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娜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在高扬与沉潜中徘徊
——论《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

王宁娜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尘埃落定》作为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它根植于藏族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以诗意灵动的诗歌语言与寄寓深刻的内蕴主旨传达出作家内在的文学向度。通过对小说中权利凌驾下的鬼魅形象、凌空高蹈的美艳形象、奴性外化下的卑微者形象加以深度解读，可从中探知作品中潜藏着作家对男权主义的高扬以及对女权主义的沉潜，女性形象的背后是居于一种被男权所压抑与遮蔽的幽暗状态。

尘埃落定；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藏族作家所携有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小说这一文学视角，以魔幻般的色彩晕染了艺术的张力。文本中的语言自然轻巧，内蕴深刻丰厚，再一次将诗歌的艺术特征融汇于文本之中，从而获得一种诗性的灵动美感。此部小说所叙写的是发生于中国边陲之地藏民群体间的生命历程。小说所呈现出作者对藏族文化内在的敬仰与追慕，也诠释着作家本人对自然淳朴生活的再度审视。文本并非单纯地囿于小说的艺术特征，而是冲破惯常化的艺术传达方式，将诗情画意融汇于写景状物之中，以此凝构起诗意般的审美体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观之，作品中潜藏着作家对男权主义的高扬以及对女权主义的沉潜。本文将从如下几大方面进行细致阐释。

一、权利凌驾下的鬼魅形象

依凭权利得以重生的女性以无度的控制欲呈现个人的生活样态。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P161）古往今来，每一个个体虽然有其自身生命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但是个体均身处于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有其地域的限制，这不得不致使其处于一种交错庞杂的权利关系网之中，而在双向运动中，个体既可成为权利的执掌者得以实施权利，又可转化为被权利所指使的角色。从《尘埃落定》之中，文本接受者便可从中探知女性主体身处于权利的漩涡之中，既有权利的既得利益者，又有受其蹂躏迫害的卑微者，两相之间的互动以此融构成独特的女性形象。

小说中最先出场的女性人物即为小说的主角二少爷傻子的生母。作为土司的夫人，尤其是深居于幽闭之处的边地，身份意识对于封建的女性而言尤具重要。她出身卑微，源自妓女之身，此后下嫁于土司门下便转换成为高贵之身。对于久居卑贱低位的女性而言，身份的瞬息转变成为了炫耀的资本，深藏于心灵深处对权利的觊觎之心得以瞬间的满足，由此便是人性罪恶的滋长蔓延。她每日清晨便用温和稠密的牛奶浸润那双修长白净的双手，而又常以喘息之声预示着自身的娇贵，这全然是一种娇娆造作、贪图安逸的贵族女性形象。土司夫人的尊贵身份使其尊享舒适安逸的生活境遇尚可理解，但是面对众人，她内心深处的阴险与恶毒却得到了全然的外露与张扬。当一个管家说一个因饥饿而从山中寻事而来的女麻风病人误入虏获野猪的陷阱之时，她竟然毫无任何的悲悯博爱之心，竟向下人吩咐“那还不赶紧埋了”，言语之间充盈着一种凌人之气。这一绝情的话语下显露出她内心的阴郁，也显示出贵族女性内心的那种骄纵与恣肆。

在权利的托举中，女性也以清寂孤冷诉说着自身的怅惘与哀愁。土司夫人虽然执掌着权利，常常以权利之名凌驾于众人之上，致使他人无法得以喘息。她在他人眼中似有万般的娇贵与获得物欲的自由，但是女性之为女性，其精神的幽微之处始终潜藏着人的原初本性。她原为汉人，而今存续于边藏地区，虽然生活富贵，但是内心世界的孤寂与惆怅依然难以遮掩。地域的遥远与习俗的陌生，致使土司夫人在独身一人之时更显凄清哀婉，内心始终依伴着思乡的愁绪，盛气凌人与骄纵恣肆的态势将他人拒于千里，无法消解的孤寂感在土司夫人的生活境遇中得以凸显。阿来在对权利女性人物的书写之中并非疏离于人性的内在真实，以外在的纵横恣肆同内在的柔弱清冷得以交融，将女性人物的塑造居于一种真实化的显性状态。作家在塑造权利执掌下的女性形象中，始终未曾隔绝“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在两者间探寻到微妙的平衡支点，以此致使阅读主体既有艺术的审美体验又有现实的真实探触。

