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232001)



回顾、反思与前瞻
——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纲要*①

高 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232001)

从西汉武帝时期至今，《淮南子》研究历经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不论是在文献的整理传播、思想的研析阐发上，还是在多维的文化研究上，都已累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亟需现代学者以“淮南子学”新的学术体系视野，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总结，进而构建起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中的“淮南子学史”。通过对古今中外“淮南子学”的通贯性、总体性的回顾与反思，客观指出当前《淮南子》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局限不足，为学者们构建合理科学的“淮南子学”研究体系提供前瞻性的建议，进而推动《淮南子》研究的深入进行。

刘安；道家；《淮南子》；淮南子学；淮南子学史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3.007

学界关于《淮南子》的研究，从两汉时期便已开始，历经两千年的历史*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长安献上正式成书的淮南《内篇》，由此迄今，《淮南子》的成书、流传与研究，已有2150余年的时间。本文为方便论述，故取其整数。，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从民国时期以来，《淮南子》研究逐渐引起欧美、日韩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使《淮南子》作为中国汉代道家经典的思想文化价值与意义，能够对现代人类文明发挥出更加积极有益的作用及影响。纵观西汉至今的《淮南子》研究成果，从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体系着眼，实际上已形成专门化的“淮南子学”，在此基础上亦可将以往两千年的《淮南子》研究史称之为“淮南子学史”*本文所指“淮南子学”的学术史概念，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范围，主要包括西汉武帝之后，直至现代，国内外学者以《淮南子》为中心所展开的各种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除《淮南子》本身的文献、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外，还包括与淮南王刘安、汉代淮南国相关的一切问题，即从西汉迄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专门从事《淮南子》与淮南王刘安、汉代淮南国研究的学术领域。在此基础上，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开展的《淮南子》研究的历史过程及其相应的研究成果，构成“淮南子学史”的学术内涵。对“淮南子学”与“淮南子学史”概念，笔者在《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6期)、《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16年第2期)等文中已进行过具体的界称和使用。。本文即试图从这种新的学术史概念及视野出发，对古今中外的《淮南子》研究成果进行概要式的梳理和论析，在反思性的回顾中评价其间的利弊得失，力求把握现今《淮南子》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

具体而言，以往两千年的“淮南子学”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文献的整理传播、义理的研析阐发与多维的文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文献的整理传播

《淮南子》从西汉武帝初期成书问世后，就开始进入其文献传播与整理的历史过程中，故此，不论是训诂注释，还是版本校勘、文献辑佚，都逐渐成为“淮南子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在很长时间里，《淮南子》的文献研究主要体现在训诂注释上，对于版本、辑佚却较少有学者关注和探究，这种情况直到清代才日渐得到有力的改变。《淮南子》的文献传播与整理，从西汉至今曾有过四次表现突出的时期，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研究者及重要成果，这对《淮南子》一书的流传、研究和普及起到极为深远的促进作用和影响。

(一)东汉时期。由于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因“谋反”罪名而自尽，所以《淮南子》在此后的流传中命运多舛，成为西汉思想文化史上的“被边缘者”，长期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研究。但到东汉时期，因朝代更迭，《淮南子》一书不再受到政治时禁的影响，不断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其中尤以马融、许慎、延笃和高诱著名。这四人都先后对《淮南子》进行深入细致的训诂注释，但很可惜的是，东汉名儒马融及其受业弟子延笃的《淮南子》注都没能流传下来，因此后世学者看到的《淮南子》注主要是许慎、高诱所作，而此二人的注也并不完整，均有严重的缺失。许、高的《淮南子》注在历史流传中，因文献混淆的原由，相互掺杂交错在一起，难以区分，直至宋代，才有学者开始注意辨梳厘清。清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细的研究，逐渐将《淮南子》中许、高二注区别开来，有助于《淮南子》研究的良性发展。

