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涛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达州635000)

魏传统在川陕苏区

陈雪涛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达州635000)

川陕苏区的中心工作，始终是围绕武装斗争而展开。在粉碎四川军阀大规模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的拼死斗争中，魏传统参加过数十次战斗。同时，他又为军队的政工宣传、军需物资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张国焘推行的极左的“肃反”中，他几次险遭毒手。但他威武不屈、意志如钢，“纵死也要跟着红军走”，表现了在生死关头毫不动摇的革命坚定性。

魏传统；川陕苏区；武装斗争；政工宣传；肃反

1932年12月，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委第一次党代会在通江县城召开，成立了川陕省委。2月中旬，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这时只能说是暂时站住了脚，有了块休养生息的地方，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1]在川陕苏区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心工作始终是围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武装斗争。

一、热血染得战旗红

早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前，王维舟、李家俊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就在川东建立了革命据点。他们根据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制定的“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的战略部署，建立农会和游击武装，打土豪分田地，为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3年4月，魏传统结束了在渠县以教书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回到达县。接受梁(平)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分配的新任务：开展“农运”工作，组织游击队伍，发动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川东游击军集则为军，散则为民，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除恶锄奸，袭击团防，没收税款，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迅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1933年10月，继仪南、营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宣达战役，并与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南坝场胜利会师。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县城西操场改编为红33军。军长王维舟，副军长罗南辉，政委杨克明。魏传统在1995年12月作《诉衷情·会师》，回忆当年会师的境况：

当年奋起在巴山，辗转占东川。弃家知往何处？极目向前瞻。

歼川敌，聚万源，卷巨澜。谈西进，两军会师，万众同欢。[2]141

经过11天的激战，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胜利解放了达县城，盘踞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的刘存厚23军仓惶逃窜，结束了他对这一地区10年的黑暗统治。这一胜利意义十分重大，正如西北军政治部印发的《捷报》中所指出的：“摧毁了四川军阀头子刘存厚盘踞多年的一个反动中心，我川陕赤区占领了一个大的中心城市”。[3]26红三十一军政治部编《红色战士丛书》在“占领绥定府”一节中写道：“这一胜利不但动摇了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且使帝国主义惊慌，住在重庆、万县一带的帝国主义传教士、领事都逃往宜昌、上海”。[4]48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后，纠集各路军阀20多万大军，于1933年11月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红33军担负着200多里战线的防御任务。1933年12月魏传统在33军作参谋，绘制作战地图。在宣汉毛坝场，军部直属机关被敌人包围，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中午，魏传统与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在毛坝一巨石旁吃午饭，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了三人面前。魏传统迅疾跑上去抱起炮弹扔了出去，炮弹滚向远处却并未爆炸：原来是个哑弹。之后，军长风趣地说：“我们正愁无菜，敌人送来一条大鱼”！魏传统在《题毛坝战斗》二首中以轻松幽默的文笔记下了这一惊险场面，其一写道：

敌人数度攻围栅，毛坝山头留佳话。

正值野餐无好菜，送鱼一条多肥大。[2]146

毛坝反击战后，红33军奉命转移到陕南镇巴、安康一线展开游击战。川陕交界的巴山密林中，盘踞着悍匪王三春的队伍。他凭借险要地形，占山为王，还开设自己的造币厂，连国民党也畏他三分。红军为了集中兵力与四川军阀作战，对王三春采取了安抚政策。魏传统作为军部“特使”，深入虎穴，带了两个警卫前去王的司令部谈判，达成了互不侵扰，互为有利的协定。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实力面前，王三春归附了红军。但王三春首鼠两端，土匪部队恶习难改，当刘湘大部队向川陕“会剿”时，又把部队拉出去对付红军。1934年4月，红33军奉命转战万源的新店、黄钟堡、涌泉寺一带抗击敌人，魏传统经历了激战玄祖殿、血战大面山、杨柳关阻击战、花萼山鏖战、青龙观反击战等关键性战斗。1986年魏传统重返川陕当年征战过的地方，写下《巴山隧道》一诗忆旧：

