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竹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

革命元素下的精神审视
——重读《韦护》

孙小竹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

《韦护》一般被认为是丁玲创作的符合“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创作。《韦护》同时也被认为是丁玲的文学创作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丁玲创作转变时期思想上的变化过程。通过对《韦护》的重读、丁玲对自己创作的论述以及丁玲创作该小说时的思想状态，深入挖掘其外在简单模式下的深刻内涵，寻找丁玲在该小说中真正的声音，看到一个思想处于变化时期的作者如何在当下的思想状态下建构起新的小说形态。

《韦护》；丁玲；革命元素；人性；精神困境

“革命加恋爱”是19世纪20年代盛行的小说创作模式。小说内容创作一般呈现为革命者在爱情与革命事业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革命者经过内心的挣扎，放弃了爱情，勇敢地继续自己的革命进程这样的情节。这种创作模式小说的出现暗合了当时时代的需要，社会整个大环境的激烈变革需要更多坚定的革命者，在个人道路的选择上也给当时迷茫的青年指明了奋斗方向。丁玲的作品《韦护》看起来应将其归类于“革命加恋爱”小说。但通过对文章细读以及丁玲自述，我们可以看到深藏于该模式下的更深层次的人性内涵。

《韦护》是丁玲创作于1929年至1930年初的小说，作品描写了革命者韦护与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和冲突，是继《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又一篇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小说。《韦护》是以丁玲挚友翟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为原型，“韦护”就曾是翟秋白的别名。身处于转型时期的丁玲确实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及当时创作模式的影响，但《韦护》所表现出的“革命加恋爱”只是其简单的外在形式，丁玲自己在当时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以往的创作思路，因而在其创作《韦护》的时候就其出发点来看，并未以革命作为其主要的表现方面，因而《韦护》不能称之为完全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革命并不是作者最主要的表现层面，作者只是运用了革命元素去进一步地开拓自己对于社会小人物的精神思考。

一、《韦护》中的革命元素

1929年末，上海一些党内负责同志要求创作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并派冯雪峰等去同鲁迅商谈联合起来成立“左联”的问题。1930年3月，左联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思潮正在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这是《韦护》创作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丁玲作为一个对于社会具有高度感知力的作家，自然已经意识到革命正成为社会的主潮，作为作家自然要对当下的社会现状做出及时的反映。这是丁玲的《韦护》中出现一个之前从未有过的革命者、涉及革命题材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元素并不构成其《韦护》“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依据。“左联成立之前，姚蓬子受托去征求丁玲的意见，她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不参加吧。’”这段论述是1930年3月左联成立之前，左联人士咨询丁玲加入意见的对话。这表明在《韦护》开始创作直到发表，丁玲的革命思想仅仅限于受到整个社会革命创作风潮的带动，就丁玲本身来看，其对于革命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完全确立。此时的丁玲不是完全的革命者，同时丁玲也从未参与过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因而《韦护》中的革命元素仅就是丁玲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感作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思潮转型的本能的回馈。

再者，1929年胡也频与沈从文合办《红黑》杂志，到当年6月停刊。丁玲论述过刊物停刊的重要原因，“《红黑》杂志办了半年多，...钱总是收不回来，...实在是办不下去了。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跟沈从文的思想碰不拢来。”这说明胡也频当时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逐渐同沈从文的文学理念产生分歧。此时的丁玲也处于其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受到一定程度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丁玲，在此时也并未完全摆脱先前的文学创作立场，但这种革命的思潮使得丁玲在人性的发掘中更加深了一个层次。就是说革命的浪潮带给丁玲的文学创作，在这个阶段而言并不是创作立场的改变，而是对于人物性格、社会人性思考更深度地挖掘。

由此，我们从丁玲的创作背景以及丁玲当时的思想状态来论证《韦护》，并不能让其简单称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作为一个对于时代、环境变化都极具感触力的作家，感受到了此刻社会中的革命氛围，并将其投入文学实践中。但丁玲当时的思想并未深触到革命的形式、性质问题，因而在《韦护》中出现的仅仅是作家对于革命元素的敏锐捕捉，并未形成如前人所评定的强烈的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的加入，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出新时代下人物病态的精神状态。

二、《韦护》中的人物精神困境

《韦护》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者的男性形象和一个与其以往不同的女性形象。小说描写了二人相爱，最终韦护离开，无疾而终。一般对于文本结尾的解读都认为，革命战胜了爱情，而在进行深入解读的同时，我们发现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我们应该从文本本身出发对文中的主要人物的塑造进行深入地分析，更好地体味丁玲创作原本的声音。

丁玲一直是擅长写出女性困苦而赢得声誉的重要作家，女性贯穿了丁玲创作的整个历程。在丁玲创作的各个阶段来说，其塑造了面临不同困境的女性形象。《韦护》中的女主人公丽嘉是丁玲处于思想转型时期塑造的一个典型女性。丽嘉不满于现状，她自己认识到不能无所事事，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规划上都做出了努力，她想托人办进报社、她联系朋友想进工厂做女工，此时的女性形象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阶段与现状，摆脱之前“莎菲”的困苦茫然，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摆脱自身的无聊现状。同时丽嘉这样的女性也拥有现代女性意识，积极地追求男女平等，自身解放，勇敢地挑战社会传统观念，这些都是在新的社会时期，作家思想转变在女性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来的巨大进步。但是在这样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突破传统的女性形象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精神上面临的挫折，其性格中的悲伤和苦闷，由此窥见一个时代悲剧色彩的女性主体。

