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今海++蔡香美

[摘要]东北边疆地区自古多民族杂居，多种文明符号在这里传承和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成为东北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原动力。全球化时代，东北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基于多元文化共生的历史文化根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当然，在东北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主流文化的引领始终是核心和灵魂。

[关键词]东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主流引领

[中图分类号]C95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2506

[收稿日期]2016-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对东北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3BMZ080。

[作者简介]1.朴今海，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2.蔡香美，女，朝鲜族，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延吉133002）

文化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和谐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多民族和合共生、和谐发展的思想根基和精神纽带。在民族地区多元共生的文化百花园中，若是没有民族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区域内和谐社会的构建则无从谈起。本文以东北边疆地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试图从文化共生的角度，梳理近代历史上东北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发展脉络，探讨新时期东北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发展的趋势，为东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一、文化的多元共生：東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根基“共生”原是指多样性生物间互惠共存的自然现象，引申到文化学则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兼容并包、多元共存、协调发展的文化形态，即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发展的一种普遍方式，是促进文化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历史上各民族多元文化共生的发展历程，把握文化共生的多维向度，为民族间文化和谐奠定基础，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兼容并包是东北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基本前提

从历史渊源来讲，东北边疆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自古就是众多少数民族的发祥地，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相杂居以及不同民族政权的轮番更迭，使不同文明符号得以在这里传承和发展，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成为东北边疆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仅从近代而论，清时的满族入关、鲁冀晋流民及朝鲜人的齐闯关东，使得东北边疆地区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被打破，除了满族等土著民族外，又增添了中原的汉族和朝鲜半岛的朝鲜人。不同的移民承载不同的文化。随着移民的到来，中原的旱作农耕文化、朝鲜半岛的稻作农耕文化，以及基于各自经济文化类型的各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东北边疆相互交汇，使东北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更加趋于多元化、复杂化，构筑出一道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的风景。

多元文化交汇于东北边疆，其共生的前提是相互认同与兼容并包。文化的共生，首先意味着居住在同一生活空间的任何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的文化系统都平等地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同的文化之间应当保持一种生态平衡。东北边疆地区最鲜明的文化特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同和包容。当然，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摩擦、冲突与妥协在多元文化共生与发展过程中也在所难免。如清朝时期满族的强势文化对汉族、朝鲜族等弱势文化的同化、民国时期汉族强势文化对朝鲜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各民族的殖民文化等。但总体上讲，东北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始终以尊重、包容和发展的姿态向前生长。历史上形成的东北土著民族文化以及汉族、朝鲜人等移民带来的各自传统文化，建构出东北边疆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构造空间。在这里，各民族敞开胸怀、互相接纳、取长补短，表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共同托起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由延边地区耳熟能详的布尔哈通河、珲春等满语地名，延吉、王家屯等汉语地名以及吉地、子洞等朝鲜语地名的通用并存中，我们可以略见其多元文化兼容并包之一斑。

（二）互惠共荣是东北边疆地区文化共生的基本态势

文化的多元共生意味着文化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东北边疆地区多元文化的共生也并非停留在各民族原生态的文化并存与相互认同上，而是表现出动态性的多元共生态势。各民族在认同、包容不同文化生态的同时，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从中提升各民族文化的品位和文化自觉意识，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共生共荣。自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相汇东北边疆伊始，东北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就走上了一条相互认同、借鉴、交融和汇集的文化聚合历程，形成了一种互惠的多元文化的共生态势。多元文化之间不仅相互认同，而且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这种互惠关系不仅使东北各民族文化得以“美美与共”，而且促使东北边疆的民族关系趋于和睦、融洽。现今延边的民族关系之所以如此和谐、延边之所以成为我国民族团结的典范，与历史上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兼容并包是分不开的。近代东北各民族文化能够在短期内形成互惠共荣态势，究其原因，可从如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共同因子促使不同文化趋于共生共荣。虽然东北边疆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类型不同，其文化也千姿百态，但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普适价值的存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便是积淀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一大共同因子。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即尊重彼此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和合共存的和谐关系。东北边疆的各民族，不管是土著民族还是外来民族，其传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儒家文化的合理因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类同性为彼此共生与兼容提供了共同性基础，拉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使各民族之间更具亲和力。尤其是对跨界移入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来讲，其国民身份虽属朝鲜，但朝鲜人长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再加之历史上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与同质文化背景、隔江而居的地理区位等因素，不仅使中国东北成为其移民的首选之地，而且加快了他们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满族及来自关内的汉族移民间的相互认知，催生出一种文化共生带。

