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平 薛 颖

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1940—）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传媒研究专家，其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以文化社会学为理论视角，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根据大众传播的发展重新思考现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开创性地提出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观点，并以象征形式为研究焦点，运用深度解释学方法分析了信息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

一、意识形态的演变

为了准确把握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汤普森首先分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三种形式及其嬗变。

其一是关于文化转型的宏大叙事理论，这是他基于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总结得来的。马克思和韦伯都认识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传统价值和文化转型之间的关联。“社会生活和政治权力的世俗化，为‘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扩散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意识形态’首先被理解为一种世俗信仰体系，它具有进行调动和使之合法的作用。”①［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初期标志着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时代的开始。意识形态作为世俗信仰体系为传统生活方式已被破坏和传统文化已经陨落的人们提供一个意义架构，使其能够在一个迷茫的世界中为自己找到方向。汤普森认为这种宏大叙事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忽视了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这个重要的文化转型。因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经验在根本上由多种现代传媒的文化象征形式的传播所形成；二是这种宏大叙事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是单一和明确的意向误导。汤普森认为如果将意识形态概念局限于现代社会或者将意识形态等同于世俗信仰体系，那就会使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历史局限性，某些人会借助于世俗信仰体系的衰弱而宣称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说：“社会与政治行动越来越不受号召激进社会变革的世俗信仰体系所鼓动。因此，这种观点的一些主张者认为，我们不但看到了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而且看到了意识形态本身的终结。”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其二是关于意识形态调控的社会复制理论。这是汤普森总结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它指社会秩序的遵守和维持依赖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信仰的复制。社会复制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凝聚剂作用，即意识形态作为象征凝聚剂能把人们粘在同一社会秩序上，所以其生产和扩散至关重要，而大众传播机构则承担着此项社会聚合和复制的功能。汤普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某种价值观和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成员所共有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稳定必须依赖共识。社会稳定同样可能来自于价值观的多样与差异。所以，社会胶合剂理论只突出了意识形态运作的某些方式。“它突出了象征形式可能达到使社会关系统一化和物化的某些方式，但是它忽略了合法、虚饰和分散的方式。意识形态不是统治关系复制所涉及的惟一因素，统一化和物化也不是意识形态运作所涉及的惟一方式。”③［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其三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产业理论。汤普森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判理论家虽然认识到大众传播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但他们的分析是有缺陷的。文化产业批判在启蒙与统治的总逻辑下进行，明显受到理性化主题的影响，也属于宏大叙事范畴。尤其是他们没有考虑接收者的主动性一面，从而过于强调现代社会凝聚力，最终导致对现代人的命运持悲观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考虑到大众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意义，但研究的焦点有偏颇，不能为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分析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尽管以上三种意识形态形式已经过时，但汤普森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并强调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很重要的分析领域。他将大众传播的发展视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的新机制，主张通过大众传播所调动的象征形式的意义用于确立和维持统治关系的方式来分析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分析不应集中于有组织政治集团所制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而应首先面向象征现象在社会领域中流通并与权力关系相交叉的多种复杂方式。”④［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二、现代文化及其传媒化