例如，文中在韦护刚跟丽嘉相识的初期，好友们一起去游后湖，丽嘉在已经对韦护有初步好感的时候，却故意吊着韦护的胃口，与浮生交谈甚欢，“到最后，丽嘉忽然说：‘这里面有个人真沉默得使我疑心呢？’”这简单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新女性成熟的独立意识，打破传统依附于男性的观念，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对女性自我近乎极端的坚持。丽嘉并未真正站在男女平等的角度去面对韦护，而是基于一种偏执的女性立场去向男性印证自己的平等地位。这种极端化的行为其实就是长久以来女性主体被压抑的一种极端反抗。在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中，丽嘉确实做出了尝试，但这种种尝试都在自身精神的空虚下失败。丽嘉想要去留学，但是却没有大笔资金；她想要去报社谋职，却认为报社朋友的回信，仅仅就是糊弄她，面对好朋友姗姗对她游荡生活的好心劝止，丽嘉“始终摆出一副玩笑的样子，不将那些话当正经话听。”丽嘉确实将梦想付诸于行动了，但是这些无所作用的行为下实际是一颗空虚的心。丽嘉对于革命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嘴上说着主义、种种问题不过是其掩盖本质的表象。这个在革命浪潮中感受成长的女性虽了解一些肤浅的主义问题，但在其人生道路中革命事业并没有占据席位，她对革命、人生的理解都不够透彻，以至于跟韦护陷入热恋之后安然享受爱情的甜蜜，什么都抛到脑后。这是丁玲所看到的那个宣扬革命时代下的女性精神上的空虚。

较之丁玲之前的小说创作，第一次出现了全新的革命者的形象，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那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革命者，可是在接下来的爱情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韦护人格上的显著缺陷。在与丽嘉的初识谈话中，韦护侃侃地说着自己的留学经历，“他素来就不愿意在女人前让别人得了不满去，于是他变了一个声音说，眼睛仍将丽嘉望着。”韦护显然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在这段心理描写中，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摈除其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同时也展现了一个空虚的灵魂需要女性的崇拜去维持作为一个男性的尊严。在他的对于丽嘉的爱恋被浮生的太太拆穿之后，韦护做出一系列极端的举动来掩饰其内心的窘迫，这都说明了韦护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最初的人性，以至于被人发现用激动的行为去掩饰。他一直通过自己认为高尚的东西不断地压制自己的本性。韦护有着华丽的外表、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这些在内心的虚伪被揭露之后都荡然无存。

在韦护与丽嘉相爱之后，韦护面对房东这样说，“我丝毫没有变的，我仍然还是我，不过我从前只将我的一面，却是虚伪的一面，给人看的。现在呢我是赤裸的，毫无粉饰的了。”只有当他与丽嘉陷入爱情中，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平时生活的世故与虚伪。因而韦护称不上是一个完全坚定的革命者，他对于革命事业最初的坚持不过是使其自身忘却本质的一个强迫手段。包括最后的结尾，韦护也并不是因为其革命理想放弃了与丽嘉的爱情，而是韦护发现他事业与爱情可能都会失去的时候，做的一个自私的决定。在韦护留给丽嘉的信中，“你没有看出我的怯弱来。你没有一丝一毫想从我工作上取得胜利。于是终究造成了我们的爱情的不可弥补的缺憾，这分离的惨剧！”在最后离开的时候将责任的一部分推给了丽嘉，用这样一种托词将自己从两难的境地脱离开。丁玲更好地通过男女的婚恋来从另一个方面展示男性的精神弱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韦护》主题上的深层次内涵，《韦护》不能简单地称其为“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只不过其小说中加入了革命元素，因为不管是从其创作思想以及到人物形象、性格塑造上都没有体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丁玲借用革命元素去窥视现代社会下男女的精神困境。这里借用丁玲对于《韦护》的自述，“好些人看见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读的时候，才很厉害地苦恼着，因为自己发现这只是不满于写作‘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革命与恋爱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丁玲在当时的转型期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表现视野，作为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前夕，敏锐地发现了在革命掩盖下的人性的压抑、精神的空虚，并通过其前期惯用的情爱的方式加以体现，因而《韦护》也是一部交融着丁玲新旧思想、新旧创作手段的一部转型代表作。在《韦护》中丁玲也很明显地放弃了其传统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更全面地看到人性的巨大缺失。这是丁玲文学创作中的有益尝试，也为接下来其思想的由革命元素真正向革命主义转变做好了准备。

[1]姚蓬子.我们的朋友丁玲[M].天马书局出版，1933.

[2]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J].人民文学，1950.

[3]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丁玲.我的创作道路[M].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长沙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彭琳琳）

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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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竹（1993-），女，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