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陈 沁

某种意义上说，嬉笑怒骂或反讽（Irony）等风格／手法已经成为鲁迅文学书写的重要策略①比如有关鲁迅小说的反讽技艺可参叶世祥《反讽：从一个新角度解读鲁迅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5期；有关其杂文的论述可参袁良骏《鲁迅杂文幽默讽刺新论》，《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乃至妇孺皆知的成功标签之一。“笑”作为其中相当重要的现象或手法自有其独特功能，这一点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其他文体中都显而易见，而在“鲁学”的近乎地毯搜索式研究中亦被关注过。

如有论者指出，在其小说中，“在鲁迅笔下，对笑的描写，常常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一种手段”，比如阿Q摸小尼姑光头后表现出“九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人们也表现出“十分得意的笑”，此种得意的笑，可以呈现出阿Q和看客们一样的无聊、无耻和欺负弱小的个体和群体劣根性；“有时也是展现人物历史的一种方法”，比如《伤逝》中子君笑的变迁可以呈现出她在压迫下从反抗逐步走向妥协乃至死亡的过程；“有时还作为揭露反面人物的武器来使”，比如嘲讽《肥皂》、《高老夫子》的主人公；“有时还是鲁迅小说构思的重要线索”，如《孔乙己》中的角色各种笑的连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②叶润桐：《出色的细节处理——鲁迅小说关于笑的描写》，《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4期，第36-37页。

有论者还借助西方理论把鲁迅小说中的“笑”书写类型分门别类处理，自有其洞见。论者指出，鲁迅小说中的笑大致可分为装饰型、反讽型与“布尔列斯克（burlesque）”型三类：鲁迅所说“装点些欢容”形成装饰型的笑，又可以分成即兴式的讽刺、“场景滑稽”、“意境滑稽”，而鲁迅的小说中此类书写近乎比比皆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构成反讽型的笑，诸如《孔乙己》、《风波》、《端午节》、《社戏》、《肥皂》、《离婚》、《高老夫子》、《幸福的家庭》、《怀旧》等篇都属于这一类；而“夸张的滑稽模仿”是布尔列斯克型的笑，主要体现在《阿Q正传》和《故事新编》等小说上，具有非正统性、思想／想象自由、强调物质元素等特点。①陆芸：《在笑噱中直面社会与人生——略论鲁迅小说中的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而同样，在杂文书写中，笑及其话语②这里的话语（discourse）主要是指围绕某类主题展开的历史形成过程、相关认知过程、社会关系和思想形式等总结，它往往也包含了其运作轨迹和文化权力机制。具体可参朱崇科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绪论和文内论述。亦卓有成效、令人瞩目，尤其是它嘲讽的层面、及时性、宽度也比小说显得酣畅淋漓：一方面，鲁迅杂文具有众所周知的强悍战斗力——似匕首、如投枪；另一方面，它往往又可以在各色笑中温柔一刀，比如其升华版的“刑名师爷”式讽刺性的喜剧式的语言，张力十足，不只是引人发笑，同样借此将对手、反动政府和封建文人的错误、丑恶乃至群体的国民劣根性大力鞭挞（甚至有时也对同类缺陷或劣根性进行诙谐式提点），让读者在各种各样的笑声中进一步认清事物／事务的真相／本质，当然也很容易感觉到鲁迅在嬉笑怒骂文字背后的情感介入、诗性凝练与洞若观火，这种书写可谓比比皆是，近乎是常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夏济安在他著名的《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一书中指出：“鲁迅未能以他对无意识的了解创作出一部巨著，或许是因为他的恐惧，因为他全力挣扎，想要摆脱那些梦境。诚然，他对光明的信念最终未能驱散黑暗，但也至少抵挡住黑暗的致命引力。希望纵使虚无，终究甜过暗夜的梦。”③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译本，第134页。某种意义上说，夏济安采用了较高的世界级文学的标准，把鲁迅置于尼采、卡夫卡等人的段位上进行比较和期冀。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进行反思，《野草》本身的创作和生产或许就不是要达到夏济安期待的方向——它很可能也是鲁迅对内心阴暗面部分克制之后的“原生态”呈现，鲁迅先生就是想部分暴露也慰安，他未必想通过宗教或其他精神面向实现彻底救赎，因此其《野草》更是一部灵魂肉搏的结晶，也是一种力的诗性哲学，甚至也是坦露疗伤的文学病历。从此角度看，《野草》恰恰是鲁迅特色的现代文学经典。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经典的《野草》，其中的笑（声）书写同样值得仔细探勘，尤其是其间的“笑”往往颇为难解，也因此更需要深究。但相当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专门探究并不多见；偶有论者，如陈安湖，相对富有联想性地在论述某篇时兼及其他并对其相似性加以只言片语，如提到《死火》第一次“哈哈”出现时，论者论述到：“发笑者是‘我’，也可以说就是作者自己。这是看穿了冰谷统治者的伎俩而发出的纵声大笑，含有强烈的讽刺和鄙夷的意味。这样的笑，在《野草》中常常是可以看到的。这是作者常用以揭穿敌人伪装的武器。《死后》……含义也一样。这‘哈哈’一笑，恰如一支利剑，刺进了敌人的心脏，使他们无所遁形。”④陈安湖：《＜野草＞释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虽然有些新意，算得上一家之言，但也不乏先入为主的偏执和简化之嫌，上述的“哈哈”其实同时也有提醒注意和情绪宣泄的味道。