汤普森认为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现代文化表征为符号信息，而现代传媒对信息的形成、传播和接收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指出，从广义上看，符号即象征形式，就是文化。“我认为各种符号形式的产生、传播和接收使文化构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所以我们当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文化形式，因为我们都在创造、传播和交流各种符号形式。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⑤王杰、徐方赋：《“我的文化社会学视角”——约翰·B.汤普森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第30页。汤普森认为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文化象征性概念的吸引力在于其文化分析目的是研究意义和象征符号，而其文化分析的不足在于他对权力和社会冲突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所以汤普森提出了文化的结构性概念，即文化可视为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和社会背景化。而文化分析可以界定为“研究象征形式——即，各种有意义的行动、物体和表述——关系到历史上特定的和社会上结构性的背景和进程，而这些象征形式就在其中和从中产生、传输和接收”。①［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其中“结构”并不是指象征形式本身的结构，而是指其所处的结构性社会背景。“通过联系象征形式在其中产生与接收的结构性社会背景来观察象征形式，文化的结构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能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兴起与发展中包罗了什么。因为大众传播以某些方式和某些方法关系到象征形式的生产与传输。”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汤普森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认为大众传播与现代文化的崛起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界定我们的文化为‘现代的’事实在于象征形式的生产与流通从15世纪晚期以来就愈益和不可逆转地卷入商品化和现已成为全球性的传输进程之中。”③［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汤普森将大众传播定义为象征商品通过信息的传输与储存而进行的体制化生产和普遍化传布。“‘大众’一词源于传媒产业所传输的信息一般都到达相对大量的受众这一事实。”④［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所以，大众不是一个狭义的数量词，而是指原则上信息可以被多数接收者所获得。在这点上，他与麦克卢汉的观点相同，“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同时，汤普森强调不要把大众理解为一群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定社会背景下主动的、活跃的、具有批判性的信息解释者。大众传播的“传播”是单向的、基本分离的、基本不对称的和跨越时空的，即信息传输者和接受者的交往呈一种准互动的方式，接收者对传播交往的进程和内容相对而言不起作用，接收者对传播者的回应方式是严格受限的。汤普森归纳了大众传播的四个显著特点：第一，象征物品的体制化生产与传布；第二，它在象征物品的生产与接收之间设立一种基本的分离；第三，它扩展了象征形式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效性；第四，它涉及象征形式的公共流通。他说：“大众传播肯定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生产与传输的强大机制问题，但它也是一个象征形式的问题，是依靠传媒产生部署的技术来生产、传输和接收各种意义表述的问题。因此大众传播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被视为象征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与流通方式的一种基本的、持续的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谈到了现代文化的传媒化。”⑥［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

汤普森所谓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是指现代文化的象征形式生产和传播越来越多地依赖大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体制机构的中介。“现代社会中象征形式的生产和流通是与传媒产业的活动不可分的。”⑦［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大众传播作为文化传输方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信息编码和传输，决定了信息生产、传输和接收的方式，而其所传播的信息是符号化了的文化，所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符号化是大众传播的基础。而推动大众传播迅速发展的则是文化的商品化，即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产业。可见，文化的技术化、符号化和商品化是汤普森大众传播理论的必要前提。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社会文化变迁，改变了人的互动交流方式，影响了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并预言了全球化信息社会将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他认为“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的模式，正如它改变着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⑧［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对此，汤普森也持相似观点，“技术媒介的部署不应视为仅仅是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补充，而是我们应把这种部署视为服务于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行动与互动方式，新的表达自己与回应他人的方式。”①［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导论第17页。传播技术对时空的超越使得传播者可以影响远距离的接受者，同时传播者也处于媒体可见性的监督之下。大众传播带来媒体新视界，改变了公私生活的界限，造成政治上的新的可见性。大众传播作为一把双刃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汤普森认为现代文化传媒化进程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兴起，这些进程以复杂的方式叠加，并日益彰显其全球性质。汤普森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把大众传播的发展理解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发展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三、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

汤普森认为现代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文化的象征意义，即格尔茨文化象征概念所表征的意义世界，需要运用解释学方法对象征形式的意义进行阐释。意义性是文化的独特属性。第二个层面指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格尔茨文化概念忽略的部分，揭示文化符号如何为权力服务，需要运用深度解释学进行分析。意识形态性是现代文化的潜在属性。他认为研究现代文化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揭示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化所反映的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其关注的焦点是现代信息社会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化”指象征形式的生产和接受是发生在结构性社会背景内的过程，包含时空背景、互动场所和社会机构的结构性因素。汤普森用“社会结构”一词来指互动场所与社会机构所特有的相对稳定的不对称与差异。汤普森认为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中所体现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会随着象征形式的生产、传输和接收进行社会复制。“社会背景的象征性复制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复制：这种社会复制是通过对象征的日常理解作媒介的。它不是惟一种类的社会复制，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通过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来典型地加以复制。但是，社会背景的象征性复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其本身就值得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象征形式的讨论再次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170页。

