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和Logistic回归，对我国银行小微贷款决策者的三种非理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1）就“损失厌恶”效应而言，受试者的性别对损失厌恶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其次的影响因素是性格、决策方式、受试者的工作年限与年龄。（2）对“框架效应”，被试认知需求的影响最大，认知需求得分高的被试不容易出现框架效应，此外被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决策方式等对其也有影响。（3）对“心理账户”效应，受试者所在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对心理账户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国有银行的受试者表现出更高的“心理账户”效应的倾向，其他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受试者的职务、性格特点、工作年限。

关键词：小微贷款决策；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心理账户；实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2-0003-06

小微信贷难的关键在其风险，而目前很少有学者对小微信贷具体决策过程中因决策者的非理性行为造成的风险进行研究。前景理论认为，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往往由于认知偏差导致决策错误，出现系统性的非理性行为，而小微贷款决策更是如此。郭妍、张立光（2015）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对我国银行小微贷款决策者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试图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 理论回顾与分析

众所周知，“前景理论”的出现已经使金融学的研究推进到“有限理性”的时代，但目前国内运用“前景理论”或实验方法对银行信贷决策问题进行的研究，数量不多，内容和方法较单薄。根据“前景理论”，人的非理性决策行为主要体现在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心理账户等方面。

（一）损失厌恶效应

“损失厌恶”效应是：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表现在投资决策上，就会出现取得收益时尽快“落袋为安”，但发生亏损时却拒绝“割肉”，甚至出现赌徒式的“恶性增资”。

“恶性增资”概念由Staw在1976 年提出，是指当一项投资项目已投入了大量资源（产生了不可挽回的沉淀成本）且前景堪忧时，企业决策者非但不会果断终止，反而继续增加投资，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根据周齐武等（2000）的调查，高达93%的中国经理人承认自己的决策中有恶性增资倾向。刘志远、刘超（2004），刘志远、刘青（2007），刘青、刘静（2012）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非理性行为的普遍存在。

（二）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指：对同一个问题在采用不同的描述方式时，会使人们产生错觉，导致做出不同的决策。Tversky和Kahneman是通过“亚洲疾病问题”的实验发现这一效应的，决策者被要求在“生还”（正面描述框架）或者“死去”（负面描述框架）的情景下，对其实本质相同的问题进行选择，结果，大多数决策者都被不同的分析框架迷惑，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出现了决策偏差。

（三）心理账户效应

心理账户效应最早由芝加哥大学教授Thaler发现，他认为，人们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经济学账户，一个是心理账户。经济学账户里，每一块钱是可以替代的，只要绝对量相同；而在心理账户里，对每一块钱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视不同来处、去处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心理账户通常有三种情形：（1）將不同来源的收入分在不同的账户中，不能相互替代；（2）将不同来源的收入做不同的消费倾向；（3）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数量的收入。

进一步地，影响上述非理性效应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决策方式

对这一因素的研究结果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集体或个体决策不影响恶性增资出现的概率；而Neale 等（1986） 发现“集体决策比个体决策能减少恶性增资”；但也有学者通过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集体决策反而更容易出现恶性增资）；Moon 等（ 2003）的研究结论是：在减少恶性增资方面，集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而后者又优于先个体后集体的决策方式；但刘志远、刘青（2007）基于中国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先个体后集体的决策方式可以较好地规避前景理论的各种效应，减少“损失厌恶”效应的出现。

（二） 年龄

就损失厌恶效应（或“恶性增资”）来看，根据前景理论，过度自信是“恶性增资”的原因之一，当决策者较年轻时，其以往错误决策的经历较少会使其更容易“过度自信”，同时，由于阅历浅导致“可得性偏差”，从而导致恶性增资。

而对“框架效应”，Kim等（2005）发现当以消极框架描述时，青年比老年更谨慎；而当以积极框架描述时，青年比老年更冒进；但当要求对选择做出解释时，两个群体出现框架效应的倾向都减少了。

