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伦理的形成及其现代价值

2017-04-15谷旭

福建质量管理 2017年21期

关键词：徽商经商宗族

谷旭

(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徽商伦理的形成及其现代价值

谷旭

(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影响徽商伦理形成的主要因素是理学教化和心学的推动、宗族文化、治生观念；尚义精神是徽商伦理的内核、担当精神是徽商应有的人格、崇信精神是徽商重要品质；其敢于开拓,勤、俭致富和诚信经营、注重质量，以及热心公益，关注教育的品质对于当代中国商业伦理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

徽商伦理；现代价值

徽商是指明清时期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徽州是“程朱阙里”，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徽商亦有儒商之称，贾而好儒的美名享誉全国，著名的儒商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徽商，晚明名儒汪道昆也是徽商之后。徽商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不仅资产雄厚，在经济领域影响深远，其足迹遍布中国，甚至远至沙漠，其精神亦被形象的比作“徽骆驼精神”。徽商伦理是徽商在理学、心学、宗族文化的熏陶及教化下，并在以治生为目标的商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徽商伦理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理学教化和心学的推动

理学大家程颢、程颐、朱熹就是徽州人，徽商受朱子理学的影响极深，徽州家典中就有记载：“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采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1]。程朱的宇宙观，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而“理”是宇宙的本源。程朱又对儒家的“三纲五常”进行本体化，使其构成为“理”概念的内涵。程朱又将“天理”和“人欲”放到了对立面，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义利理欲”之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程朱理学对徽商影响极深，在商业经营者中仁、义、礼、智、信的表现多有体现，特别是徽商的义，此外，徽商在宗族观念、孝悌中也深受理学教化，促使徽商贾而好儒，形成了徽商在商业经营中的儒商特色。

心学的代表人物王明阳是明朝时期的全能大儒，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明朝中期，社会动荡，人心大乱，为王阳明的心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甚至于冲击了朱子学在徽州的主流地位，晚明名儒徽人汪道昆，汪道昆也是徽商之后，对陆王之学倍加推崇，“于学则远推象山，近推东越”[2]。

(二)宗族文化的影响

徽州宗族文化与程朱理学关系紧密，朱熹所著《家礼》以“三纲五常”为指导思想，备受推崇，成为徽州宗族宗法制度制定的指导思想。徽州宗谱制定依据是序昭穆，汪道昆在《是墓户从约》中记载“由是序昭穆而为谱，肃蒸尝而为祠”[3]。理学思想为徽州宗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而徽州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也为徽州宗族文化的繁荣兴盛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徽州地势险要，“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4]。多有士族宗族为躲避战乱，往往举族迁往徽州。唐力行指出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一是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第二阶段唐末五代，安史之乱后，第三阶段则是两宋之际。[5]迁徽的士族宗族往往具有较高的“理学”素养，也造成了徽州宗族文化的兴盛。其次，徽州原是山越族聚居之地，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王租”。三国时吴将贺齐次第讨平之。在漫长的斗争与融合过程中，不论是新迁入的居民还是原有的土著都不得不借助宗族势力的庇护以求安全。[6]

宗族文化主要通过宗法制度、宗谱、家训等形式影响和教化徽人。徽商吴荣让经商后，从家乡召集同宗族子弟为他工作。每逢初一、十五，就让宗族子弟聚集到堂前，捧出《颜氏家训》，详加讲解，反复训诫，吴荣让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富商。[7]徽商在外经商人数众多，至此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徽商聚集地，他们都会兴建朱子庙，宗祠，宗祠也成为徽商执行宗法制度、族规等事物的场所。

(三)治生观念的渗透

徽州明朝时期人均耕地面积仅约2亩，到了清嘉庆年间，已不足一亩[6]。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埆，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耕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8]由此，治生被摆到了重要的位置，《茗洲吴氏家典》就明确规定徽人通过经商来治生，“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是不能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9]。明嘉靖时，歙人吴柯也认为“士而成功也十一，贾而成功也十九”遂弃儒服贾，果然“十致千金”。[10]清代歙县人叶天赐，嗜学工诗，擅书法，“家贫为人行贾，料事十不失一，晚业盐策于场”。[11]绩溪人戴文达，监生，“家贫营商，后稍裕”。[12]徽州农民和儒生皆因治生而外出经商，农民和儒生也士构成徽商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治生愈发重要的环境下，治生伦理成为了徽商的主要价值观念，并在与王阳明提出的“四民异术而同业”等观念的影响下，徽商形成了新的四民观，“士商农工”四民观取代了原有传统“士农工商”四民观。在治生观念的影响下，徽商经商并不热衷于商业竞争，以追逐最大商业利润为目标。陈均等就指出：“作为商人，徽商对工于心计、尔虞我诈的激烈竞争似乎不感兴趣，众家谱、族谱也不曾显露鼓励、赞赏竞争之意。”[13]徽商经商获利之后也更多用于改善家庭条件、兴建宗祠、公共设施建设、购置田产、房产等。