二是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互补互惠促使各民族文化趋于共生共荣。东北边疆地区自古就是肃慎族系文化和华夏文化以及朝鲜半岛文化的汇聚地。仅从经济文化类型来讲，肃慎系的游牧渔猎经济类型与中原汉族的旱作农耕文化以及朝鲜半岛的稻作农耕文化间固有的差异，可促使各民族在生活上互通有无，形成相互依赖的学习、合作关系。原属游牧狩猎经济的满族从汉族、朝鲜族那里接受农耕文化，而同属农耕文化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则相互传授旱作农耕技术和稻作农耕技术，使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并存、互补、互惠。尤其是19世纪末，清朝移民实边时逃难求生齐闯关东的关内汉族与境外朝鲜人所具有的共同的移民身份以及共同開发东北边疆的历程中形成的汉、朝民族之间在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的互动互补关系，不仅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共生共荣，而且促成了东北各民族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

二、文化的和谐共生：东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尺度。文化共生的和谐态是“文化共生的根本价值向度，是多元文化发展的最理想状态”。[1]（156）近代东北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历史告诉我们，和谐文化是东北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基础

民族地区建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首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对各民族人民的民族身份与主体性的尊重和认同。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和灵魂。对于民族学家来说，“文化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实体，它是以客观的共同要素——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典章制度，以及主观的人们自我认同来界定的”。[2]（250）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心理等特点，大都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也都不同程度地积淀在民族文化当中。因此，对待各民族文化时要平等地看待每一种文化，尊重文化的差异性，正如文化相对论代表人物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所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内涵和审美价值，都是为自己群体服务的，不同文化之间应相互尊重，要强调多种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3]（80）那些凭借主流文化之霸权掩盖、改造非主流文化或边缘文化差异性的，亦或是将少数民族文化之特殊性作为资本，而排斥主流文化的做法都是极端的。在对待少数民族文化时，尤其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好跨界民族同境外同根同族的民族感情、亲缘关系。如朝鲜族，尽管与韩国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相互隔绝，且各自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下生活，但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同根同族、同语言、同风俗、同文化，使双方之间自然互有认同感和亲近感，由此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迫切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中韩建交，朝鲜族试图从韩国文化中追溯本民族文化的根源，从而使得现行文化具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正因为跨界民族的特殊的民族情结和文化情缘，朝鲜族对韩国文化情有独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权的尊重。文化权是一个民族拥有保持、保护与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其实质就是民族平等待遇问题。保持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文化价值，在合理汲取人类有益文化的同时，抵制不良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害，防范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是各民族行使文化权的应有之义。当今世界仍存在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强势文化与劣势文化之差别。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在更宽层面上相互接触和碰撞，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一些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化将遭到主流文化或强势文化冲击，或主动或被动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所产生的民族文化自觉势必激发民族文化个性化以及各民族争得民族文化权的诉求。尤其对于弱势民族和弱势文化来讲，文化权是对抗强势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冲击，保卫自己的文化领地和生存空间的重要武器，需要无条件的争取。民族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就有自己的文化价值与自己的文化立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当获得平等的对待，而体现在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也应得到尊重。我们绝对不能以“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和尺度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否则就会导致文化之间的冲突。

（二）和谐共生：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向

首先，文化的和谐共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汉民族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虽然鼎足而立、特色鲜明，但他们都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文明发展长河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体。文化多样性的内涵“不仅在于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在于承认不同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及其相互之间可共生、可共容、可共荣和可共融的特性。这是在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实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正是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互动共生态势的本质认知，也是党和国家把握时代脉搏、遵循客观规律而确立的文明发展观。东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类型、社会发展不同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各民族文化，构筑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和多元文化共生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姿添彩。而另一方面，尽管各民族文化色彩丰富、形态各异，但不同文化间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质和普适性价值，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以及相互借鉴、补充、吸收、整合成为可能。东北民族地区文化的共生与发展，需要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凸显“多元”，寻求多元文化的互惠共生，使区域文化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当然，多元文化共生态中的“求同”并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或均质化；“存异”也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和不断磨合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各自特色，又要兼容并蓄，使不同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其次，开放的、动态的文化共生已成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之间的壁垒和彼此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各民族文化都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如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已不再是作为纯粹的“非物质”形式存在，而是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资源形式渗透到经济领域，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果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与沟通，拒绝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因子，不切实际地追求“原汁原味”，结果自然会束缚本民族文化的进步，从而导致文化的固步自封和孤芳自赏，陷入文化相對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甚至由此而引起文化摩擦与矛盾乃至对抗，致使自身文化衰微或湮灭。在全球化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要以更加开放的姿势把本民族的文化展现于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而且努力做到更多地了解他民族的文化及其背景，取长补短，从而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民族文化间的和谐共生。各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和竞争力不在于固步自封，而在于互动借鉴、创新发展。