(二)清代时期。因为民族征服和王朝易代，清代学者为躲避文字狱的严酷打击，愈渐偏重于文献考据的学术研究，由此“朴学”大兴，而在这一过程中，汉代重要的子学典籍《淮南子》也颇受重视，在版本校勘、训诂注释及评点议论等方面取得东汉以后最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版本校勘上，清代学者中最为突出的是庄逵吉和王念孙。前者以“道藏本”为基础，校订通行本，重新整理出一部文字较为准确的《淮南子》版本，其流传十分广远，被“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后者对《淮南子》的校勘整理，尤迈前人，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王氏所著《读书杂志》中关涉《淮南子》者二十二卷，其广搜前代文献，析厘众说，对《淮南子》的文字义理进行了系统精深的比勘校理，在不少地方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充分反映出有清一代乾嘉学术的诸子考据之功。民国学者杨树达、吴则虞都对王氏的这种文献研究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后者是挈取汉、宋学者“两者之所长以成其术业”，由此“而绝特秀出于前古也”*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杨树达文集》之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页。，对《淮南子》研究的贡献是“许、高而外，怀祖第一”*吴则虞：《淮南子书录》，《文史》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315页。。此外，清代学者黄丕烈、惠栋、顾广圻、陶方琦、卢文弨、李慈铭、俞樾等人对《淮南子》的版本研究，也有所重视和探讨，各有一定的成绩。

在训诂注释上，明末清初的通学大儒傅山，对《淮南子》旧注进行考订辩驳，丰富了其中的训诂释义，被现代学者认为“实开清人治《淮南子》之先河”*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王念孙在校勘整理《淮南子》的过程中，不仅着力于厘正后者的文字，而且对其中的义理也有着深入的训释，其版本、训诂之学密不可分。曾国藩、王绍兰、张文虎等对《淮南子》也进行了一些训诂注释，虽不全面系统，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学者钱塘尽管没有对《淮南子》全书进行训解，但对《淮南子》中《天文》一篇所作的《淮南天文训补注》，弥补了前人的局限缺失之处，富有科技史的学术价值。

清代学者对《淮南子》注的研究，在“淮南子学史”上也有着拓进之功。陆心源、易顺鼎、陶方琦、孙冯翼等都曾着力于此，其中陶方琦的成就最大。陶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辨明了存世的许、高两种《淮南子》注的根本区别，其所著《淮南许注异同诂》、《补遗》、《续补》，成为此后学者探讨《淮南子》许、高注的重要的学术前提。

(三)民国时期。随着近代中国的时势变迁，传统学术也渐向近代化方向转变，开始显露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呈现出新旧治学理念、方式的杂糅并存状态。在民国时期的“淮南子学”研究中，传统的考据之学仍在进一步发展，但对《淮南子》思想义理的研究却愈益突出，视野渐趋多元广阔，学术内涵也较前代有重要的发展丰富。民国时期，适应现实的文化发展的需求，《淮南子》的文化普及工作，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推动，这使《淮南子》与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保持了现代性的密切关联，不因其为久远晦涩之古籍，而为民众所隔阂遗忘。

在校勘注释上，刘文典、刘家立、吴承仕、杨树达、胡怀琛、于省吾等都有所成绩。其中又以刘文典为著，其《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在清代学者的基础上，遍引群书，博采众家，为近代学者研究《淮南子》提供了更为精核确当的新读本，嘉惠学林。刘家立的《淮南子集证》20世纪20年代曾由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但总体上看，其文献研究的成就要逊色于刘文典，不仅内容“要粗疏一些”，而且以后传布并不很广，影响也远不及后者*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何宁在《淮南子集释》中曾细致指出不少刘家立校勘本的错谬之处，对其有一定的批评，认为“其书多依王、俞说轻改原书，或不言所据，臆为窜易，不足为训”*何宁：《淮南子集释·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页。。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于省吾《淮南子新证》、胡怀琛《淮南集解补正》等著作，对《淮南子》的文献研究也都有所补益。