毋庸讳言，《野草》中的笑（声）话语和鲁迅小说、杂文中的描写既有相似性、相通性，又有差异性。比如它们可能都指向了对各色国民劣根性的大力挞伐以及对自我的深刻解剖，但由于《野草》的独特性，比如相对晦涩、歧义／奇异，也因而让其中的笑声话语在解读与诠释时更显芜杂，甚至有些突兀和发散，而在结构设置上，《野草》中的笑（声）书写更多是散居分布，未必对大的结构推进作用重大，虽然在有些篇章中偶露峥嵘。如《题辞》一文中，“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一句中的“大笑”“歌唱”出现了三次，重复、排比、回环，对于作者的情绪抒发有强化性，亦对于篇幅推进呈现出特别的韵律感；而《死火》中“哈哈”第一次出现时，可以将笔墨暂时荡开，从幻设的冰谷世界进入了幼时的经验世界，亦有情节丰富和推展作用，而第二次“哈哈”的出现却又出人意表，对于结局的构设不乏推助。

整体而言，恰恰是因了《野草》意义的繁复性和独异性①有关单篇分析可参朱崇科著《＜野草＞文本心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我们更将论述焦点锁定在其笑声话语的意义指向上。简单而言，如果采用关键词（key words）总结法，《野草》中的笑（声）话语主要有三个指向：1.德性。笑喻示和象征了一种道德高度，或是可能的牺牲与升华，或是对美好／豁达的素质拥有等。2.理性。这毋宁更是对存在中的非堕落状态的描绘和反思，其中既有自律，又有坚守和考问／强化。3.劣根性。其间亦不乏对各种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其中既包括个体与群体，又包括自我解剖。

一、德性

某种意义上说，《野草》不仅包含了鲁迅的哲学理念，是鲁迅直面自我的篇什，而且同时也寄托了鲁迅对某些建设性、褒扬性理念的弘扬，尽管这些理念在《野草》中被呈现的程度有异。简单而言，德性在鲁迅的思维中无疑颇为复杂，既有其相对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倾向，但同时又难免对儒家伦理中类似于“大我”的“为公”精神和坚守原则，同时也不乏对西方现代性中新型的道德伦理的接受和弘扬。在本文中，笔者更愿意认同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1929—）的观点，“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②麦金太尔著，龚群等译：《德性之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易言之，德性成为我们实践、超克自己的精神支撑与良善资源。

（一）牺牲／升华。《野草》首篇《秋夜》不仅奠定了整本集子的情感／意义基调，而在笑（声）书写上亦别具一格。文本中的笑也有不同层次，比如，虚假的自以为是，同时借此向帮凶及被统治者们展示威严与所谓内涵，因此（夜的天空）“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如，在冷峻的环境中对美好的某种可能性的瑟缩期待，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自我积极暗示与激励，（极小的粉红花）“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当然特别引人注目和颇具争议的还有“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张洁宇认为，无论是枣树，还是奇怪的笑声，都是“一个带有分裂特征的‘我’。如果把‘我’看作作者本人，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笑声出于自己的口中。而如果把这个‘我’看作作者自画像中的形象，就很容易理解了”③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而在李何林看来，“‘我’很欣赏枣树的英勇战斗和天空的狼狈，他情不自禁地，也是不自觉地吃吃地低声笑了，对天空的狼狈相有些痛快”④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陈安湖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讥讽的笑”⑤陈安湖：《＜野草＞释义》，第19页。。李玉明则别出心裁，更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嘲弄的笑声，暗示着一种消解的倾向，一种对枣树所作出的挑战的人生选择的解构趋向和否定倾向。并且，整部《秋夜》情绪脉络的演变也透露出这种解构倾向。”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在我看来，这种笑声具有多重含义，既有对广阔而阴沉的夜空（而非对枣树的努力对抗）的嘲讽和解构，又有对自我的激励和确认（通过分身的貌似“异”的方式，宛如《呐喊·自序》中对同道的喝彩，“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存在、乃至牺牲与反抗精神的赞许。

