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犯罪嫌疑人作为被控诉方，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法律和实践却忽略了对该群体的保护，导致近几年不断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对人权保障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加以完善，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推动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 犯罪嫌疑人 人权保障 非法证据

作者简介：潘世豪，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138

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权”跃入了人们的视野，保障人权成为了各国立法所关心的话题。英国卢梭最早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念，随后“人权”被赋予了更多含义。我国正处于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司法体制也在不断改革转型，加强人权保障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环节。在2004年，“保障人权”被写入了宪法，2012年“保障人权”被写入了刑事诉讼法。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法治化建设起步比较晚，很多程序上规定仍有疏漏，刑事诉讼中，很容易出现损害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况。同时受到传统思想影响，人们对犯罪者一直非常仇恨，希望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侵害被告人权利的行为，常常会被人们欣然接受。民众对保障人权的错误认识、立法上的漏洞、司法实践的不严谨都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应当加以完善和根治。

一、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概述

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与“犯罪嫌疑人”概念相似的词语，在日本立法中称之为“被疑人”，在美国立法中称之为“嫌疑人”，而在中国刑事立法中，该类主体被称之为“犯罪嫌疑人”。我国刑诉法在很多条文中都涉及到了“犯罪嫌疑人”，但是对于该名词的具体含义却没有做出清晰解释，造成许多人对该名词的错误认识。

（一）概念分析

在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人们将立案、侦查、起诉、诉讼阶段中的被追溯对象，统称为“被告人”，在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根据侦查起诉阶段不同，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进行了区分。在公诉机关正式提出诉讼之前，被追诉对象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当公诉机关提出诉讼，正式进入诉讼程序之后，被追诉人称为“被告人”。相比于之前法律规定，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着合理之处。以台湾地区学者林珏雄的观点来看，如果将侦查起诉过程中的被追诉对象统称为“被告人”，无法表明该诉讼程序进入了哪个阶段，也不知道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因此有必要按照阶段不同，对主体名称进行划分。

（二）权利保障的意义

1.是保障人权的体现：法律不仅赋予了国家机关公权力，同时也限制了权力滥用，避免出现损害公民利益的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自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的权利也应当得到保障。与控诉方相比，被告方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更需要得到法律保障。

在法律做出最终判决之前，被控诉方都是无罪的，不应当受到任何歧视甚至是侵权。在现实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接受公安机关侦查，或者法院审查中，会因为司法机关疏忽或者故意，造成了权利受到损害，这并不是从法律上给予了被控诉方相应惩罚。因此对于报告人权利进行保护，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发保障人权的价值，使无辜者不会受到公权力侵害，使真正的罪犯也能够行使自己抗辩权利，不会遭到不公平对待。

2. 与国际相接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领域都逐渐与国家相接轨。从近几年加入的各种国际公约来看，保障人权是每个公约都强调的核心问题。而很多公约中对于权利的保障，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还有冲突之处，因此有许多公约我国都还未加入其中。但是不同公约对我国立法也起到一定的影响，比如《禁止酷刑公约》中明文禁止了几种损害公民人身权的刑罚，这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起到参考和借鉴。因此要想与国际相接轨，使国际公约能更好地适用于我国，就必须通过加强保障人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达到与国际相接轨的目的。

二、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现状分析

（一）立法方面问题

在《刑事诉讼法》第12条中规定了，任何人未经过法院的审理判决，不能被认定为有罪。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这条规定实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但是也有学者提出，该条仅仅是强调司法审判权应当由法院来行使。笔者也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即该条只是肯定了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并没有强化无罪推定原则的使用。“不能认定其有罪”并不意味着被告就是无罪，这样国际上“无罪推定”的概念相违背。

同时在刑事诉讼法其它条文中，也存在着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矛盾的条文规定，比如第118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根据提问如实作答，同时参考其它国家的法律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被告人权利保护仍有不到位之处。

1.未对沉默权做出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享有沉默权，是对无罪推定原则最好的體现。既然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则从侦查之前就应当推定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既然控诉方认为嫌疑人有罪，此时就应当承担其举证责任，而作为犯罪嫌疑人无需证明自己有罪，在面对控诉方询问时，也有权保持沉默。

2.立法中并未有效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在《刑事诉讼法》第195条中规定，当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时，应当做出无罪判决。但是根据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在做出无罪判决之后，检察机关如果找到的新的事实或者证据，则可以重新对该嫌疑人提出诉讼，这也就意味着，嫌疑人虽然本次被宣告无罪，但是很可能面临着重新接受起诉的可能性，这并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初衷。