汤普森指出：“当意识形态现象成为现代文化传媒所带来的象征形式广泛流通的一部分时，它具有了新的范畴和复杂性。”③［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在此，他认为必须阐明三个问题：第一，意义的观念；第二，统治的概念；第三，意义可以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意义是指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流通于社会领域中的象征形式可以调动的意义，象征形式的意义性质包含意向性、常规性、结构性、参照性和背景性五个方面；统治指权力关系的“系统的不对称性”；权力是一种获取和支配资源的力量，不同的人在社会结构背景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了他可以获得和支配资源的差异。“当既定权力关系是‘系统的不对称’时，那就是说，当特定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被长期赋予其他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被排除的以及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的权力（不论这种排除的基础何在）时，我们就谈到‘统治’。”④［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汤普森总结了意义可以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五种运行模式，即“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他同时强调这五种象征谋略在现实中是否能够起到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作用，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象征形式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运行，特别是象征形式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特定背景下被产生和接收它的主体所使用和理解。

汤普森强调意识形态分析是阐释象征形式所调动的意义与该意义所服务于建立和维持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所以文化分析的深度解释学方法可以用来解释意识形态。他指出分析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性质时，必须考虑大众传播的全过程，即象征形式的生产、传输和接收等，并且强调要特别关注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的日常占用，因为只从传媒信息本身来试图推测接收者占有传媒信息后的结果是不充分且带有误导性的。信息的意义并不是信息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是信息接收者在日常占用过程中对信息不断理解和解释的结果。汤普森强调大众传媒化产品不仅仅是供消费的产品，也是供理解的信息。接收者作为日常生活的主体对信息有一个不断理解和再理解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信息接收者在先期理解信息之余，会谈论信息，也会向别人复述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占有信息。象征形式的研究离不开认识和理解。深度解释学承认和考虑到象征形式是一个先期解释过的领域，但是必须超越它进入深度解释学的阶段。汤普森将意识形态解释的深度解释学概括为三个阶段，即社会—历史分析阶段，正式的或推论性分析阶段，解释／再解释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应注意象征形式生产和接收的具体时空背景、互动领域和社会结构；第二阶段集中于对象征形式的符号学分析；第三阶段的再解释是对前两个阶段的超越，它依靠综合进行，依靠可能意义的创造性建构来进行。“理解为深度解释学程序的一个版本，意识形态解释吸收了社会—历史分析和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的各个阶段——但它也超越这些阶段：它提出有关意义与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解释，一种创造性和综合性的主张。”①［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解释既是一个涉及大众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过程，又是一个引发大众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过程。汤普森主张证明一项解释有理且要保证它不是靠强加而被动接受的，而是要保证其不用强加而证明有理，即无强加原则。他强调人们所进行意识形态解释是对能够理解的主体所生产和接收的象征形式的解释，此时的象征形式已经被这些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理解。在解释一个由主体理解所构成的客体领域时，解释过程必然联系到这一领域的主体，并在实际上起到激发这些主体反思的作用，即自我反思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解释，意味着日常理解的解释性转型的可能性。”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9页。这也证明了深度解释与构成其解释客体领域的主体的自我理解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解释既可以促进日常理解的解释性转型，同时又与统治性批判有着内在联系。“我已指出：关于象征形式解释是意识形态的，这涉及对意义建构的分析，也涉及对生产和接收这些象征形式的具体社会关系和背景的分析。通过突出这些社会关系与背景，通过表明象征形式如何能在这些背景下服务于支撑某种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解释就会对社会生活所特有的权力与统治关系激发一种批判思考。”③［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页。