同样，在《题辞》中，作者亦颇有激情的提及，“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陈安湖认为：“这是对敌人践踏、删刈的憎恶和蔑视，表现了作者坦荡的胸怀和豪迈的战斗风度。”①陈安湖：《＜野草＞释义》，第8页。在我看来，这里的“大笑”最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对表面的野草命运的笃定、认同乃至部分赞扬，因为野草必然要遭遇践踏、删割和各种挫折；二是对人生阴暗、凶险中坚守者（包括自我）的激励与表态，我们必须坚守位置。

（二）豁达／美好。前述《秋夜》中的小粉红花的“笑”虽然孱弱，但其实也不乏对美好的简单憧憬与向往。而在《过客》中，这种对美好理想／目标进行确认（identify）和坚守的倾向更加突出和复杂。鲁迅在写过客的笑时，也有不同的场景和用意。小女孩告诉过客前面为何路时提及，“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过客的反应是“（西顾，仿佛微笑）”。毋庸讳言，这里表达了过客对小女孩描述过的未来和自己既定目标和理想的向往，虽然不能完全确认。其中，所谓的“西”当然也有丰富含义，既有对现状的否定，“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同时也有对西方现代性的坚定追求。②具体可参朱崇科：《执著与暧昧：＜过客＞重读》，《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7期，第34-35页。而下文提及的“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作为和“西”对立的存在，则是反映出过客对伪善等劣根性的憎恶与厌弃。

当过客返还小姑娘她的布片时，小姑娘拒绝了，“（惊惧，退后）我不要了！你带走！”过客的反应是，“（似笑）哦哦，……因为我拿过了？”这里的笑表示歉意、自嘲和示好，也是对充满希望和爱心的小姑娘的善待。当老翁建议把布片“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时，小姑娘“（拍手）哈哈！好！”不必多说，她对这种把爱心转换成大自然的装饰和点缀表示高度赞同。而正是对理想虽然彷徨却不乏有意味的坚守、对美好非常尊重却又拒绝同情之爱，可以让过客更坚定前行、轻装上路。如人所论，这时候过客的前行，“是在甩掉了种种沉重的牵累，剥离了层层胶着的情感纠缠以后，是在经历了思想上情感上的大分裂大痛苦大矛盾大搏斗的心灵煎熬过程，并最终战胜了自我的前提下开始的，因而又带有一种深沉的坚如磐石的韧性挑战倾向！”③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99页。

同样，鲁迅对美好的关注还体现在《死火》中，如前所述，第一个“哈哈”的出现推助了情节的进展，但其实也不乏对诸多美好瞬间（包括和更指向无意间获得的“死火”）难得定格的喜爱，“这是一种积极明亮的声音，表达了对于得到‘死火’的欣然情态，同时也表现了与‘死火’相类似的性格”④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187页。。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哈哈”所涉及的快意美好与“死火”共享了类似的气质。

《希望》中两次出现的“笑的渺茫”字眼其实也是一种美好，是和青春并列的可以珍存的事物之一，虽然它未必完美，但毕竟是美好的，而且本身可以对抗“青年的消沉”。当然，如果从更高的层面看，鲁迅对美好的、豁达的质素的褒扬其实背后的核心理念也是“立人”，虽然方法上可能不乏遗憾与批判策略，如人所论，“《野草》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实施立人思想的具体途径，或抨击歪劣文风、或弘扬‘傻子’正气，或痛恨看客无聊、或激励青年奋起，或揭露御用文人嘴脸、或表达真诚与爱意，或批评军阀政府、或同情受难民众，或批判孔孟之道、或赞扬战士韧战，或怒斥世俗染缸、或歌颂一尘不染，或揭批心灵阴影、或呼唤追求猛进等”⑤崔绍怀、刘雨：《论鲁迅＜野草＞的立人思想》，《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第93页。。