在文化普及上，沈德鸿、王云五等人对《淮南子》这部古籍的现代传播较有贡献。沈德鸿，即著名作家茅盾，以刘文典校本为底本，编成《淮南子选注》，作为民国时期“学生国学丛书”之一来推广普及。王云五作为著名的出版人，在其主政商务印书馆期间，也曾将《淮南子》纳入到“万有文库”中来出版发行，这对《淮南子》在民国时期的广泛流布，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四)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淮南子》研究在文献学方面较长时期内，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相较晚清民国时期，“从事文献研究的学人相比以前少了许多，研究成果基本上也以单篇论文出现”*杨栋、曹书杰：《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学术环境逐渐摆脱政治的消极影响，开始走向新时期的健康发展而有所改变。在90年代中，先后产生《淮南子》文献研究的两部重要著作：何宁的《淮南子集释》、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进入新世纪后，又出现了陈广忠所著《淮南子斟诠》一书。这三部著作是建国以后，《淮南子》研究在文献学方面的重要收获，都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研究的学术特点。但是三部著作所采用的底本却各不相同，何著使用的是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庄逵吉校刊本，张著采用的是道藏本，而陈著则是上海涵芬楼影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三部著作在各自底本的基础上，参校众多《淮南子》的历史版本，以及唐宋类书，充分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清代民国时期学者的校勘成果，对《淮南子》的文献研究均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其间也各有优长得失。萧旭则在前者基础上广泛参考各种校释著作、清代以来涉及《淮南子》的学术笔记及期刊论文，并旁涉近年来的新出土文献对《淮南子》展开进一步的文献校补。*萧旭：《淮南子校释》，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4年。此外，张双棣还著有《淮南子用韵考》*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的专书，从韵例、韵谱、用韵与韵读四个方面对《淮南子》展开系统的音韵学研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后也补充吸收进其《淮南子校释》新的增订本中。

以单篇论文来看，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有代表性的有：许建平《〈淮南子〉补释》、蒋礼鸿《〈淮南子〉校记》、《〈淮南鸿烈·原道〉补疏》、何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举正》、赵宗乙关于《淮南子》中《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墬形训》《时则训》諸篇的语辞札记、王利器《日本古写本〈淮南子鸿烈兵略间诂〉第二十校正》等。这些学术论文都从局部上对《淮南子》文本疑难的深入研究与辨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也为以后《淮南子》的文献研究者所吸纳。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淮南子》文化普及方面，学界展现出极大的兴趣，为满足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需求，关于古籍《淮南子》的今注今译著作不断产生，成为《淮南子》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众多的现代白话注译中，质量较高的有：陈广忠《淮南子译注》、许匡一《淮南子全译》、刘康德《淮南子直解》、赵宗乙《淮南子译注》等，特别是陈广忠对《淮南子》的注译，后成为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的一种*陈广忠：《淮南子》(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在国内广泛发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以上是大陆地区的《淮南子》文献研究情况。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20世纪以来，港台地区和国外(日、韩、马来西亚、欧、美等)的学者对《淮南子》文献也有一定的研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基本情况分述如下：

香港学者从事《淮南子》研究者不多，刘殿爵、何志华在其中较有代表性。刘殿爵在《〈淮南子·俶真〉韵读》《〈淮南子〉〈缪称〉〈齐俗〉韵读》《读〈淮南子·主术〉之错简》等文中*刘殿爵：《〈淮南子·俶真〉韵读》，《人文中国学报》1996年第3期;《〈淮南子〉〈缪称〉、〈齐俗〉韵读》，《人文中国学报》1996年第4期; 《读〈淮南子·主术〉之错简》，《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第6期。，对《淮南子》的文字音义进行探讨。刘氏还编有《淮南子逐字索引》一书*刘殿爵：《淮南子逐字索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方便学者使用。何志华既进行《淮南子》资料的搜集整理，如《唐宋类书征引〈淮南子〉资料汇编》，也着重探讨《淮南子》注的研究，如《〈淮南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三书高注互异集证》《〈淮南子〉高诱注校释》《高诱注解发微——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何志华：《唐宋类书征引〈淮南子〉资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淮南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三书高注互异集证》，《人文中国学报》1996年第2期;《〈淮南子〉高诱注校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年新第7期;《高诱注解发微——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香港：中国古籍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