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解释阐明了大众文化潜在的意识形态性，揭示了隐蔽在日常生活中的非对称性社会关系，必定会触动权力的神经，引起这些关系中的主体的反思和批判，最终会引发主体思考“这些社会关系是否公平”等问题。汤普森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寄希望于“非排他原则”，即“有关特定机构和社会安排是否公正和是否值得支持的审议，应当是所有受到这些机构和安排影响的个人原则上都有权参与的审议”。④［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页。汤普森认为现代文化传媒化产生的单向传递、时空离距和传媒准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接收者的主动性，现代媒介在一定意义上建构了主体。在一个所有人都能作为理解和思考的主体的社会中，那些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人和群体都是信息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都有权参加审议并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利益和需要在审议过程中都应被考虑。只有个人和群体充分参加民主评议，才能最终消除不平等社会关系。“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过程与另外两种构成走向并驾齐驱：一方面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发展非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的有关尝试；另一方面是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用对政治机构发挥影响和增加参与为取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相应出现。”⑤［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356页。最终，汤普森寄希望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展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大众文化的民主化最终会带动西方社会走向真正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四、评价

汤普森的现代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积极意义：第一，开辟了依据大众传播理论研究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理论新视角，对信息社会的大众文化发展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解析具有重要意义。在信息化的全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相互影响并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域，文化问题凸显使其成为相当多西方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汤普森开辟了一条将传媒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相结合研究文化的路径。他采取文化社会学视角和方法，通过大众传播全过程对象征形式社会背景复制的深度解释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认真研究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也吸收了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部分观点，例如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汤普森在强调大众传播整个过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他的现代文化理论建立在文化的符号化、商品化、传媒化基础之上。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分别关注了大众传播的某个侧面，汤普森现代文化研究则关注了大众传播过程的全部，尤其重视象征形式生产、传输与日常占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背景的象征性复制。这些思想对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与发展有重要的启迪意义。①杨生平：《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评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第二，在全球化信息社会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这个意识形态终结论不绝于耳的年代，汤普森不但拒绝将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甚至彻底消除的思路，而且重新阐释了意识形态并发展了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理论。他认识到意识形态理论的过时并不代表意识形态的终结，认为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概念，意识形态问题依然是现代社会领域的重要问题，并强调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是批判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汤普森最终将意识形态重构于象征形式的性质、社会背景特点、权力与统治的组织和复制的理论构架，论证了全球化信息社会中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意义。他在价值多元的信息全球化社会坚持意识形态存在的价值，并主张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使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时刻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保持警醒，保持批判观念、反思意识和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的潜质。

第三，将解释学理论运用于信息社会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解析，提出了文化传媒化背景下分析意识形态的新方法，创建了一种以解释意义与权力关系为取向的方法论架构。汤普森所谓的意识形态解释就是阐明大众传播象征形式调动的意义（文化）与该意义所维持的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汤普森利用深度解释学分析了大众传播各个阶段中象征形式所调动的意义与权力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尤其强调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复制与日常占用所涉及的意识形态解释，将意识形态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深度解释学的方法为在复杂性的多元社会中研究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理论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他反对对确定性的追求，因为这会使面对复杂的包含主体性的客体领域造成混乱，但他更反对以此为由放弃实践中对确定性的追求。“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我们正在设法理解一个已经被组成这个领域的主体理解过的客体领域，在此领域内进行合理的判断可能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收获。”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导论第28-29页。