二、理性

毋庸讳言，鲁迅给人的印象深刻的特点之一则是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痛苦、深刻交织而成的复杂性，而其多疑的性格及其思维哲学却又帮助他开拓视野、锐意思考，不争人先，但常有洞见。①有关鲁迅多疑及其思维特征的论述，可参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在《野草》的笑（声）话语中，他同样高扬理性旗帜，既呈现出存在的真实状态，同时又有所坚守，其有关文字表述发人深省。

（一）坚守／自律。相当别致的《墓碣文》结尾处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李何林认为，这是死尸化为灰尘、行将完全消灭时，虚无思想被消灭后的胜利的微笑。②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第130页。陈安湖持类似观点，并认为“他以笑结束全诗，大大地减轻了前面渲染过多的阴暗绝望气氛，增添了作品的欢容和亮色”③陈安湖：《＜野草＞释义》，第137页。。而张洁宇也不太肯定地强调其积极一面，“或许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成尘时的微笑’中的那相对积极的一面吧。那个墓中的另一个‘我’，对于死亡‘绝不显哀乐之状’，但‘成尘’时却要‘微笑’，这里面的深意的确值得细细揣摩”④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227页。。

在我看来，这里的“微笑”具有相对繁复的含义：第一，是对曾经存在过的自我世界的确认与褒扬，“死尸”和“我”其实更是作者鲁迅两个自我分身的对视；第二，成尘后的“微笑”也是对苦痛和绝望的话别，同时又是一种自我坚守之后的逼视和追问，正因为如此，“死尸”才让“我”感到恐惧，“生怕看见他的追随”，而不仅仅是因为“死尸”的过于激烈和身上的阴暗面。

同样值得肯定的还有《这样的战士》。尽管有一个惨痛的结局，战士老死，无物之阵获胜，“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的表现却令人欣慰，“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他的微笑呈现出他的清醒、自信、睿智与坚守，毕竟，此时的主体的笑可以映衬出他面对伪饰、虚耗、狡诈时却依然成竹在胸，这其中包含了智慧与确信，因此他“从容镇定，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笑看人间，于是，产生了某种喜剧效果。这里，深藏着战士战斗的展开方式，亦即深藏着鲁迅杂文的奥秘”⑤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155页。。而连续几次“但他举起了投枪”的强调却更显示出战士的坚守、韧性、决绝与永不妥协，这跟鲁迅所提及和强调的“青皮”精神中的闪光点是一致的，“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⑥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死火》结尾“‘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哈哈”呈现出“我”的另样态度：他当然为选择跳出冰谷而无怨无悔乃至庆幸，但同样“我”又为冰谷里面缺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死火而感到惋惜，某种意义上说，青白的冰谷也该是继续被启蒙和拯救的对象，如陈安湖所言：“如果‘死火’统统逃离冰谷，那就意味着冰谷永远不再有火种，火星，人们永远没有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倒是大不幸的事，所以作者只希望‘死火’在冰谷里得到人民的温热和他们一起燃烧。”⑦陈安湖：《＜野草＞释义》，第115页。

（二）考问。前述《墓碣文》中自然不乏鲁迅式“抉心自食”的深刻解剖，同样《风筝》一文也是一篇对自我存在的考问。不必多说，《风筝》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经由回望青少年时期的风筝事件来深刻自责、反省，力图自我救赎却不能如愿的故事。当然也可以有更复杂的解读：其中既有常人易于看到的儿童本位观、自我批判等主题内涵，但同时又有为一般人易于忽视的绵密主题——悲哀意绪，而整篇作品却是对这种意绪的化解尝试，其中不乏自解的吊诡：鲁迅往往是采用自虐式自剖的方式自解，自解的抽刀断水效果可想而知。同时，风筝意象中其实也富含了多元角色，如作为心绪的风筝，并非爱情指涉，而更是不可排解的愁绪；作为意义的风筝，鲁迅在处理兄弟失和、天性本位时都与风筝勾连，而作为叙事的风筝层面，无论是回忆还是虚构都起到了较好的推进作用，但也不乏吊诡。①具体可参朱崇科：《自解的吊诡：重读＜风筝＞》，《名作欣赏》，2016年第25期。《风筝》此文实际上并非是针对个体的劣根性而言，因为他并没有遗忘自己的错误——“精神虐杀”，而是认真加以反省，并希望加以解决或补偿当年的过失。

