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宏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浮云》中的非对称两性关系及女性生存困境

方宏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林芙美子长篇小说《浮云》中，男主人公福冈先后与多位女性产生情感纠葛，在这些关系中，作为男性的福冈始终处于主动的叙说者角色，而女性则处于被注视、被言说地位，由此揭示出男权中心下明显的非对称两性关系。日本社会伦理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婚姻内外的女性都难以逃脱父权制家庭伦理的樊笼。二战背景下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则进一步将女性推向性客体化的非人处境。

《浮云》；非对称两性关系；性客体化；女性压迫

贫民出身的日本作家林芙美子，是一位善于描写女性经历和体验的杰出女作家。她的《浮云》一般被认为是一部以反战为主题的小说，通过战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幻灭及人生悲剧，控诉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而对文本中二战背景下日本社会各种处境中女性的遭际和命运进行关照和思考，除了反映女性在性别角色、社会地位及男女两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同时，还可进一步揭示男权制、军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共同构成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一、男权中心下的非对称两性关系

从传统上看，日本是囊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体系之内的国家，其意识形态中充斥着中国儒家伦理纲常及男尊女卑思想的印记，在“漫长的父权家长制制度下，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没有地位、没有自我，始终置于家庭和社会的最底层”。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走上了近代化，妇女却“依然处于家族制度和一系列不平等的法律规范和传统重压之下”[1]。有过旅日经历的冰心女士也曾对日本社会女性的弱势地位表示极大的感慨：“日本妇女的地位很低。大家在家是好妻子、好母亲，但因为发言权很小，所以给人以没有力量的印象。”[2]小说《浮云》中众多女性与男主人公交往中的非对称两性关系尤为突出地体现了日本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男权中心下对女性的注视和言说。

小说男主人公福冈在去越南之前已经成家立业，家中有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在来越南之初，他也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很重感情的男人，每三天就给妻子写一封信，还贴心地给妻子买些小礼物托人捎回去。在女主人公雪子的眼里，福冈一开始也是一个高冷的、难以亲近的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好男人幌子背后，他先是与女佣阿蓉调情，继而与雪子坠入爱河，回到日本后又与阿世暧昧不清。而这些与他产生关系的女性被他一个个辜负、遗忘、置之脑后。阿蓉怀了他的孩子，被他抛弃在异国；阿世因为他而背叛自己的丈夫最后被杀；妻子邦子因为他的冷漠与薄情而孤独病逝；雪子也为了追随他而漂泊流浪，最后客死他乡。对这些女性，福冈只有在她们死去之后才感到些微的自责和愧疚。当她们在世时，他并没有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过她们。在他的眼中，她们始终是作为被观赏的客体和“他者”而存在。妻子邦子本是朋友的老婆，是他从朋友那里抢了过来，他对邦子的欣赏仅仅停留在“娴静的面容”“自己贤惠的另一半”等传统女性定位上。在福冈看来，与女佣阿蓉的恋情不过是逢场作戏，或者算是一段旅情。阿蓉吸引他的是她结实健壮的躯体，是她那小麦色的肌肤和娇柔的面容，以及“因为时常含着肉桂儿产生的口气”。总之，吸引福冈的是阿蓉身上充满异域风情的女性味道。而阿世对他则更只是肉体上的诱惑，他“只想借着阿世的诱惑重新活一次”。他描绘中的阿世有“一双晶光闪亮、像兽眼般美丽的眼睛”“她的卷发，触感坚硬，像马鬃一样”、她像一只“野兔”等，而他喜欢阿世的地方即在于“那女人不说什么，只用身体表达”[3]可见，福冈对阿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身体层面，在他的眼里，女人恰如动物一半，没有灵魂与思想，是任人玩弄的对象。

对待雪子，福冈一开始接近她是因为他们同在异乡为异客，有“同一人种的男女之间才能相通的言语以及生活习惯上的亲近感”[3]。因为她与他一样是从遥远的日本指派过来的，他们共同置身于大叻这片神奇的异国土地，在美丽神秘的森林中，他们情意相投、坦诚相待，互为依存，处于一种理想和谐的男女两性关系中。而这种状态随着福冈的回国而消失殆尽。同回到日本本土的雪子，被他看做是一个累赘和有待处理的包袱。他认为自己与雪子再也不可能有如同在大叻时的情谊，他把与雪子的恋情同样归结为是一种旅情。在他的注视下，雪子也不再具有作为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他同样认为她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他者”。他甚至对逆境中雪子身上具有的旺盛精力和强大生命力产生嫉恨，同时又想借助雪子的这种力量将自己从卑微的处境中挽救出来，此时“把女人作累赘的卑怯心理竞完全消失了。就像对手心里逃走的鱼，富冈甚至感到了一股强烈的食欲”[3]。潜藏在福冈内心里的男权中心思想此时暴露无疑。