台湾地区的《淮南子》研究从1949年以后逐渐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杰出的学者。在文献学的整体性研究方面，王叔珉、于大成是其中的代表者。王叔珉是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既撰有《史记斠证》《庄子校诠》等重要著作，也涉足《淮南子》文献研究，50年代连续发表《淮南子斠证三种》《补遗》《续补》等文*王叔珉：《淮南子斠证三种》(上)(下)，《“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3年第5期、第6期;《补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6年第7期; 《续补》，《“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8年第8期。，对此后学者有较大影响。于大成继王叔珉之后，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做出重要成绩，1970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完成《淮南子校释》的博士论文，此后该论文的内容先后在《汉学论文集》《淡江学报》《中山学术文化集刊》《文史哲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此外，张严、陈丽桂等人也对《淮南子》文献研究，各有专论的贡献。张严在《淮南鸿烈解上编斠补》，以及《〈淮南子〉注家疑似及版本得失评议》《〈淮南子〉二十一卷论次得失平议》等著作中，对《淮南子》的文献内容、版本流传、编纂特点进行了探讨*张严：《淮南鸿烈解上编斠补》，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1965年；《淮南子义》，“国立”成功大学文学院，1977年。，陈丽桂则在《淮南多楚语——论淮南子的文字》一文中着意于《淮南子》著述语言的地域性的文化特征*陈丽桂：《淮南多楚语——论淮南子的文字》，《汉学研究》1984年第2卷第1期。。

于大成、陈丽桂等人对《淮南子》研究史也有着较早的梳理和论述，分别著有《六十年来之〈淮南子〉学》《〈淮南子〉研究八十年》等文*于大成：《淮南子论文集》，香港：文光出版社，1975年;林徐典：《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10-318页。。值得一提的是，陈丽桂从1990年代以来，先后组织编写了《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97-2001》《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2002-2009》三书，收入“汉学研究中心丛刊”，其中较为全面地著录了海内外的《淮南子》研究论著，嘉惠学林，为此后学者研究《淮南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国外的汉学研究者也有一定的成绩，值得关注和重视。马来西亚的郑良树1967年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完成《淮南子斠理》的硕士论文，此后还发表《刘绩本淮南子记》《淮南子传本知见记》《淮南子注校诸家述评》等文*郑良树：《刘绩本淮南子记》，《幼狮学志》1967年第6卷第3期;《淮南子传本知见记》，《“国立”中央图书馆刊》1967年新第1卷第1期;《淮南子注校诸家述评》(上)(下)，《“国立”中央图书馆刊》1968年第2卷第2期、第3期。，对《淮南子》的文字校释、版本流传都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美国学者罗浩在其《淮南子版本史》*Harold David Roth: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中对《淮南子》一书自西汉以来的版本流变过程有着系统研究，并对《淮南子》许慎、高诱二注的文献特征及区分进行了细致讨论*有关欧美学界的《淮南子》研究情况可参见戴黍：《国外的〈淮南子研究〉》，《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但可惜的是，此书到目前为止，虽有大陆学者在《淮南子》研究中参考，但尚未有全本被翻译引介入国内学界。在文献检索方面，法国巴黎大学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在1944年编有《淮南子通检》。

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有较为长期的研究历程，其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人注目。早在18世纪晚期，便有恩田维舟的《淮南子考》、久保爱的《淮南子注考》，19世纪后期又有铃木弘的《淮南子考》、诸葛晃的《淮南子音义》、藤川贞的《淮南鸿烈解考证》、冈本保孝的《淮南子疏证》《淮南子重言重意考》《淮南子音读出典考》等。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淮南子》文献研究成果则更为多见，其代表作有：仓石武四郎、永井袭的两种《淮南子考》、竹添光鸿的《淮南子笺释》、岛田翰的《淮南出典考》《淮南鸿烈解旧书考》、铃木隆一的《淮南子索引》，等等。

二、思想的研析阐发

如果说文献的传播整理是《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基础，那么思想义理的研探阐论则是《淮南子》研究日益突显的核心内容。从《淮南子》研究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关于《淮南子》思想义理的学术探究，主要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各有其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学术特征。