当“我”告知小弟当年践踏他所扎（半成品）风筝的事情时，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记不得了。”他的笑更是一种遗忘，虽然说不上无动于衷，但似乎和他关系不大，但对于满怀期待的“我”来说，这样的结果自然令人无法释怀，“我”将长期背负这种自责、考问与反省粗暴，如果略微扩展此文的寓意，或许也呈现出鲁迅对周氏兄弟失和的某种祭奠和自我精神拷打，这种深层的长线考问、无法终结的自责，其实效果和程度上不亚于《墓碣文》一时的惨痛而壮烈的“抉心自食”，如人所论：“《风筝》的主体立意则在于跨过这种负疚感，直接指向自我意识的最隐秘处——负载着深广的现实与历史内容并联接着个人战斗路途的鲁迅心态！”②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80页。

整体而言，在通过笑（声）话语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中，鲁迅自然也指向了某些阴暗面、绝望、彷徨和否定思维，但他的这种反思、反抗、坚守却更多是对堕落的拒斥，也是对虚无主义、自私自利等消极倾向的消解，好比在《影的告别》中呈现出影的悖论性——无地彷徨，也否认了未来黄金世界的可能性，但它还是选择肩起黑暗的闸门，与黑暗同归于尽，如人所论：“‘影’虽然也否定了‘黄金世界’的理想，否定了自身的前途，要以生命的毁灭去进行绝望的抗战；但他的这种否定却始终和为‘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而奋斗的伟大思想相联系。因此，在他那忧郁绝望的告白中始终敲击着执着现实、积极战斗的深沉鼓点。”③汪晖：《论鲁迅的＜野草·影的告别＞》，《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39页。

三、劣根性

毫无疑问，鲁迅在各种文体中从未放弃过对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④具体可参辛晓征：《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其中既指向个体，又指向群体，既有借助对象为人物的常见策略，又偶尔借重动物和其他角色，可谓苦心孤诣。

（一）批判他人：以“哈哈论”为中心。结合《野草》，其中特别典型的则是“哈哈论”。而其典型文本则是《立论》，在文本中，老师所提供的既不想说谎，又不愿遭打的应对策略就是，“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he，he he he he！’”鲁迅借《立论》批判“哈哈论”的说法之一主要来自于荆有麟的回忆，他在《哈哈论的形成》一文中写道，鲁迅曾和他提及王小隐的待人接物表现，“我想不到，世上竟有以哈哈之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⑤荆有麟：《哈哈论的形成》，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此后对此文意义的解释多数未超出荆有麟的判断和引导。但慢慢亦有更新，如李玉明就认为，这是一种先觉者的失语症，并进一步认为：“我的无法驳难，不仅是一种‘失语’，它更指向自身，面对这样的自我无言以对，‘失语’了。这是更透彻的对于自我悲剧性存在的一种体察和确认。”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136页。而张洁宇则做了进一步升华，超越了单纯对哈哈论的具体阐释，“如何不‘瞒’、不‘骗’，不说假话，同时又避免简单机械地说真话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鲁迅在写作中所面临的困境。更进一步说，《立论》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个写作中的困境，其实更已深入到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表达自我之类的写作哲学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面对、认识、处理和表现‘真实’的问题”⑦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249页。。

在我看来，结合文本，这当然是鲁迅对打哈哈习惯的一种批判，更是对无是非原则，“无特操”坚守、无真假判断、无冷暖人性等国民劣根性的炮轰。而实际上，归根结底，也就是鲁迅所不遗余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中的不认真等恶习，他指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①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类似的，在《死后》一文中，鲁迅对旁观者的议论呈现其实也展现出类似的个案批判性，比如活人们彼此说话时固然“哈哈哈”，即使对了死人，也无非是“死了？……”“嗡。——这……”“哼！……”“啧。……唉！……”这些描写一方面可以呈现出活人们的无特操、不真诚，另一方面却又反衬出其浮泛、空虚，缺乏起码的主体性。鲁迅甚至还以死人的口吻调侃活着的人们，“可恶，收敛的小子们！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他们并不给我拉平，现在抵得我很难受。你们以为死人无知，做事就这样地草率？哈哈！”这当然是对国人做事的不认真、苟且加以调侃和批判，李何林指出：“这是表现了‘我’虽在‘死后’也仍然具有的强烈爱憎感情。”②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第153页。

除此以外，《颓败线的颤动》中描写了被羞辱和嘲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在极度贫穷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养活了子女，却被活下来的两代人嫌弃和唾骂，于是这位老母亲，“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不必多说，这里的“毒笑”来自于背信弃义、不知感恩的子女，但同样也包括全无同情心、颇具杀伤力的孩子们，“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毋庸讳言，儿童们固然可以是希望和未来，但同样可以成为陈旧伦理道德蚕食健康人性的牺牲品和反过来的施暴者。③具体可参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80-185页。