三、主流引领：东北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核心多元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多元文化视域下，各民族文化积极吸取对方之精华、去自身之糟粕，通过重构、整合，进一步拓展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增强民族文化生命力；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共生很可能冲击传统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定位，导致文化凝聚力的消解和丧失，亦或衍生出阻滞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各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相互碰撞，在价值认知层面，人们的文化认同受到从未有过的激荡，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念，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否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和凝聚力，健康、快速、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在多元文化相互竞争的局面中，如何以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为契合点，进行文化整合与创新，构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文化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并在其正确引领下实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强化凝聚力，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唱响文化主旋律，推动主流文化的主导性与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各民族地区的认同范围和程度，以及该体系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民众是非标准的判断、行为方式的指导、社会生活的引领等状况，关系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方向，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关键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正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质作用的明申，也为当前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在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导理念、主导地位、主导功能。这是不断夯实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根基，也是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才能保证多元文化间的健康良性交流与互动，进而防止腐朽文化的蔓延以及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

其次，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挖掘多元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用多元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来培养和引导其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意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积淀着该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这种价值观的遵从已然成为一种传统和习惯。换言之，本民族文化系统更容易影响其民众的思维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充分挖掘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借助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守护的执念，找准共鸣点，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中，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不仅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而且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整合和优化。

（二）增加资金投入，完善文化设施，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出于种种因素，有些民族的文化可能濒临消失或是已经消亡。而每一种民族文化因子都是失而不能复得的，一旦消亡，必将成为世界文化资源的重大损失。鉴于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巨大作用，我们在坚持主流文化引领的同时，要多方面、多举措扩展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和领域，增强其生命力。

首先，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民族地区谐文化建设提供体制保障。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来讲要靠体制保障。创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完善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发挥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同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文化对外交流，丰富文化的共生介质，倡导和谐理念，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进。

其次，增加资金投入，完善文化设施，强化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讲，文化基础设施及文化活动开展辐射领域十分狭窄，加之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的加速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土壤越来越不利。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经费投入不足、文化设施落后、文化队伍青黄不接、文化生存空间狭窄等问题濒临消失，民族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如中国唯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之舞蹈类项目的朝鲜族农乐舞及朝鲜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洞箫、三老人等都陷入经费短缺、后续发展不足、后继无人等困境。这就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立足实际，合理规划，探索推动文化经济政策创新，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补救、挖掘和发展力度，确保社会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推进多元文化的协调发展。

再次，多举措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帮助民族地区提高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通过各种渠道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形成系统的产业链条，发展文化产业，以实现民族文化的自主创新，扶持民族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今东北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设及国家“一带一路”大棋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赢理念，给东北边疆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区域之间人员往来，尤其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也带动了文化交流，唤醒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成为文化共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把握区域经贸发展之机，利用各种政策优势，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推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提高文化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国家的软实力。

（三）正确处理“主流引领”与“多元共生”的关系

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引领决定着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引领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才能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推进民族地区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稳步发展，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与此同时，也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多样风格竞相发展，防止少数民族文化被边缘化，切实改变主流引领与多元文化相脱节的现象。主流引领并非同质化、单一化，用政治干预来评估文化差异、灌输主流文化、调和文化冲突，只可能一时在表面上制造一种貌似和谐共生状态，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冲突，反而有可能埋下一个意外的隐患，即国家意志与民族意识相对立。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打着“唱响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号，将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同质化，否定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甚至否定“民族政策”的一系列极左倾向。脱离民族地区实际，凭借行政手段的硬性“引领”，只能适得其反，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甚至还会引发少数民族对国家和主流文化的离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边疆開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6]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东北民族地区也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发挥多元文化优势，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以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邱仁福：《文化共生论纲》，《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

[2]周庆智：《文化差异：对现存民族关系的一种评估》，《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3]包舒畅：《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文化的选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郝时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熔铸中华民族文化》，《人民政协报》，2012年3月13日第5版。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2版。

[6]郝时远：《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6日第7版。

[责任编辑全华民]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第十届会员大会

在延边大学召开

2016年8月13日—15日，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主办、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第十届会员大会在延边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以“东亚视野下的中朝（韩）关系史与朝鲜（韩国）史研究”为主题，设置古代史1、古代史2、近现代史、当代史四个分会场。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52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12位专家学者和会员参会，其中近一半为青年学者，四分之一为南方学者，是参会会员最多、参会青年学者最多、参会地域最广的一次盛会。

会议期间共发表论文83篇，数量创学术年会举办以来之最。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的论文《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南开大学曹中屏教授的论文《殖民地时代朝鲜半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意义》，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的论文《韩国模式及其亚太意义》，延边大学金成镐教授论文《中国朝鲜史研究会36年历史回顾与若干思考》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闭幕后进行了换届选举，我校朝鲜半岛研究院院长、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朴灿奎当选为新一届会长。

（全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