二、徽商伦理的主要内涵

(一)尚义是徽商伦理的精神内核

义利之辨一直是伦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汝伦指出：“义利之辨构成了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14]。义和利的关系一直是儒家高度关注的问题，自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辨”后，朱子理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15]“义者，天理之宜也；利者，人情之所欲也”[16]，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17]。王阳明对此表示赞同，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18]。这样就把义和利的完全放到了对立面上了。徽商伦理对于义和利的关系并非完全继承了朱子之说，而是加以了改造，在经商中认为应“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等。徽州宗谱中就有记载：“财自道生，利缘义取”[19]。明歙县商人许尚质说：“夫人所为欲富厚者，谓礼义由之生，且有以用之也。既不能用，则雇反为财用耳。”[20]徽商并没有将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商人可以取利，但是经商取利必须符合“义”的伦理范畴，“义”构成了徽商行为中的第一准则，因此尚义精神也构成了徽商伦理的内核。徽商义利观之所以没有完全继承朱熹的义利观，而是加以改造利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明朝中期，社会动荡，道德失范现象异常严重，朱子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反而社会中人们因私欲而竞相争利，朱子之学多受冲击。其次，杨树森亦指出儒家义利观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阶段、发展阶段、扭曲阶段、复归阶段。在前二个阶段，“义”和“利”并非是对立起来的，而是从“重义而不轻利”发展为“重义轻利”，到了复归阶段，以清初时期颜元为代表，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21]这与徽商宗谱所记载“财自道生，利缘义取”[22]的义利观不谋而合。笔者认为最主要在于徽商的治生观念，明清时期，徽州经商治生已经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乎总个宗族。儒家伦理中，国家公利即是义，徽商伦理中，维护宗族的利益也是倍加推崇，也正是徽商“义”的体现。徽商经商治生同样也是为了宗族的利益，这在徽商经商获利后，多为宗族修建宗祠、捐款、建立书院等都有体现。因此也就形成了徽商“财自道生，利缘义取”[19]的义利观。

徽商的尚义精神在经商和生活中都多有体现，明代嘉靖癸卯年，溧水一带“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徽商程锁)独予，平价困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23]明代祁门商人胡村人胡天禄因捐资兴教而捐田三百亩，“使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嫁、丧、葬与嫠妇无依、穷而无告者，一一赈给。曾孙征献，又输田三十亩益之。”[24]明代歙县许邻溪“务赈人之穷，来称贷者，不以匮乏辞，亦不复问其偿。”[25]

(二)担当是徽商伦理的人格追求

徽商因为其创业之艰难，被形象的比作“徽骆驼”，徽骆驼精神不仅体现出徽商创业之初的艰苦奋斗、商业经营中的“勤”与“俭”、敢于开拓的精神，更深层次地也体现出徽商的担当精神。徽商担当精神以其人格的形式贯穿于徽商经商的各个过程，体现在徽商行为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对家庭的担当，歙北许文广，“时家贫，辟礼师以课公，而衣食亦资以出。公一日泣曰：‘吾为人子不能养母，顾使母养耶！我生之谓何？’乃弃儒就商，日夜淬励，惟以母劬劳忧涉，旬岁遂能立门户。”[26]徽商在外经商，徽商妇亦能担负起家庭重担，歙县丰南一商人从商二十余年，其妻汪氏孝养婆母，“绕膝怡愉务洽其心”。[27]其次，是对社会的担当，如《许氏家规》救灾恤患条规定：“今后，凡遇灾患，或所遭之不偶也，固宜不恤财、不恤力以图之，怜悯、救援、扶持、培植以示敦睦之义。”[28]徽商汪应庚捐资5万余金，重建扬州和江都的府县学宫，“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又出万三千金购腴田，以所入供岁修。”[29]万历十六年(1588)，徽州全境发生罕见的山洪，随后，“疫大作”。面对这一奇灾和瘟疫，徽商慷慨解囊，江村商人江希文“捐施医药，全活甚众”。路口商人徐鲸和徐景鸿也纷纷“捐资籴赈”，徐鲸还因此次捐赈荣膺冠带。[30]还有，是在商业经营中的担当，乾隆十六年，徽州府发生旱荒，粮食价格暴涨，歙商程扬宗为了平抑粮价捐出六万两白银。[31]维持了商业市场的稳定。

(三)崇信是徽商伦理的基本品质

朱熹说：“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诚为大；其与人也，不欺为大”。[32]“信”就是指不欺骗，特别是与人交往，“信”尤为重要。近代绩溪人胡雪岩在杭州的胡庆余堂的大厅里，就悬挂着一块“戒欺”匾额，上面还有一段文字，是胡雪岩亲自起草的：“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33]“信”就是指讲信誉，信誉精神是徽商商业经营中的重要品质，与尚义精神、担当精神构成徽商伦理的三个维度。徽商商业经营中非常重视信誉，如黟县商人黄美渭，“幼时，父为盐、典商，家颇饶裕。有戚汪某贷公款颇巨，浼渭父作保，会匪寇之乱，汪某贫极，谓念信用所关，谋于兄弟代还之，其轻财好义如此。”[34]可见徽商在商业竞争当中始终能坚持讲信誉，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损害他人利益，如婺源人朱文炽在过期茶业交易中注明“陈茶”，宁愿亏钱也不愿以欺骗客户。[35]