东行有顽敌，我守滚龙坡。

今日穿隧道，夕阳泛金波。[3]123

在反六路围攻中，历时两个多月的万源保卫战是决定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惨烈之战。徐向前回忆说：“敌我双方，破釜沉舟，决一死战”。“部队杀红了眼，每天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刺刀捅弯了，阵前敌人尸首一堆一堆的，臭不可闻。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场血战，不拼命不行啊”。[4]360反六路围攻历时11个月，经过大大小小数千次战斗，先后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100多门，击落飞机一架，使四川军阀刘湘“二十年精华毁于一旦”。[5]川陕革命根据地“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奠定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6]魏传统以自己亲身经历战斗，写下的《夜袭镇巴》《战南滩》《战巴山》《忆白沙河之战》《川陕战事》《题毛坝战斗》《纪念万源保护战》等诗篇，记录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军民斗争史，并成为世世代代令人难以忘怀的红色记忆。

二、政工宣传打先锋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先锋”，“在进行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战争中，我们要百倍加强宣传工作来夺取群众”。要求仗打到哪里，宣传工作就要做到哪里。魏传统在新成立的红33军组建了政治部，开始时是政治部主任，只当了一个月，改为政治部秘书长，主持政治部日常事务。后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对魏传统说：“你这个秘书长树大招风，有的人会不高兴，干脆降职作宣传科长好了”。魏传统毫无怨言，听从领导的安排，“官”虽越做越小，但工作职责一点没有减少。

魏传统乐于做写写画画的宣传工作。他编红军报，从主编、撰稿到刻印、校对都亲自干。他常在昏暗的油灯下刻钢板蜡纸、油印，还要刻写传单、战报、布告、歌曲，书写张贴标语。石刻标语是川陕苏区极有特色的宣传形式。川东北山高石多，壁立千仞，刻下大字远远就能看见。石碑、石坊、石栏、石墓、石柱等等，均可石刻红军标语、对联和苏区政府的文献。张爱萍将军在怀念老战友魏传统的文章中写道：“从那时起，他就发挥‘秀才’的专长，搞政治宣传工作。他领导的宣传队有8个石匠，他在石壁上书写标语，石匠们就把字刻在石壁上。川陕苏区山崖上的‘赤化全川’的巨幅石刻标语，以及刻在石柱上的‘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的对联，至今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7]魏传统还领着宣传队员们用粉笔、墨笔将标语、文告写到墙上、木牌上。他在1982年作《红标语》一诗，回忆当年一面参战，一面作政工宣传的情景：

古稀回首话当年，铁鞋踏破遍川陕。

粉笔兜留红标语，武装拥护新政权。[2]140

“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红四方面军的火线政治宣传和练兵运动非常活跃”。“组织火线上的宣传队、口号队，翻印最近本部印刷的各种图画及小传单，普遍设法散发到敌人阵地内去”。[8]这类政工宣传工作是魏传统的专长，他还善于组织群众性大会，进行口头宣传鼓动。因为红四方面军中来自鄂豫皖的官兵讲话，川陕当地的人听不大懂，他则用家乡话给群众作通俗易懂的宣讲：什么叫军阀，为什么要打倒军阀、为什么要当红军、当了红军有什么好处，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穷人的队伍，打倒压迫剥削穷人的反动派。

徐向前回忆说：“战争过程中，全民军事化，一面坚持农业、军工和其它物资的生产，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一面担负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移伤员、修桥补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等任务”。[2]252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魏传统什么工作都干。他带着民工冒着枪林弹雨送子弹、送粮食、抬担架。行军中，他背着一部油印机，到了宿营地，他到伙房帮炊事员煮饭弄菜；苏维埃地方政府的组织宣传工作、“农会”工作、农民夜校工作，他都不知疲劳地干。在通江，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找到魏传统，派他去苦草坝兵工厂工作。刘存厚逃窜后留下的兵工厂和不少技术工人，需要为红军所用，必须有得力的人去管理。为了壮大苏区的军工生产，魏传统对这些抽惯了大烟的技术工人，先采取了灵活的半戒烟政策，耐心教育他们最终戒烟，让厨房给他们增加营养，派医生定时给检查身体；向他们讲解红军的纪律、苏维埃的政策，使军工生产有力地保障了战时需要。

三、“肃反”遇险未断头

在川陕苏区，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大搞血统论、唯成分论，疯狂地进行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和迫害知识分子。张国焘公开宣布：“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若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9]还说“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说“不识字的兵就是好兵”。[10]毛泽民曾在一分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揭发张国焘滥杀知识分子的罪行，称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①

在内部“肃反”中，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帽子陷害上至高级干部，下至普通党员。如原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山等，就被张国焘杀害，秦基伟、廖承志等人亦险遭杀害。张国焘对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红33军极不信任，认为组成人员成分复杂、历史不清，是“肃反”重点。将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被先后调离。王维舟回忆说，张国焘“怀疑我是知识分子，在川陕苏区时，他不采纳我提的许多建议，他搞‘肃反’时我险些遭他毒手”。[11]红33军在张国焘的“肃反”中杀害的干部即达200多人。在川陕苏区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肃反”工作一波接一波，从未停止，魏传统就曾三次遇险而绝处逢生。