土司夫人的形象是作家承继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形象模式进行外化塑造。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艺术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大致可梳理出两类：一类是传统典型的光辉形象，可将其视作为“圣母”“女神”。她们的言行之间始终充盈着真善美，她们是男性主体始终追慕和渴求的首选对象，她们承载着道德文化所赋予她们的符号化象征。如穆桂英、花木兰、文成公主、孟姜女等人物形象。另一种相对而立的对象则为带有典型性对立反叛色彩的“荡妇”“恶女”形象。此种人物形象典型地呈现于《水浒传》中背弃忠贞的潘金莲、泼辣凶悍的孙二娘等。无论是古典小说作品，亦或是现当代的小说之中，我们均可体察到文本中所涌现出的女性形象均是依存于以上两种形象类别之中。无论是何种人物居于其中，文本作者均无法脱离惯常化的创作围地，从而深陷其中无法跃出。此种创制方式虽然在一定层面上显示了女性某一显性的个人特征，但是人性并非恒久地孤存于某一方面而毫无变化的迹象。这一创制方式对于阿来而言，有其优劣所在，然而无论作家如何得以转化叙述的模式，都是对女性人物形象的一种扭曲。阿来在对土司夫人进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虽然将其人性中的本真，将生活的一种真实性，也即为她因身处西藏边陲而身心孤寂的一个侧面得以外化呈现，但是依然无法遮掩作家对土司夫人罪恶性的直接表达。

在土司夫人的形象之下，是一种男权色彩的暗自呈显，是游走于喧嚣与沉寂之间的矛盾之体。虽然在作品中为了个性化人物形象塑造的迫切之需，需要对某一人物加以集中性的熔铸，但是这一形式反而在作品中凸显了男权色彩的浓重意味，在交织的情节叙述中显性或沉潜着作家本人所持有的男性中心主义。文中的土司夫人，虽然并未身处土司之位，但是她以一种土司所特有的强权之势欺凌众人。这一创制方式足以体现土司夫人依然以持有的傲人之态呈示自身的强大。而这一惯常化的创作模式，也在同时代的作家创制谱系中依稀可见，作家在对强势女性的描摹同男性形象存有相似性，始终无法消磨其深意的存在。似乎也预示着在男性作家的笔触之下，有着难以改变的角色身份意识，也昭示着女性人物在当下时代的环境中依然有其尴尬的身份处境。

二、凌空高蹈的美艳形象

小说创作中始终无法缺席智慧的化身或娇媚动人的女性形象。土司的女儿塔娜是《尘埃落定》中最为娇美的女性人物。她的形象塑造倾注了作家内在的创制理想，以外显与内隐的创制线索得以呈现。通过这两条线索的分布排列，可从中抽离出此种人物形象所内蕴着的特定内涵，以此探视出作家本人对女性角色的个体化向度。

塔娜以明示的态度宣告自身对土司儿子傻子的无视。小说中多次以语言描写的方式从侧面映衬出塔娜那惊艳众人的容貌之态，例如，傻子“我”看到骑驾于马背之上的塔娜掀起她那神秘的头巾时，“我”所展现出的失态之状，以及管家的耳语“少爷，看吧，这个女人不叫男人百倍地聪明，就要把男人彻底变傻”。[2]（P152）通过语言的直接呈示，便将塔娜如若天降圣女般的娇媚得以直观化展现。然而，命运总是在未知中得以逆转，她的生母茸贡土司因为受到饥馑的生存困境，而将女儿的生活空间得以压缩置换，以个体的幸福换取了物质的满足，致使女儿在胁迫中下嫁于傻子“我”。作品所呈现的又是一个百年来始终未曾消逝的母题，贵族女子的婚姻之事始终无法逃脱封建礼教的内在规制，婚姻成为了女性走向绝望与苦痛的一条必经之路。

