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

(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61)

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的制约因素研究

高岩

(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61)

蒙古族的远古文学当中，口头文化是其最重要的民间文学载体之一，其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内容，无论在艺术形式或者艺术成就等方面，均具有极大成就，甚至可以说，口头文化时蒙古族思想史、社会发展时、文学与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内容。随着当今时代人们精神追求越来越淡化，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受到了一定制约。文章在对口头文化进行了概述以后，重点分析了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的方向，并且从人们自身以及口头文化自身分析了其对蒙古族口头文化所产生的制约，希望能够促使蒙古族的口头文化在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获得良好传承与发展。

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制约因素

蒙古族人民具有豪放、粗犷、乐观、英雄的精神特点，其所产生的口头文化亦有着明快、阳刚、朴素、刚健、崇高的风格，且一直以来均在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化传承与发展模式。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口头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重构的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蒙古族的广袤沃土上，包含了各种题材的民间文学，具有独特的蒙古族艺术魅力，经过悠久历史的沉淀，其一直能够以口头文化的形式得到传承。但是，随着当前社会上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而精神文明建设却逐渐弱化的形势，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受到了一定制约。为了促使蒙古族口头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有必要对其相关传承内容与传承制约因素作出分析和研究。

一、口头文化概述

口头文化属于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无形遗产，但是却可以被传承和发展。口头文化当中包含了各个民族的人民时代相承并且与其日常生活存在密切关联的多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例如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技能、传统知识等。

二、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方向

（一）传统主题的传承。在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当中，传统文学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文学传统主题，例如团结统一主题、英雄主义主题、热爱家园的主题等。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但是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中仍旧能够对传统主题予以重视。由于蒙古族口头文学当中将敬畏、崇尚、赞美、保护大自然，以及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作为核心内涵[1]。因而，在其口头文化当中比较重视对该种传统主题进行传承。比较典型的有奠定的蒙古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其中“北方飞来的大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弃飞，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土地。”吟唱了十分扣人心弦的悲情故事。在传承团结统一、英雄主义、热爱家园等传统主题时，蒙古族的口头文化一般会通过民歌，将真人、真事作为依据进行编排。《嘎达梅林》便传承了为保卫家园而用于斗争的英雄主义主题。作为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族一直在追求英雄主义，并且十分崇尚英雄，在其口头文化当中亦存在着诸多赞扬“勇、力、宜”的内容，充分的体现了口头文化当中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品格。

（二）人物形象的传承。蒙古族口头文学当中对于人物形象的传承，主要将乌力格尔、叙事民歌、好来宝等作为讲述英雄事迹、传奇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结构。乌力格尔在蒙古族当中便是指“说书”，属于一种典型的蒙古族口头文化艺术形式，其能够将蒙古族的说唱艺术进行集合，在此基础上通过塑造故事与人物进行传承[2]。该种比较典型的蒙古族口头文化当中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亦在进行传承并对现世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滑稽人物形象的传承有《水浒传》当中的李逵和《隋唐全传》当中的程咬金等；勇士人物形象的传承有《五传》当中的秦龙和《隋唐全传》当中的尉迟敬德等；智谋人物形象的传承有《封神演义》当中的姜子牙和《隋唐演义》当中的徐茂公等；才艺人物形象的传承有《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和《隋唐全传》当中的秦叔宝等；英俊人物形象的传承有《隋唐演义》中的罗成和《三国演义》中的吕布等。从蒙古族民族审美与价值取向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蒙古族口头文化中对人物形象的传承已经十分的蒙古化。虽然上述被传承的诸多人物形象与原文本的人名、外表均具有较高相似性，但是却在情节与人物性格方面融入了蒙古族民族特色，因而蒙古族口头文化中所传承的诸多人物形象备受蒙古人民喜爱与推崇。

（三）文学传统的传承。蒙古族作为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在无文字时代各个部落或者部落与其他国家之间一般均会通过韵文或者押韵的形式进行思想的交流与信息的传递。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民的日常交流、娱乐活动与各项仪式当中便产生了以韵文为主的口头文化形式[3]。后来乌力格尔与叙事民歌的兴起，使得蒙古族口头文学逐渐开始发展韵、散结合的文学传统形式。乌力格尔和叙事民歌作为典型的蒙古族口头文学表现形式，其自身对于文学传统的传承均呈现着各自的特点。例如乌力格尔，其能够恰当地掌握蒙古族人们对英雄史诗十分欣赏的传统心理特征，并且从该角度对英雄形象以及故事进行改编创作，继而采用口头讲述的方法讲述故事，成功塑造传统的文学题材和史诗化的文学形式。对于文学传统的传承，乌力格尔首先能够巧妙地运用故事说唱，并且掌握英雄史诗的理念与技巧，由此通过口头文学的形式促使该种文学传统得以良好传承。其次，在口头文学传承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其基本上会对史诗原有程式化句子以及改编的程式化句子进行韵文形式的传承。此时，故事的内容、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传统均表现在了蒙古族口头文学当中。

三、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的制约因素

（一）人们自身所产生的制约。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自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民的制约和语言文学家的制约两个方面。