由此可见，作为男性，福冈始终只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对阿蓉的玩弄，对阿世的利用，对邦子的不忠，对雪子的冷漠，充分反映了他始终没有对身边的任何一位女性平等、坦诚相待，而只是“把女人当梯子踩”。这是导致众多与他有关联的女性悲剧的命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其自身空虚、堕落、感觉人生如浮云的原因。福冈的这种与女性之间非对称两性关系的建构与其身处的日本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关系。归根结底，福冈仍然是日本父权制和男权中心文化体系的代表。

二、不同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受压迫根源

（一）父权制婚姻家庭伦理压迫下的女性。如前所述，日本社会延续传统父权制及男权中心家庭和社会伦理制度，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她们一部分被禁锢于传统家庭伦理中，如文本中的邦子。邦子是福冈的合法妻子，在福冈去越南的数年间，她默默照顾公婆，守护家庭，履行着作为妻子儿媳的义务，延续着日本传统妇女恪守妇道和孝道的角色。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尽职尽责、朴实纯良的女性到头来却并没有守住住丈夫的爱情和美好的家庭。丈夫福冈先后与越南女仆阿蓉，女同事雪子及酒馆老板娘阿世发生过婚外关系。而邦子最终在病痛中孤独凄苦地离开了人世。福冈将邦子的不幸离世归结为“没能挨过贫困的折磨”，殊不知他的滥情和不忠也是夺走妻子生命的罪魁祸首。邦子与福冈，一个严守婚姻制度而不得善终，一个自由放荡而毫无愧疚。可见，日本社会婚姻制度中男女两性的极端不对等性。进而可以揭示传统社会主张的女性应当以婚姻家庭为目标和归宿的观念，并不能为女性带来自由幸福的人生，相反它却将女性束缚于父权伦理下。家庭成为阻碍女性成长和禁锢女性自由的牢笼。

《浮云》的主人公雪子是一位于婚姻家庭之外，努力寻求自我超越和主动性的女性。首先，为获得一技之长为独立生活做准备，雪子离开家乡前往东京求学，这是她努力进入社会的尝试和准备。她借宿亲戚杉夫家，但是不久就被他诱奸并强迫与其保持肉体关系。为生活所迫，她忍受屈辱长达三年，在看到农林省的招聘信息后，她主动报名前往越南，成功逃离杉夫的魔掌。可见，在被男性玩弄后她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寻找自我解救的出路。在选择交往对象方面，她遵从内心意愿。越南工作期间，她抵挡住年轻同事加野的疯狂追求，毅然选择与已婚的福冈交往，在山城大叻他们一起度过了四年如梦如幻的美好爱情生活。然而，战败后回到东京一蹶不振的福冈，意欲抛弃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雪子。雪子迫于生计，一度沦为接待美国士兵的娼妓，并再次回到杉夫身边做其情妇。而在大叻时远离日本社会喧嚣的天堂般的生活和美好爱情成为她始终难以抹去的怀恋。当得知福冈准备前往日本最南端的屋久岛工作时，雪子又做出了盗取杉夫60万元现金与福冈私奔的大胆决定。她幻想在远离都市的屋久岛的自然环境中，自己与福冈能够恢复昔日在大叻的激情。不幸的是，她到达屋久岛不久即患病死去。雪子的一生充满主动反抗与寻找的热情，但是作为女性的她，始终没能在男权社会获得独立的生存空间。她的悲剧人生也正反映了日本社会父权制和婚姻家庭伦理制度下女性想要争取个性自由与自我解放的艰难。

（二）性客体化的女性。性客体化是指“女性的身体、身体部分或性功能脱离了她本人，沦为纯粹的工具或被视为能够代表女性个体本身”[4]。也就是说，女性被视为身体，而身体的存在价值仅仅是取悦他人或被他人使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女性完全被客体化和工具化，成为被驱使、被奴役的“他者”。《浮云》与二战相关的特殊文本背景，揭示出多种女性性客体化的生存困境。