女性总在娇媚的背后潜隐着命运的悲怆，此类创制手法总是在得以或显或隐地重现。通过深入探及叙事的内在构造模式，欣赏主体依然可以从中探触到女性作为世界中被遮蔽的客体，她在主体与附属，凌驾与压迫，高扬与贬低中始终居于低位，而这一卑微的身份在本文得以全然的展现。究其深因，根源依然在于“权利”圈的范域之内，女性似乎深居圈内，以其个体的内在存现而体现权利圈的价值。同时，女性似乎又身处域外，以无法自我言说的窘迫处境再一次勾勒出女性围地的狭窄窘境。塔娜的形象就像一块进退难堪的磁石，虽然作为茸贡土司的女儿拥有公主的高贵身份，但是在家族利益之前，她却被断然地拒之于磁圈之外。从中观之，女性的身份意识并非掌控于自我的意志观念之中，而是始终委身于特定的境遇之中。她无法加以真正的反抗，她只有选择内在的静默与沉潜，她不能直接拒斥家人的婚约而选择逃避，他也无法在婚内选择果决的离异之法，对她而言，她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形象的背后是对女性非理性的神化与美化。阿来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类是拥有绝佳外在形象的美艳女性形象，另一类则是内心阴恶的丑陋形象。这一二元对立的形象的塑造下，形成了作家对女性独断化、非理性化的创作理念。尤其是所塑造的纯情、美艳的女性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在作家的笔触之中居于一种神化的定位，似乎以一种刻意抬高的创制策略，加以构筑人物类型化的特征。看似高扬抬升的背后，却始终潜藏着一种贬低压制的内在考量。作家应用此类创制的方式，可将其视之为“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3]（P347）塔娜即为典型的创设形象，虽然作家在文本中将塔娜充满魅惑感的形象得以高扬之后，又将其内心的人性欲望得以外化，似乎以一种人性的真实维度作为创制的旨归，但是依然无法脱离女性贬低压抑为男性的附属品的地位，女性依然无法崛起抗争于男权社会的强大势力，她的力量在男权世界中最终得以销声匿迹。

从中观之，塔娜的人物形象是对人性欲求的极度张扬，是对个体需求的过度宣泄，同时也是对女性地位的沉潜。虽然人性的本真欲求是正常化的一种体现，但是阿来笔下的塔娜并非以理智与理性抗争于传统的规约之下，她以一种婚内背叛，违背妇道的形式得以反抗。塔娜的绝情背叛并不是基于对传统规制的突围，而是以满足个体的欲求作为真正的旨归。作家对塔娜的形象塑造并非是一种对女性自由的一种高扬，而依然是对女性角色的一种潜隐式扭曲。女性依然是一种动物式的存在，女性以一种兽性的特征得以存续于男权社会的野地之中，她的崛起反叛是在同时牺牲某种正常道德框架下的错误行为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依然是女性的悲哀。女性最终走向了一种沉潜，塔娜无力反抗家族的指令，无法在婚内以果决的形式加以婚变，沉默成为了她最终的选择。