1933年11月13日，川陕省委在宣汉县双河场召开党团积极分子会议。会议执行张国焘极左路线，以审查代表资格为名，将原川东地下党的一批知识分子逮捕，与魏传统一起战斗过的师友黎时中、张鲤庭、陈慕勤等都被杀害。1984年魏传统回故乡达州时，曾回忆这次遇险：“这天又在双河道委开会，我有事，从达县回到双河，会议已经开始，迟到了，里面气氛非常紧张”。在会场门口，梁达县委书记(兼红33军政委)杨克明事先知道魏传统已被列为“肃反”对象，遂以政委名义紧急通知魏传统：“会议你不参加了，快去33军军部组建政治部”。魏传统赶快溜走，去了红33军军部，躲过一劫。

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至万源红胜县(今万源罗文区)，一天上午，魏传统去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处汇报工作，正说话间，保卫局长丁武选气势汹汹地跑来报告张国焘说：红33军秘书长魏传统昨天晚上杀掉了保卫局的两名警卫员。张国焘听了大怒，命令将魏传统抓起来。这真是无中生有，祸从天降。傅钟说，先别忙，我去调查一下：原来是保卫局的两位警卫员去红33军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那里，办完公事就回去了，当时有政治部的两名干事看见他们离去的。他们的失踪，很可能是途中被土匪或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人抓去了，这与魏传统无关。经傅钟这么一说，张国焘方才罢休。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毛浴镇召开全党政治工作会议。张国焘在会上突然发问：“有谁知道马克思是哪个国家的人”？魏传统捅捅邻座的295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说：“你站起来说，是德国人”。这位股长站起来回答了。张国焘十分怀疑：这位农民出身的股长怎么知道的？会后派军政治部主任李伯选问这位股长，股长如实回答“是魏传统告诉我的”。张国焘听了汇报，不满地说：“怎么能让魏传统参加这个会？他这个党员我们还没有承认呢，说不定是AB团的”。李伯选见状，回去向罗南辉副军长作了汇报。罗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比较受张国焘的信任，他对张国焘说：“我们需要留下魏传统，军部的报纸要他编，审俘虏、办案子、起草文件、群众工作都要他做。我担保他没有问题，不是‘AB’团的……”罗副军长与张国焘磨了半天嘴皮，总算把魏传统的脑袋保下来。但再次降职为“油印股长”。

在那动荡艰难的岁月里，有的人经不起血与火的考验，有的害怕遭到张国焘的毒手，便黯然离开了川陕苏区，并劝说魏传统离开，但魏传统的革命信念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地要跟党走。这正如原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在《魏传统诗词全集》的《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魏传统同志作为工农红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多次险遭张国焘的杀害，而始终未动摇革命信念，‘纵死也要跟着红军走’。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为追求真理和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不止”。[2]2

注释：

① 毛泽民《党内某些重要文件读后感》，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1] 徐向前．回首万源保卫战：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9．

[2] 丁 锋，魏 兰.魏传统诗词全集[M].香港: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2008．

[3] 陈国衡．巴山儒将魏传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5]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G].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287．

[6] 张廷贵,袁 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2．

[7] 张爱萍．深切怀念老战友魏传统同志[N].人民日报，1998-10-07(12)．

[8] 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32．

[9] 盛学仁．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87．

[10]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176．

[11]王维舟．川东游击战争时期[G]//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287．

[责任编辑 范 藻]

Wei Chuantong's Revolution Life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CHEN Xuetao

(Sichuan Old Revolutionary Area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n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he work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was always focusing on the armed struggle. General Wei Chuantong took dozens of battles in the fights against the “Beseigement from Three Sides” and against the “Beseigement from Six Sides” by Sichuan Warlords. Besides,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rmy’s political publicity and material needs. In the ultra-left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practiced by Zhang Guotao, he was in danger several times. He was strongly willed and never yeilded, swearing that he would follow the Red Army even killed, which shew his firmness of revolution at the crucial moment.

Wei Chuantong;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armed struggle; political publicity; elimination of revolutionary

2017-01-17

陈雪涛(1972—)，男，四川平昌人。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川陕苏区研究。

D231

A

1674-5248(2017)03-00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