就“心理账户”效应而言，李爱梅（2006）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人群在心理账户的灵活性上有明显不同，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年龄越小，灵活性越强。

（三） 性别

一般而言，男性由于比女性更具有冒险倾向，所以更容易做出冲动的、非理性的决策行为。

就“框架效应”而言，Fagley和Miller（1997）发现，女性出现“框架效应”的概率更高。Wang（2004）的研究发现：当在中小规模的风险群体中作决策时，男性表现框架效应的概率低于女性；而在大规模的风险人群作决策时，没有出现性别差异。

而对“心理账户”效应，Frederick（2003）认为，女性的认知映像水平低于男性，所以更容易出现“心理账户效应”。

（四） 受教育程度

Fennema 和Perkins （2008）发现：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比会计类、管理类人士更容易显示“心理账户效应”，说明受教育类型是影响心理账户效应的重要因素。Antonides等（2011）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易出现“心理预算效应”。

（五） 性格因素

没有直接的研究表明性格因素是如何影响上述三种非理性效应的，但一些相关研究（Petra和 Thomas，2004；Mclroy等，2007）说明：“自信”、“开放性”等性格因素与一些非理性效应（锚定效应）有关，而不自信、开放性低的人群更容易出现非理性行为。

（六）认知需求

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NC）对框架效应有重要影响：NC高的人比NC低的人表现出较少的框架效应，Levin和Smith（1996）关于癌症治疗方案的实验、Inman等人（1997）关于价格折扣的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结论。Chatterjee等在研究中也发现了框架与NC的关联：在获利的情况下，NC得分低的被试因框架的不同，决策有很大的不同；而在亏损的情况下，所有的被试都受框架效应的影响程度降低。另外有研究对广告信息的框架和NC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NC得分低的被试，“框架”明显影响了广告的吸引力、购买意愿和对产品性能的评价。

此外，考虑到在我国，信贷人员所在银行的性质、职务、工作年限等也是可能影响非理性行为的因素，因此将上述因素也一并纳入研究视野。

二、实验设计及实施

本文采用“角色扮演”实验方法，通过设计一系列小微贷款决策情境，观察受试者在不同情境下如何决策，验证“前景理论”中所述非理性行为是否发生，并进一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实验设计

1. 决策情境。所有被试被假设为某商业银行小微贷款部门的决策人员，根据提供的企业基本情况及背景信息决定是否同意企业的贷款申请。

在损失厌恶效应的验证实验中，设置了两种情境A、B，申贷企业甲在两种情境中的基本信息相同，申贷项目的风险情况也相同（如果不贷款增资，则可能既不盈利也不亏损；如果增资100万元，则投资失败损失全部100万元的概率为75%，而投资成功获利300万元的概率为25%）。不同的是，情境A中，甲没有来自本行的前期贷款；而情境B中，甲的项目前期投入200万元，大部分来自本行贷款。

在框架效应的实验中，设置了两种情境C、D，申贷企业甲在两种情境中除基本信息相同外，一项产品开发项目的初始投资已进行，前期投入200万元，大部分来自本行贷款，现已知甲的竞争对手已研制更先进产品，故甲申请新贷款增资研发，而增资的风险情况也相同。情景C和D的不同在于分别采用了正面和负面的描述框架。

对心理账户效应，本文仅以“不同来源的财富设立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情形为例，设置了情境E、F，两种情境下，有两个中小企业乙、丙分别向本行申请贷款，两者风险程度和收益均大体相同，不同的是：情境F中，现有的贷款额度是企业乙上期归还的一笔贷款。通过考察在两种情境下，受试者选择贷款给企业乙或企业丙的概率是否相同，考察是否存在心理账户效应。