三、奴性外化下的卑微者形象

女性在封建时期往往以非自由人的身份得以存续，以一种依附式的生存模式得以延续。女性身份虽然在当下现代化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转变，平等自由也成为了女性本应有的内在渴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居于一定的差异性，不对等性。但是大体而言，女性具有外在平等身份地位的实现性。女性在封建时期从始至终均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在男权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构架起“中心”与“边缘”、“主导”与“附属”、“尊贵”与“卑微”的二元不对等。女性在传统时期并非独立性的个体，如若是官家夫人或是千金小姐等贵族女性，依然难以逃脱封建礼制的规约束缚。在其中生存的女性大多是居于一种卑微者的身份，甚至是奴隶的卑贱地位。鲁迅先生就曾以简明的话语涵盖了两个奴性的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文本之中，阿来创构了一系列深居奴隶身份的女性形象。例如，侍女桑吉卓玛和土司的少爷“傻子”的奶娘德钦莫措即为典型的奴隶女性的代表。

侍女桑吉卓玛以卑微低下与盛气凌人的双面姿态面对自身的对象。在文本中，卓玛面对主人会降低自身的身份，她所真正奉献给少爷的，也只是自己的肉体。而这一肉体并非出于一种被动和馈赠，而是作为奴隶所本应有的职责和义务。而在这肉体赋予的同时，卓玛的内心是渴求少爷能将自己许配给心爱的郎君——曲扎。但是这一切却是出于内心渺茫与无望的状态，女性奴隶的命运始终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爱与被爱成为了无法自我决断之事。虽然卓玛的身份是卑微的，但是在卑微之下已然有自身对高位的希冀，而这奢望在面对相比自身更为卑下弱小的奴隶身上得到了全然的满足。当面对傻子的两个奴隶索朗泽郎和小尔依时，她因自身的穿着打扮更为精致些而时常展现出自傲的姿态，时常“以不晓得规矩的东西，敢在少爷面前坐着喝茶！去，到门边站着喝去！”[2]（P66）这一命令式的口吻面对索朗泽郎和小尔依，一种盛气凌人、自恃清高的半主子姿态得以外显。

奴隶女性的内在特征并非居于单面性，更多的是两面性或多面性。此种判断这也正契合鲁迅先生对奴性的界定，“凡奴才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对主子和有权有势者奴性十足，另一方面对无权无势者和不如自己的奴隶霸气十足”。[4]（P61）文本中的奴隶女性虽然身处低位，但是依然在伺机寻找可以获得身份认同与满足的机遇瞬间。她们身处奴隶的群体之中，却无法用悲悯之感同情与自身共同处境的奴隶群体。她们用胁迫、鄙夷、无视的非理性行为对他者奴隶加以攻击，这实属人性的悲哀。鲁迅亦对此番悲哀现状加以直观阐释，他认为:“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5]（P588）桑吉卓玛的人物形象巧妙地贴合了鲁迅先生所言奴隶的特性，并在当时的现实境遇中确乎存有此种个性特征。对于同处相同处境的女性奴隶而言，本应是同命相怜，以互爱互助的方式在悲戚的生活境遇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以此在不安局促的主仆关系中得以暂时地化解。但是人性的罪恶却无法抵挡善意的召唤，最终迎来的将是更大的黑暗和迷茫。

简言之，文本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始终在高扬与沉潜中左右摇摆。文本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同时在此类女性群体之中亦可探寻到汉族与藏族女性的多样化形象特征。她们的个性富有张力，具有基于民族地域化与年龄层级化的显性特征。她们自身以一种本能的欲求作为行动的旨归，这是一种外化张扬的真实展现。但是，此类形象的塑造均出自于男性作家的笔触之下，在男性话语的叙述描摹之下，依然无法疏离于男权主义的内在束缚。通过对女性典型形象进行症状化地阐释，可从中观出男权主义得以进一步高扬，而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平等、自由则被无尽的淹没。同时，通过对文本的探析，我们可探知藏区传统女性的生命历程、身份意识等诸多富有地域化的征象，亦可得以在男权话语的主宰下得以较为清晰地探触到女性话语的微弱。

[1][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朱立元.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鲁迅.忽然想到:七[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彭琳琳）

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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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娜（1980-），女，辽宁沈阳人，沈阳音乐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