有论者指出，在鲁迅的杂文中，他以“笑”作为手段“同旧传统、旧文化英勇作战，不论是轻松的讪笑，善意的嘲讽，还是愤激的喜笑怒骂，抑或是文白相间不大协调的语言风格，均能恰切巧妙地刺痛敌人的心脏，表现了作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憎恨感情及高超的讽刺语言艺术”④陈金凤：《鲁迅杂文讽刺语言“笑”的艺术特征》，《洛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22页。。其实，散文诗集《野草》的笑（声）话语实践中，鲁迅何尝不呈现出类似的杀伤力？但相较而言，风格上似乎显得更凝重、松散与诗性。

（二）批评人类自我。前述无论是《墓碣文》，还是《风筝》都呈现出鲁迅对自我的深刻考问和解剖，但他也别出心裁，可以借助动物意象⑤有关论述可参靳新来：《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呈现出更丰富的意义指向和讽刺效果。比如，《狗的驳诘》一文借梦境里人、狗对话的方式对自我以及更宏大的人类进行了犀利批判。

当人——“我”在指责狗的势利时，它的回答是：“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解读此语，一方面，如果把“我”视为鲁迅，则可以看出鲁迅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和解剖，如李玉明所言：“《狗的驳诘》中鲁迅大胆地决绝地解剖自身、直面自我难堪困窘的现实处境和悲剧命运，正昭示出这种罕有的精神襟怀。”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112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我”视为人类，“狗”视为动物界，那么人、狗对话恰恰反衬出人类的劣根性，不管是文化建设，还是物质追求上皆如此。从此角度看，鲁迅的思想指向了“立人”，此文中的人是奴性的人，不完整的人。如人所论，“这样的‘人’，其实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算不上启蒙思想者观念中的真正的‘人’。因此，要改造观念中的奴性”⑦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200页。。

原本以为最势利的狗借它的口呈现出对人的批判和嘲讽，这当然也是鲁迅的分身的观点，“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与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不必多说，这其中也有一种悖论性：鲁迅并没有完全跳出他所批判的对象的劣根性和缺憾，他是颇有带入感的，毕竟，他也是人类的一员，正如在《立论》中对哈哈论中呈现出类似的暧昧姿态，“当然这决不是鲁迅所认可的，但这又正是他的巧妙之处，使得作品中同时出现了抨击时弊和表露内心两个声音。在否定和讽刺了‘哈哈’论者的同时，鲁迅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矛盾，因为，既不愿意谎人又无法说出真实的，正是他自己”①张洁宇：《鲁迅作品中的“梦”》，《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第33页。。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鲁迅先生一贯的风格，批评和解剖时从未将自己刨除在外，而是进行可能更严厉的剖析，好比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仅仅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吃人本质，而且也把自己放在其中，变成罪与耻情感寄托的“中间物”或载体。

结语

通读《野草》中的笑（声）话语，我们不难发现，借助“笑”的力量，鲁迅呈现出对德性的弘扬，尤其是对牺牲，美好等层面的坚守，同时又有对非堕落存在状态的考问和自律性的思考；同时，借助批判他人、自我及人类身上的劣根性多管齐下，鲁迅呈现出“笑”的多重功能与繁复意义指向，值得我们仔细反思。

夏济安指出：“鲁迅个人在艰难时期的微妙感情，并未得到他的追随者和评论者的充分重视。他们就像那一众好汉，也许真的觉得，现在所享受的阳光，都得益于鲁迅当年奋力扛起那黑暗的闸门，却全然不知他真实的内心感受。鲁迅机敏智慧，既有真知灼见，又有深厚的文字功力，这些都是他才华的表现，也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鲁迅是反叛散文的主创，而反叛散文对事物的褒贬往往过于随意、绝对，态度有失公正，内容也欠真实。”②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中译本，第141页。夏济安对鲁迅“反叛散文”（更多是指杂文）的批评或许还可商榷，但他对于鲁迅书写《野草》时候的孤绝的确心有灵犀。某种意义上说，《野草》作为一部涵容过于繁复的巨制，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意义、情感、形式创新的密码，也需要更多有心人关注。

从此角度看，若考虑到鲁迅创作的主体性，其中的“笑”也可能是他的阴暗面的一种释放，同时又俏皮地布下了迷魂阵，让普通读者难以释读，甚至百思不得其解，这也反衬出本文的一点意义，借此也向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