首先，就劳动人们所产生的制约而言。蒙古族民间文学属于蒙古族文化基础的重要内容，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承，与其内容、文学价值、所具有的意义等均存在密切关联[4]。但是，关联最密切且影响最大的应该为人民大众。蒙古族口头文化需要将人的语音器官作为主要载体，几乎人们能够发音的语音器官均能够成为传承蒙古口头文化的载体。例如人类的语言，由于其属于语音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必定能够促使人们之间通过语言进行思想的交流。此时，可以将语言视为一种交流工具，亦可以视为人的一种“感官”。从当前人们社会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角度而言，文学与网络信息技术均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新兴的文化与新兴的观点会产生一定依赖性和新奇性。虽然该点为人们的发展提供了较大助益，但是却使得人们并不能够频繁地使用自身语音器官进行语言文学的展示。在大量依赖计算机进行沟通、联络的情况下，人们对语言器官的依赖逐渐松懈，甚至出现了语言匮乏的现象，使得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逐渐失去了传承载体和工具。

其次，蒙古族的口头文化可以视为蒙古语言艺术的开端，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面临着音像、出版、网络等新世纪多样化的媒体竞争。各个不同接触方式的发展以及诸多语言文学家提倡将语言文学作为中心的思想均使得蒙古族口头文学传承逐渐走向了衰落的命运。尤其当前诸多语言文学家认为应该利用计算机知识，更使得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难以继续发展。此外，语言文学家认为蒙古族口头文化在蒙古族文学历史的发展当中，应该属于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口头文化的形成较语言文学的形成早，按照发展程度应该将其归入低级文化形式当中[5]。更为制约蒙古族口头文化传承的一点在于，部分语言文学家认为口头文化的发展十分缓慢，且不具有较强科学性。

（二）口头文化自身所产生的制约。除了人们自身对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所产生的制约以外，蒙古族口头文化自身亦存在一定制约因素，基本上可以从口头文化当中的被反映者变化以及“人品”的变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在反映者变化方面。事实上，每一个作品的产生均时对社会生活的目的性反映，包括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口头文学，所有的文学作品当中包含的均应该时人与自然当中的期盼、幸福、痛苦、挣扎等内容。在蒙古族口头文化当中，《圣主宝尔吉汗的史诗》当中，对于圣主宝尔吉汗的住处进行介绍时描述到：有黑檀的哈那，有落叶松的檀天窗，有红檀的椽子，有碧檀的门立，有白檀的毡墙，有雪白的顶毡，有乌黑的绳带，有纯白的包房。该段描述主要对宫殿进行了赞美，并且主要反应的是上层人士居住毡房的社会情况。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该种社会情况已经十分落后因而只能够成为历史。正常情况下，作者将社会生活在脑海中进行反映方能够产生问题，只有作者对生活进行描绘，方能够产生繁茂、新鲜的文艺成果[6]。蒙古族口头文化亦需要通过作者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反映。但是当前，蒙古族口头文学当中的住毡房、喝马奶酒等已经逐渐被计算机网络时代所取代，该种社会生活形态却并不能够被良好的创作，因而蒙古族口头文学当中难以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反应，制约了蒙古族口头文化的发展。

第二，在“人品”变化方面。口头文化能够将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采用口头的方式进行表现。而“人品”主要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当中所产生的源核，受其影响人们方能够逐渐形成生活[7]。可以说，口头文学是“人品”的一种展现。口头文学在最初能够对人民、水土、牲畜等和谐的状态进行描绘和尊重，充分的体现对万物的崇敬之情。但是随着“人品”的变化，“征服大自然”和“无请噶按交流世界”等思想的出现，产生了诸多新的概念。此时，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能够对大自然进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亦逐渐转变成为了利益的沟通。由此，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难以将最初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启示进行传承，逐渐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结论

综上所述，蒙古族口头文化能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进行反映，并且其主要传承的方向在于传统主题、人物形象和文学传统等。作为蒙古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与发现能够促使蒙古族民族文化系统亦得到相应的完善。但是当前，随着人们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条件的变化，无论在人们自身方面或者蒙古族口头文化自身方面，对于口头文化的传承均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传统的口头文化崇尚英雄、敬畏自然、乐观积极等内容和精神均在逐渐弱势的传承当中趋向消失。鉴于此，蒙古族口头文化的传承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从人们自身与口头文化自身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改变当前的传承状态。

[1]王宪昭.对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人的思考[J].文化遗产，2011（6）:13-19.

[2]杨杰宏.羌族口头传统的灾后境遇及思考[J].民族学刊，2013（3）:18-27.

[3]周·特古斯.口头艺术的点滴感悟——简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脉络及认知视野[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11）:88-92.

[4]彭迪，宋智梁，张良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与实证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8）: 154-158.

[5]邱广宏.以口头传播为媒介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5）:112-115.

[6]杨恩洪.格萨尔口头传承与民族文化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12（7）:1-10.

[7]于春梅，苗瑞丹，吴丹.关于保护传承达斡尔口头传统的思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0）: 63-64.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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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2-0098-03

2015-10-15

高岩，女，黑龙江绥化人，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传统文化。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16ZWB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