小说开头部分讲到，雪子刚从越南被遣送回国，同船归来的女性中有大部分为艺妓，而实际上她们是被日本军方召集并派往日军海外驻地的军妓，也就是慰安妇。雪子无意间听到她们的对话，“能回来就不错了。回到了日本，这身子就是自己的啦。”[3]可见，这部分女性在被派往海外期间是完全处于军队支配下的，她们的身体被作为男性士兵释放欲望的工具，她们已经完全被物化，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完全处于被控制被利用的状态。日本战时军国主义统治成为女性性客体化和被压迫的一大根源。

女性性客体化生存状态还大量存在于殖民统治关系中。文本中阿蓉是福冈在大叻期间所在办事处的一名越南女佣，福冈与其发生过肉体关系，阿蓉怀孕后福冈抛弃了她。如前所述，福冈将其与女佣阿蓉的恋情归结为一段旅情。吸引福冈的是阿蓉身上充满异域风情的女性味道。而福冈对阿蓉的追求正是对异域支那神秘性的探求，他对阿蓉的占有，同时也是一种殖民占有。此时，作为女性的阿蓉的身体被当作了殖民客体的一部分。

小说中不光反映作为殖民者的日本男性将越南女性性客体化，同样揭示了外国士兵将日本艺妓的性客体化，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本土，占领军士兵把持着各个重要关口，街头巷尾不时能够看到涂着鲜艳口红的日本艺妓挽着高大的外国人来往，重返故国的雪子不禁感慨“往日东京的生活，已经改天换地”[3]，昔日耀武扬威的侵略者，终于也尝到战败的滋味，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广大底层百姓尤其是始终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可见，在殖民者与殖民者的角逐中，女性的身体很容易就沦为更强势的殖民者的殖民客体。

文本中的阿世同样处于性客体化的生存状态。阿世是福冈准备带雪子一起在温泉小镇伊香保自杀时偶然间结识的酒馆老板娘，她身材高挑，年轻貌美，只有20出头，而她的丈夫向井清吉则是一个秃头龅牙、年过五旬、形容猥琐的男人。清吉原本是个鱼贩，因为阿世讨厌鱼腥味。才改行开酒馆。在小说文本众多女性形象中，阿世和主人公雪子一样，是一个敢于主动出击，挣脱原有生活牢笼，努力寻找新的人生目标的人。但是她的寻找却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清吉被她的美貌俘获，离开原来的妻子，卖掉房子和产业，和她来到冷清的伊香保谋生。然而她并不满足做清吉的妻子，而是渴望去东京，去做一个舞女。与福冈相遇后，她主动以美貌和性感身材诱惑他，而此时的福冈正徘徊于生无可恋，死而不敢的纠结中，如前所述，他正是要利用阿世的女性身体拯救自我，逃避死亡。而阿世则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渴求和利用内化为自我建构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注定根基不牢。福冈在离开伊香保时并没有答应阿世带她离开的请求，虽然阿世自己选择了离家出走，主动到东京投奔福冈，但却终究难以逃离清吉的“追捕”并最终在争执中死于清吉的手中。与前两种被迫处于性客体化生存困境中的女性不同，阿世的性客体化有一定的主动和自我客体化成分，但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主要还是来自男权中心下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和压迫。

综上所述，《浮云》文本中呈现了男主人公与多名女性交往过程中其对女性的注视和言说方式及其中体现的非对称两性关系，是日本男权制社会下男女两性关系的缩影。日本传统家庭伦理制度及观念，将婚姻家庭内的女性置于道德伦理的钳制下，同时又使婚姻家庭外的女性处于无尽的生存挣扎中，使所有女性都难以逃脱父权制家庭伦理的樊笼。而二战背景下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则进一步将女性推向性客体化的非人处境，女性受支配和压迫的程度空前严重。《浮云》中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广泛关照，以及对女性苦难根源的揭示，是作家对女性自由最后的呐喊和战斗。

[1]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2]卓如.冰心全集（第三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3][日]林芙美子.浮云[M].吴菲,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孙青青,等.性客体化与女性自我客体化[J].心理科学进展，2013(10).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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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2-0052-03

2016-09-23

方宏蕾（1987－），女，陕西商洛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