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巧梅

孟子认为，民众和君王都是有良心的性善之人，只要将性善进行推广，付诸实际生活，那我们就“足以保四海，保妻子”。但君王和民众不同的地方是，君王扮演的社会角色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是针对整个民众，君王性善的推广不仅会影响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的命运，还会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所以孟子以“人性善”为论点，劝诫君王将自己的良心本性推广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君王“性善”的特殊性，实行民本，造福整个国家。

一、推行孟子民本思想的前提之一：人性善

1.人人皆善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万章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从实情来讲，人可以为善。这就是我所说的善。如果一个人不善，不是材质的罪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恭敬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仁义礼智不是外边给予我的，是我原本就有的，不过不曾切记反思而已。孟子这里只是以良心论性，只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才是孟子所说的心，恶心、害人之心并不包含在孟子所说的心中。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亲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端”对于人而言是先天本有的。人之不忍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人的不忍之心并不是受到社会各種形而下的因素所影响，这样人之“四端”的存在只能是“天之所与”。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从人与禽兽之别的角度来看，有无道德心以及能否自觉此道德之善也就代表着人与禽兽的一种基本区别。孟子并没有直接规定人的本性是什么，而主要是通过人心自然而然地表现直接揭示决定人之为人的本性之善性。人之所以和禽兽不一样，就是因为人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善。

2.君王“性善”

孟子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此段是孟子为齐宣王解答以羊换牛的原因，并不是齐宣王吝啬，以小羊换大牛，而是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发挥了作用。在面对牛的哀叫时，齐宣王将自己的善心扩充，救了那头牛。面对受苦的民众时，君王也需要扩充自己的善心。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以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尊敬自己的长辈，所以尊敬其他老人；爱自己的孩子，所以爱其他小孩。这样就可以把天下掌握在手中。《诗经》上说：“为妻子树立规范，再影响兄弟，治理家族。”就是把自己的善心推恩到其他人身上。上古有大作为的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善于推恩而已。如今君王能够把善心推到禽兽身上，而不推到民众身上，这说不过去。孟子认为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只不过是把对自己、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到民众身上而已。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予？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君王对禽兽有不忍之心，却推及不到民众身上，这是为什么？一根羽毛都举不起来，是没用力；一车的柴火看不见，是眼睛不想看见；百姓的事装作看不见，是不想施恩。所以君王没有统一天下，是不想做能统一天下之事，而不是不能做到。孟子认为君王没有施行仁政，是因为不想施行仁政，而不是不能做到，只要君王想做到仁政，以民为本，就能实现“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二、君王“性善”推广：民本的实现

孟子提倡人人皆善，把君王和民众同放在“人”的角度，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性善之人。在人性上，君王和民众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由于相对于民众来说，君王的社会行为都是围绕着国家主体民众来体现，其社会作用不同。在治理国家时，君王不必要考虑太多，只要发挥自己的本性，让自己的本性自然流露即可。君王爱财，那就将自己爱财的本性推广到民众身上，爱惜民众的财，不随意征收过多的税赋；不为了战争占用百姓农时。君王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推及到给予民众良好的教育。这些具有民本思想的行为，都不过是君王“性善”的扩充而已。

1.民贵君轻

从民众对于社会的作用来看，民众决定了国家兴亡和政权的得失。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下》）

夏桀、商纣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民众；失去民众，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君王得到天下的途径是得到天下的民众，得到天下民众的途径是得到民心，得到民心的途径是聚集起来，不去做他们所厌恶的事。孟子认为国家存在的关键是获得民众的心，要做民众想让君主做的，不要去做民众所厌恶的事情。国家政权的存在不是取决于君王，而是取决于普通民众。人民再也不是君王获得战争胜利的武器，而是国家兴亡的决定者。君王要认识到民众的社会作用，并且由己推人，在思想上重视民众。

2.制民之产

人的基本需求无非就是吃喝住行。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王道的开始，是使人民生死没有遗憾。生的时候，有食物吃，有木材用。老的时候有人赡养。君王虽然贵为君王，但是也逃脱不了生死问题。君王活着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老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被很好地赡养。同样，君王如果把自己活着的时候想得到的东西推及到民众身上，让民众生的时候有食物吃，老的时候有子女赡养，死的时候能够安然去世，不带有遗憾，这才是君王实行王道的开始。君王本性是善的，自己想获得东西，也想给予民众，君王爱财，所以也会爱惜民众的财富，所以君王不夺取民众农时，让民众有时间创造自己的财富。孟子提出以恒产养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上》）民众的一般规律，有固定产业的就有恒心，没有固定产业的就没有恒心。有恒心的人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没有恒心的人就会放荡胡来，无所不为。等他们犯了罪，再去惩治他们，这就是欺罔群众。哪有仁君去欺罔民众的？孟子认为仁君要为百姓置办恒产，这里的恒产应该就是土地。民众有了恒产，就跟我们现代人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一样，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犯罪的几率要小很多，这样更加有利于国家的安稳和谐。朱熹说：“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所以“制恒产”是国家提高人民道德思想水平的物质基础。

3.庠序之教

人人皆善，民众性之本善，君王性之本善。君王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样民众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那样教育的，有成全德行的，有通达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自身的善行来让他人学习的。这是君子教育人的五种方式。君王在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之后，也会考虑一些礼义廉耻等问题。君王需要知识渊博的老师来传道、授业、解惑，同样，民众也需要老师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人生问题。所以君王使民众富裕之后，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应设置庠、序、学、校来教育民众，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训导的意思。夏代称学校为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学在夏、商、周三代都有，都是用来使人们懂得人与人的伦常关系。在上者懂得人与人的伦常关系，在下者就会拥护亲附他们。同时，人人皆善，君王设庠序之教，能够让民众的良心本性得到滋养，帮助民众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良心本性。“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通过庠序之教，让民众明伦理、懂孝悌，这样就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

三、结语

孟子提出“人性善”为基础的民本之治，是顺应人之本性的治理措施。孟子劝诫君王要以民为本，实行王道仁治，要让民众“性善”得到“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相反，如果君王暴敛赋税，为了攻城略地而罔顾民众死活，让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的善性就会像“牛山之木”得不到滋润，反而被斧斤砍伐，丧失本性，出现各种不善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