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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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

刘复生

《人境》无疑是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之一，尤其是它所显示的偏离当下文学陈规与模式的勇气与写作姿态，使它卓尔不群。小说以强大而充沛的叙事能量，在几个时代之间建立起既悖反又承接的血缘关系，搭建起粗壮的故事逻辑框架。而在这个由历史情境构成的戏剧情境中，一个个人物获得了生动的面目和潜流涌动的内心世界。刘继明以近乎经典戏剧的严谨法度，书写了一部中国当代的精神史及其演变的辩证法。当马垃在坟前倾听两位精神导师在虚拟中进行的激烈争辩之时，刘继明将小说内在的戏剧性推上了巅峰。

小说正面呈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以后的“当下”世界，也向集体化时代的依稀背景投去眼神复杂的一瞥，这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无疑居于关键的位置。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巨大解放性的时代，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种解放性的一个隐秘来源，那就是它所暗中继承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当那场冲击旧体制的运动失败以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演变为一个非常平庸和沉闷的时代，甚至走向变本加厉的专断与压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之下，才产生了“启蒙主义”的批判与反拨，它从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去寻找对旧的历史实践的批判的灵感。从历史的废墟中劫后余生的“归来者”们，把原来的社会理想，又投射到作为遥远彼岸的像美国或“西方”这样的对象上去。逯永嘉们所追求的决非真实的美国式的生活，他们追求的只是一个以想像中的“现代西方”为象征的未来世界。而这种追求，正是革命的精神遗产的一种变形的延续。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神话年代的世俗阶段，九十年代以后的历史既是它的真实历史内容的呈现，也是它的最终完成，更是对它的背叛与庸俗化。马坷走到了逯永嘉。这才有了慕容秋的假设，假如马坷活着会怎样？

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向堕落之时，人物的命运开始了分化，辜朝阳、马垃、慕容秋等，他们的命运其实代表了八十年代或逯永嘉身上的多重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在新历史情境中的呈现与展开。

通过直面这样的重大命题，《人境》重又回到了长篇小说的正途！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热情！当然，这样的说法注定是要招致反对的，那就让他们反对去吧！在这里，刘继明与当下的“纯文学”分道扬镳，他又重新找回了文学的力量，面对历史与岐路徬徨的现实，刘继明焕发出与之对话与介入的美学雄心，这使《人境》闪现出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美学风采和内在的英雄主义气质。

历史既延续又断裂，它又与现实紧紧纠缠，正是这样的情境，构成了人物命运的舞台，而人的能动性也在改变着世界，使它成为新的“人境”。这一点是如此鲜明，它自然也成了这辑文章的各位作者关注的中心。

陈若谷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分析小说所呈现的当下中国严重的阶层分裂和价值撕裂，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几个时代（革命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的争吵。“被分裂撕扯的马垃在短暂的茫然中回到神皇洲村，因为他需要可能非常漫长的时间来消化这种激烈的辩论，也就是说，他需要在发展的整体社会空间里慢慢消化启蒙理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遗产。他对马坷和逯永嘉的种种回忆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了回返式的对话。”

胡一峰显然也注意到了精神史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枢杻意义，我大体同意他的如下判断：“作为一个带有特殊标记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世道变了，人心还没有变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开始向钱看了，但大道理还值钱的时代；是一个阶层已经开始分裂，但道术还未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在这种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撕扯中，孕育了逯永嘉这样卡里斯马型的精神导师，而马垃，则是喝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乳汁长大的精神遗民。”或许罗晓静也是在“遗民”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垃的“孤独”吧。

在我看来，对这部小说最简炼精当的概括还是来自张慧瑜，我忍不住要“剧透”一下：“《人境》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就是试图重新书写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相比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20世纪历史或者当代史的长篇小说，《人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反思历史的历史感，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重写革命历史的再反思，把50年代到70年代重新叙述为新时期的精神资源；二是反思现实的现实感，借助对上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新启蒙价值和发展主义理念的批判，重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社会图景。可以说，《人境》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尝试整体性地回应当下中国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困境。”

当然，《人境》意涵丰富，存在多重阐释空间，事实上，本辑各位作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解读，我的点评未免过于简化，也未必恰当。最多只是一个提示吧。

前面我说过，《人境》颇具十九世纪欧洲长篇小说的风采，或许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在某些方面，刘继明有点像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它表现为那种内在的激情和情怀，那种让人物跳进江河劈风斩浪的冲动，还表现在对社会现实困境的挑战热情上，甚至他会设计出过于轻易的解决方案来，虽然是局部的，比如马垃新型合作社的成功。而唐草儿所象征的化解“现代”之毒的疗救之路，似乎又退回到了对“有机社会”的想象中，这都未免太简单和轻飘了。

不过，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怪不得刘继明，在现实尚没有显现另类可能性的时候，他也只能在雾霾深锁中，于终篇处加上一个暗示希望的花环吧。

刘复生，1970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院长。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出版专著《历史的浮桥》等著作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