铎赴香港探亲,遇到了喜爱传统文化的实业家朱恩馀夫妇,得知他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朱恩馀夫妇为编纂工作提供了72万元的捐赠。之后,在刘学林等人不断争取下,《十三经辞典》又被列入省级重点工程,获得百万元资助。

“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编辞典了。”热爱的事业迎来春天,噩耗却突然传来:因操劳奔波,刘学林先生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

那是1994年1月19日,刘学林的突然离去使团队成员惴惴不安。刚刚启动的项目还能否继续?以后的路怎么走?关键时刻,同为学者的迟铎作出决定:我们要继续把这件事做好。

在迟铎看来,此时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已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事业。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迟铎与研究所副所长白玉林一起,正式接过编纂《十三经辞典》的重担。

就这样,几位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从未系统读过经书的青年,重新踏上了这条艰苦的修书路。

逾百学者践守承诺的“马拉松”

这一编就是几十年,没有寒暑假、没有休息日,一字一字地抠,一词一词地磨……这是一场逾百学者共同践行承诺的“马拉松”。

如今担任陕师大副校长职务的党怀兴,是《十三经辞典》副主编、《周易卷》主编。当年,刚刚接手编写任务的他,“根本不了解《周易》”。为了编纂,他跟着老先生们,一学就是十几年。

最艰巨的任务是编写词条。党怀兴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理论探讨和编写实践,《十三经辞典》从形式到内容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收词而言,要求“穷尽式”地收录每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然后对其辨读音,定词性,立义项。

《左传卷》主编李孝仓回忆,自己从1996年承担《左传卷》编写任务,到2012年年底交稿,这一部分涉及的编写人员前前后后就有40多位。仅仅为了《左传》中的“之”这一词条,就编写几千条、花费3个多月。

成员们面临的,还有职称福利等实际问题。编《十三经辞典》,不但是件几乎没有稿费的苦差事,最初还不算科研成果,不少人受了影响。“可贵的是,大家都自觉、自愿——干了这件事,我们认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1994年夏,《孝经》正式定稿,为其他辞典的编纂确定了基本框架。2002年,《十三经辞典》(《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谷梁传》)正式出版。然而,出版几册之后,由于出版及编写方面遭遇瓶颈,辞典的编纂几乎濒于夭折。

直到2009年,陕师大将《十三经辞典》纳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给予研究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几乎断炊的编委会才得以渡过难关,使《十三经辞典》最终全部完成任务。

浮躁社会中的“十年磨一剑”

当辞典最终完成,一心投入编纂的迟铎已是满头白发。曾多次生病的她,硬是把这块“没有人愿意啃的硬骨头”给一点点啃完了。

“百人的编纂团队,紧紧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在中国文化的河流中执楫推舟。”迟铎说,在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才更显出它的可贵。

这项浩大的工程、一万多个日夜的努力,也得到了最好的嘉奖。《十三经辞典》多个卷本分别获得多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项。学界评价,《十三经辞典》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实用性,还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儒家经典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断代或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提供可靠、完备的原始资料,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28年风风雨雨,团队中一些成员退休、故去,当年的那批青年成员则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业学者,活跃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为学术带头人或主力军。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投入这个事情,但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而且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十三经辞典》主编白玉林说。《十三经辞典》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目前,迟铎先生和她的团队还在继续着《十三经辞典》的修订工作。“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迟铎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7年02月9日)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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