2. 数据量化。本文的决策结果为二分类变量，选择为“同意贷款”或“不同意贷款”（或者“概率相同”或“概率不同”），我们对其分别赋值“0”或“1”。进一步地，将后文Logistic回归的因变量设为：“同一决策者在上述同一组实验场景下对照的两个情境中决策结果之差的绝对值”，即：如果同一决策者在上述同一组实验场景下对照的两个情境（情境A和情境B对照、情境C和情境D对照、情境E和情境F对照）中决策结果相同，则因变量取值为“0”，表明决策者没有表现出相关的非理性行为；否则，取值为“1”，表明决策者因情境设置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决策，受到非理性效应的影响。这样，因变量为二项分类变量，不服从正态分布，故采用Logistic回归来研究影響非理性决策的相关因素，分析不同因素对非理性行为出现概率的影响。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 18.0。

（二）实验实施

1. 实验设计。本文采用“角色扮演”的实验方法，在不同的银行分批次进行，利用问卷模拟实验情境，受试者共255位。同时问卷还提供了受试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性格特点等基本信息，并对受试者的认知需求进行了测评。

在决策方式上，120位受试者仅进行集体决策（每三人自由组合成一个集体，讨论后进行决策），其他受试先进行个体决策，再每三人自由组合成一个集体，讨论后进行决策。

2. 受试者情况。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仍选用国内银行信贷人员进行实验，实验样本有所扩大，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受试者基本情况一览表

[统计指标 频数 比例（%） 所在银行性质 国有银行 94 36.86 股份制银行 105 41.18 城商行 56 21.96 职务 中小贷业务人员 168 65.88 其他业务人员 87 34.12 年龄 35岁以下（含） 199 78.04 35岁以上 56 21.96 性别 男 163 63.92 女 92 36.08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45 17.65 本科 138 54.1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72 28.24 信贷工作年限 2年以下 48 18.82 2—5年 101 39.61 5—10年 68 26.67 10年以上 38 14.90 ]

三、结果与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将运用Logistic回归进行检验，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

（一）损失厌恶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逐步法进行变量删选，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为：X3、X4、X5、X6、X8（见表2）。模型总体的Cox & Snell R Square为0.538，Nagelkerke R Square为0.619，表明预测准确性较好。具体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3。

表3：Logistic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Variable B S.E. Wald df Sig. Exp（B） X3 -0.478 0.215 1.536 1 .001 0.062 X4 -0.725 0.396 2.643 1 .000 0.955 X5 -0.362 0.188 0.847 1 .011 1.174 X6 1.251 0.662 8.113 1 .000 2.208 X8 0.832 0.417 3.920 1 .000 1.259 Constant 1.205 0.847 9.307 1 .001 3.059 ]

对结果的分析如下：

1. 性别对损失厌恶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且男性更易显示损失厌恶效应，进行“恶性增资”。这一结果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提供了性别对损失厌恶效应的研究例证，也进一步佐证了性别与决策行为的其他相关研究，证明男性由于比女性更具有冒险倾向，所以更容易做出冲动的决策行为。

2. 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性格因素，“急躁不自信”的受试者表现损失厌恶的倾向更强烈。这一结果佐证了Petra和 Thomas（2004）、Mclroy等（2007）基于锚定效应的研究，也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3. 决策方式的影响居于第三位，先个体后集体的方式有助于减少损失厌恶的出现。这一结果与刘志远、刘青（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原因是：在这种方式下，先个体决策有助于决策者减少“搭便车”的依赖性，形成自己独立的决策，然后在后续的集体讨论中再通過充分沟通使得决策结果更全面、更谨慎，故降低了非理性决策的出现概率。

4. 受试者的工作年限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工作年限越长，进行“恶性增资”的可能性减小。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工作年限增加，阅历经验越丰富，决策越全面谨慎、越理性。

5. 影响力最小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大的被试出现损失厌恶效应的可能性减小。

6. 信贷人员所在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其职务、受教育程度、认知需求等因素与损失厌恶效应是否出现没有明显关联。

（二）框架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逐步法进行变量删选，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为：X4、X6、X7、X9（见表2）。模型总体的Cox & Snell R Square为0.625，Nagelkerke R Square为0.674，表明预测准确性较好。具体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