汤普森的现代文化理论也有明显不足：第一，它混淆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汤普森的现代文化理论重点研究了大众文化潜在的意识形态性，揭示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阐明了现代文化传媒化的政治意义。的确，意识形态在现代信息社会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进行隐形渗透，但这只能说明大众文化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不能说大众文化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它直接或间接受限于并表现生产关系，而意识形态功能则是指不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最终起着维护或建构一种社会关系的功能。”③杨生平：《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江汉论坛》2012年第12期，第14页。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反映和维护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真正的意识形态分析应研究阶级和阶层。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权力向不同社会领域渗透，使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带有意识形态功能。文化当然也反映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除此之外它还反映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精神世界等方面的关系。作为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自然也脱离不了对当代社会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的反映，但其审美与娱乐性质更决定其是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反映。就前者而言，它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性质（但它也不同于像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直接对生产关系反映的典型意识形态），但就后者而言，它明显不是意识形态。汤普森混淆文化意识形态性质与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后果，不仅让他不能进一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使他无法深刻揭示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政治性质。虽然他看到了大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有主客互动、民主性质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但却忽视大众文化从产生源头上受当代西方社会制度影响的实质。不错，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普通百姓可以在浩瀚如海的信息中自由选择信息并作出一定评论，这些评论也可以影响他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引起社会信息及其评论的良性互动，并以此影响社会发展。但有两点他却没有看到：其一，不是所有信息与所有人的评论都会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强烈反响的，只有那些被当代西方主流阶层（包括中产阶层）认同或许可的信息与评论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汤普森由他所谓经大众传媒引起的信息互动带来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至多只是要求由当代西方主流阶层（包括中产阶层）创发的大众文化增加一定程度的包容性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得肯定汤普森所论述的由大众传媒引发西方社会民主的积极意义。毕竟由大众传媒引发的信息的选择性与社会互动使强制性的大众文化传输变得艰难）。其二，大众文化的创发不简单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简单跟人的需要有关，它更跟特定社会经济、政治特别是社会制度密切相关，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往往具有很强的无意识性。表面上看，大众文化是解决人的审美与娱乐需求，而这些审美与娱乐需求似乎跟社会经济、政治等无关，然事实并非如此。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崛起既跟人们的文化需求有关，也跟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有关。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如此迅猛发展不能不说跟资本动作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资本不仅能创造人的需求，更能不断改变人的需求，以此促进大众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不断更新，并最终达到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尽管如汤普森批评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学者忽视了大众文化在传输过程中所引发的民主性质，但他们对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工具理性性质的批判却是有合理性的。事实上除大众文化外，当代文化还具有精英文化等形式，而之所以在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发展一枝独秀而精英文化等得不到长足发展，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大众文化能够很好地将人的需要、资本增值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其他文化形式则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若说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话，那么这里的功能除了汤普森揭示的批判与民主功能之外，还具有为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根本制度服务的功能。而汤普森明显只看到了前首，却没有看到后者。

第二，汤普森不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不能对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作出正确分析。正如汤普森在批判文化转型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复制理论时所分析的那样，整个西方社会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制造业日益衰退，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迅速崛起，中产阶级逐步壮大，文化影响力逐步增强，价值多元表现得更加突出，由于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失望与批判，当代西方社会一时找不出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并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统一理论，一时间“意识形态终结论”喧嚣不止。尽管汤普森不认同这种思潮并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由于他不懂得意识形态理论的精髓，因而开出的药方显然是乏力无效的。尽管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一些独立见解，但他并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精髓。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最本质内涵就是作为特定社会观念上层建筑。无论对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来说，为了有效开展他们的实践活动，就必须有一套观念性质的东西来指引。这就是意识形态。一般来说，成熟的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会有一套系统的观念体系（即汤普森所理解的宏大叙事），但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能“有效”地解释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民众，毕竟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性不是理论性而是实践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原本能“有效”解释世界并说服民众的意识形态渐渐丧失其“合理性”，这就要求意识形态革新。意识形态革新不简单是一项纯粹理论性工作，它更要求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统一。而这个统一更取决于现实矛盾的性质。如果现实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或非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革新还是容易完成的；若现实矛盾是对抗性的或根本性的，那意识形态革新就难以完成了。汤普森看到的西方宏大叙事的衰弱正是后一种状况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宏大叙事的衰弱自然会引起价值共识的下降，由此他对社会复制理论的批判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汤普森却没有看到：宏大叙事的衰弱和价值共识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丧失，而是意味着西方意识形态在复杂的矛盾中艰难前行、维系与巩固。因为西方的根本社会制度并没有受到动摇，其核心社会价值也没有受到冲击。西方社会所谓的价值多元并不是真正的价值多元，而只是在其根本制度范围内以及核心社会价值统一的基础之上的价值多元；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西方学者加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宣传与更新之中。按理说，真正的价值多元就应该允许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并存，可西方社会是根本不允许这样做的。西方学者所推行的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并不是宣称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宣称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现。汤普森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层，而没有看到其深层。正因为如此，他想通过大众文化传媒化所具有的一定民主性质去促进西方社会全民民主，甚至达到消除不对等权力关系和实现彻底平等的愿望，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良好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