三、徽商伦理的现代价值

(一)敢于开拓,勤、俭致富仍是当代中国商业经营者应秉承的进取精神

徽州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仅仅依靠农业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在传统的四民观中商人地位极其低下，徽商以敢于开拓的精神，勤劳、俭朴的品德，经商致富，遂成明清十大商帮之首。传统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安土重迁，徽商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以开拓的精神走出大山，其足迹遍布中国，至此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明中后期实行盐业改革，徽商把握机遇，并以敢于开拓的精神深入沙漠贸米获取“盐引”，不愧为“徽骆驼”之称。没有开拓精神，徽商不可能走出大山经商致富，正是有了开拓精神，徽商才能在伦理思想上形成新的四民观，才能商业经营中把握信息、抓住机遇，才能在商业经营制度、技术上创新。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而徽商胡光墉敢于与西方海商一争雌雄。[36]新中国正是有了开拓精神，才有了如今的改革开放。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富有开拓开拓精神则能永葆创新的活力。徽商发展初期，徽商大多贫困、艰苦，他们以勤劳、俭朴的品行经商致富。徽商宗谱中就有记载：“居安佚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薄”，[37]绩溪章必芳经商“不数年，增资累万，勤俭不改其初。”[38]“女子尤能称俭，居乡数月，不占鱼肉”[39]。徽州原本并非富裕之地，人们大多贫困，而且赋税繁重，徽人却能以勤俭持家、经商致富而回馈社会。

当代中国商业经营者亦当秉持敢于开拓，勤、俭致富的进取精神，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当前扶贫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贫困地区的人民大多安土重迁，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一些人过度依赖扶贫政策的补贴，反而不思进取，获得补贴后不知勤、俭。扶贫固然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弘扬开拓进取，勤、俭致富的进取精神，这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二)诚信经营、注重质量仍是当代中国商业经营者应坚持的品格精神

崇信精神是徽商重要的品质，在商业经营中，徽商表现出诚信经营、注重质量的商业伦理。如歙县商人吴南坡云：“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于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40]。徽商对于产品质量尤其重视，王廷元、王世华在徽商研究人物举例中就指出，徽商胡余德为了制造质量好的高级墨，不惜以重金购买高级原料，坚持用昂贵的“易水法”制墨，决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6]可以说是对质量达到了追求的地步。茶业是徽商的四大主营行业之一，婺源人朱文炽在过期茶业交易中注明“陈茶”，宁愿亏钱也不愿以欺骗客户。[35]在茶业生产当中，徽商对茶业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做茶节略》中就详细的记载了制茶的各个环节，其中，关于质量的环节要求极其细致，如：“通号内之茶，毋论生熟毛净之货，堆放各处过夜，必须要盖好。”[6]徽商诚信经营、注重质量，不仅没有使得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由于成本的上升而丧失竞争力，反而由于获得市场的认可而获取较高经济利润。在如今道德“失范”的问题中，部分商人不重视产品质量，导致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产品造假事件，如：三鹿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在商业经营中，不诚信、忽视产品质量，最终的结果是丧失信誉、损失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

(三)热心公益，关注教育仍是当代中国商业经营者应弘扬的公益精神

徽商经商致富后，往往能不吝钱财，热心公益。如：徽商吴列夫、汪忠浩捐资修筑新城[6]。苏州爆发灾荒，徽商吴宗融“尝捐千余金，集吴中同志，设义厂施浆粥棉衣”[41]。徽商受理学教化，关注教育，投资书院建设，《鲍肯园先生小传》中就有记载：“肯园捐金三千复紫阳书院，捐金八千复山间书院，功在名教”[42]，徽商在经商聚集地都会兴建书院，对于贫困的学生也会予以资助。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徽商经商致富后能够不忘回馈社会，热心公益，资助教育，对本族子弟在经商中也多有提携、帮助，这正契合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共享理念。弘扬热心公益、关注教育的公益精神更有利于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特别是，当前中国部分地区人民仍生活贫困，物质、教育资源匮乏，扶贫工作难度高。在自然灾害爆发时，如汶川地震发生期间，更是需要社会各界的援助。

[1]吴翟.茗州吴氏家典[M].胡益民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6.

[2]《传》卷五《文苑·汪道昆》

[3]典籍志，汪道昆《世墓户从约》

[4]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式》

[5]唐力行. 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02):28-36.

[6]王廷元、王世华.徽商[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7]《太涵集》卷47

[8]《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

[9]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卷1《家规》

[10]《丰南志》第5册

[11]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

[12]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