（二） 侦查阶段问题

1.刑讯逼供依然存在：在封建社会中，官本位思想浓厚，官员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审判罪犯的时候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权力，这也导致轻权利，重义务的思想在我国根深已久。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打击犯罪的意识越来越高，同时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刑讯逼供的情况屡屡发生。虽然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刑讯指的是侦查人员对被询问人，采用肉刑或者与肉刑等同的其它刑法，逼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社会，这项询问方式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2.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在侦查过程中，羁押的方式只是为了让侦查人员更方便调查，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正常的羁押期限应当不超过2个月。但是在侦查中，经常会出现超期羁押的现象。往往在羁押期限届满之后，侦查工作没有完成，此时侦查人员为了顺利开展侦查活动，肆意延长羁押的期限，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同时也是对法律的漠视。

1991年发生的杨志杰案例就是典型的超期羁押案例。1991年2月9日，杨志杰因为涉嫌爆炸被公安机关逮捕，但是本案一直到1999年4月才由当地检察院提出控诉，经过法庭一审和二审，最终2003年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诉讼，杨志杰最终被释放，但是杨志杰整整被羁押了12年。

（三）律师辩护问题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申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该项权利通常无法保障。有些侦查人员担心律师的介入，会给案件的侦查带来更多难题，因此在询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没有及时告知其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同时因为有的犯罪分子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该项权利。

除此以外，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律师收集证据的时候经常会受到侦查人员的阻拦，比如需要调去某些案卷的时候，侦查人员可能以案卷丢失，或者不方便为由，拒绝提供材料，为取证带来困难。

三、完善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对策

（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1.应当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确定嫌疑人沉默权的法律地位。为了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应当将沉默权纳入其中，规定司法工作者在询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可以通过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告知对方有沉默的权利，可以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2.是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1）对非法途径获得的言辞证据应当排除，因为在所有的证据种类中，当事人更容易受到侦查人员的恐吓、威胁而做出虚假的陈述，因此只要有足够证据证明该供述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就应当排除；（2）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笔者认为原则上该类证据也应当排除，但是结合实物对案件的影响也有例外。比如在取证时缺少某些手续，但是事后立即补救，此时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二）完善侦查活动

1.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部分的改进工作应当从以下两方面开展：（1）保障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交流权利，交流会见的方式既可以是面对面交流，也可以通过书信、通訊方式交流。同时，法律也可以作出会见权例外的规定。在律师与当时间会见交谈的时候，侦查人员必须离场；（2）在犯罪嫌疑人接受侦查人员调查询问时，如果嫌疑人提出必须律师在场，此时侦查机关应当满足嫌疑人的要求，否则询问活动不能继续进行。只有保障律师的帮助权，才能使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得到更好地保护。

2.明文规定几种禁止性的询问方式。询问是为了让侦查人员获得更多与案件相关的真实消息，但是如果通过非法询问的方式，只能获得违心的陈述，与询问制度设立初衷不符。在《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提到了“其它方法”，但是并没有对其它方法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种询问方式：（1）变相肉刑，即侦查人员自己不对嫌疑人施加暴力，而是通过其它方式对嫌疑人肉体上进行折磨，比如不喝水、开展车轮战等；（2）引供。侦查人员通过暗示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意图表达观点。

（三） 保障申诉权利

权利的保障依靠制度的完善，申诉制度可以从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来加以完善。

1.在实体性规则方面，通过细化法律条文规定，明确申诉的对象。笔者认为申诉对象应当是已经生效的决定，主要理由如下：（1）只有法院做出的最终裁判才可以用判决方式呈现，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的结论，只能以决定方式来呈现。如果是对法院最终判决不服，当事人完全可以上诉；而只有对决定不服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申诉方式来解决；（2）该决定作出主体只能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两类；（3）决定必须是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

2.在实施性规则方面，要明确申诉的裁决机关，即如果将侦查机关决定作为申诉对象，此时上级侦查机关能否成为裁决机关？或者检察院能否成为裁决机关？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虽然上级机关对下级起到一定监督作用，但是这两个机关同属一个系统，难免会有包庇的嫌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仅能以提出纠正意见的方式督促其改进，但是这种意见的强制性极低，侦查机关通常不会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选择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决机关，法院则是最优选择，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四、结语

随着社会文明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权利的保障，人权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关心的话题。一方面，人权问题是各国对话交流的重点，另一方面，保障人权工作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

我国的刑事立法将人权保障作为主要价值目标，同时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也将“保障人权”写入其中，这体现了人权问题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保障人权是法律的根本价值。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弱势方，他们的权利保障问题经常受到忽视。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严厉打击犯罪思想和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而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这两类主体的权利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内容，通过将中外立法进行对比，寻找我国立法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借鉴他国先进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提出完善对策，希望为我国人权保障提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孙瞧.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看守所的预防刑讯功能.中国刑事杂志.2012（6）.

[2]张兆松.成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困境及对策.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