表4：Logistic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Variable B S.E. Wald df Sig. Exp（B） X4 -0.417 0.199 1.074 1 .002 1.327 X6 -0.714 0.284 2.341 1 .000 3.102 X7 -0.516 0.865 1.682 1 .001 1.947 X9 -0.930 0.533 7.813 1 .000 2.856 Constant 4.774 2.690 12.726 1 .022 3.711 ]

对结果的分析如下：

1. 首先，认知需求对框架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NC得分高的被试不容易出现框架效应。这一结果与Levin和Smith（1996）、Inman等人（1997）、Zhang和Buda（1999）的研究一致，证实了认知需求在防止框架效应上的作用。

2. 其次，性别的影响也较大，且女性比男性受框架效应影响更大。这一结果与Fagley和Miller（1997）的研究相符，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更为感性，从而受到不同的描述框架的影响更大一些。

3. 再次，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现框架效应的概率越小。这一结论印证了Antonides等（2011）的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更好地深入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停留在描述框架本身来做决策，从而能避免框架效应。

4. 影响力最小的一个因素是决策方式，但先个体后集体的决策方式仍然可以降低框架效应的出现概率。

5. 信贷人员所在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其职务、工作年限、年龄、性格等因素对框架效应是否出现没有显著关联。

（三）心理账户

采用逐步法进行变量删选，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为：X1、X2、X3、X8（见表2）。模型总体的Cox & Snell R Square为0.704，Nagelkerke R Square为0.815，预测准确性良好。具体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5。

表5：Logistic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Variable B S.E. Wald df Sig. Exp（B） X1 -0.508 0.322 2.726 1 .000 1.436 X2 0.472 0.529 1.643 1 .000 1.213 X3 -0.225 1.172 0.717 1 .015 0.505 X8 0.306 0.809 1.003 1 .001 0.724 Constant 1.067 4.127 8.152 1 .038 2.026 ]

对结果的分析如下：

1. 受试者所在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对心理账户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国有银行的受试者表现出更高的“心理账户”效应的倾向。在本文中，国有银行的受试者在情境E中，对项目1和项目2的偏好是大体相同的，但在情境F中则更多地倾向于项目1，因为其习惯性地将企业A归还的上期贷款视为来源于与之前情况不同的“心理账户”，将其视为企业A信用良好的表征，而忽略了每一笔贷款决策都应该基于新的信用状况进行考察。

2. 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职务，中小贷业务人员比其他部门人员更不容易出现“心理账户”效应。说明在本实验中，他们能更理性地对待贷款来源，不会将企业A归还的上期贷款设为不同的“账户”，认为由不同来源的财富而设立的心理账户之间具有非替代性，从而出现非理性决策行为。

3. 再次，性格特点也对心理账户效应的出现概率有影响。“沉稳自信”的受试者更不容易表现出心理账户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具有此类性格特点的人更少用直觉启发式判断，更理性，从而更少显示非理性决策。

4. 影响力最小的一个因素是工作年限。受试者工作年限越长，越不容易表现心理账户效应。

5. 此外，决策方式、信贷人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认知需求等因素对心理账户效应是否出现没有明显影响。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实验研究的方法，以前景理论为框架，对我国银行小微贷款决策者的三种非理性行为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决策者的多种外部、内部特征对非理性行为出现概率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1）就“损失厌恶”效应而言，受试者的性别对损失厌恶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其次的影响因素是性格、决策方式、受试者的工作年限与年龄；（2）对“框架效应”，被试认知需求的影响最大，认知需求得分高的被试不容易出现框架效应，其他的影响因素依次是：被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决策方式；（3）对“心理账户”效应，受试者所在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对心理账户效应出现概率的影响最大，国有银行的受试者表现出更高的“心理账户”效应的倾向，其他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受试者的职务、性格特点、工作年限。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对认知偏差、沉没成本效应等更多非理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究银行信贷决策的操作风险，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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