(一)西汉至晚清时期

一般意义上来说，从公元前139年淮南王刘安向武帝献书始，《淮南子》一书便开始进入其社会传播的历程之中，成为此后学者、思想家逐渐关注的研究对象。但由于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件的重大影响，以及武帝对《淮南子》从一开始就持有的“秘之”态度，致使其书在西汉较长时间内，并未能实现广泛的社会传播，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随着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形势变化，儒家迅速走向经学化、官学化的历史发展，成为此后中国学术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心内容，这也使得作为汉代道家代表论著的《淮南子》在产生不久，就陷于逐渐被边缘化的历史境遇，成为西汉时期“儒盛道绌”过程中首当其冲的被冲击者。基于这种缘由，对《淮南子》思想义理的研究，从西汉以后始终没有出现较大的学术高潮，与文献学研究相比，则略显得沉寂平淡，特别是严重缺少系统性的专门论著，多以零散简短的评论方式来表现。

两汉时期，较早论及《淮南子》思想者，当属西汉后期的著名儒者扬雄。扬雄在《法言》中对《淮南子》进行儒家立场的批评，认为后者是：“曷其杂也”，“乍出乍入，淮南也”*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3、507页。。东汉班固在《汉书》中认为淮南王刘安虽“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并将《淮南子》从文献学上归入“杂家”类来对待。班固这种认识实际上受到扬雄的历史影响，其本质也是一种儒家化的思想审视。东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王充对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也有所评论，他肯定刘安“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的学术文化贡献，但又认刘安“作道术之书，发怪奇之文”*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6、320页。，间接地对《淮南子》进行批评。在东汉学者中，对《淮南子》思想认识最为深刻，评价也接近实际的是高诱。高诱在《淮南子注叙目》中，指出：虽然“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但根本上看，“其旨近老子”，“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对《淮南子》的思想学派属性给予“汉代道家”的明确界定。高诱也是两汉学者中能够积极正视《淮南子》学术价值及地位的先驱者，他极力褒扬后者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何宁：《淮南子集释·叙目》，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页。这种卓识，即使是在后世的长久岁月中，也并不多见。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对《淮南子》思想涉及者主要有葛洪、刘勰、刘知几。东晋时期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指出：“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37-438页。。葛洪虽然对《淮南子》思想内容也持有“不纯”的看法，但同时又反对因此而轻视前者的思想价值。作为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葛洪对《淮南子》“不纯”的评价，与两汉时期扬雄、班固的认识，形成道、儒两种类型的“杂家”观，这在《淮南子》研究史上值得有所关注。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从古典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在《文心雕龙》中评价《淮南子》思想内容“有倾天折地之说”，而且认为其“泛采而文丽，斯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09页。，对《淮南子》兼综先秦百家之学的思想特色，有着切实的把握。唐代史家刘知几也肯定《淮南子》“错综经纬”，“兼于数家”的学术底蕴，对其思想内涵作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的高度评价。

宋元明清时期，对《淮南子》思想评论较有影响者，有高似孙、黄震、宋濂、王夫之、吴汝纶等人。南宋时期，高似孙在《子略》中不仅称赏淮南王刘安为“天下奇才也”，而且在与其他著作的比较中，对《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有着精当的评析：“《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高似孙著，顾颉刚校：《子略》，上海：朴社，1933年，第84页。黄震也认为《淮南子》一书是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的鸿篇巨制，其“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但其又站在儒家立场上批评刘安“招集散亡，力为宗主，于是春秋战国以来纷纷诸子之遗毒余祸皆萃于安矣”，终致于被“诛灭”*黄震：《黄氏日抄》(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5页。。踵袭汉儒的看法，宋濂在明初对《淮南子》所谓的“杂”有着严厉批评。他说：“《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有乱言而乖事实者”，并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相比较，认为后者“其说虽未纯，要其首尾以类，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杂也”，在此基础上，宋濂还对汉代学术思想进行了贬斥：“古人论立言者，汉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宋濂著，顾颉刚标点：《诸子辩》，上海：朴社，1928年，第36-37页。宋濂这种低评《淮南子》以至汉代学术思想的认识，在民国时期新儒家熊十力那里有着显著的历史认同和回应。明末清初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淮南子》也有所研究和论述，曾撰有《淮南子注》，但书已早佚，提及其名者唯在《衡阳县志》《湖南通志》等方志著作中。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都进行了儒家化的批评。晚清时期的“桐城健将”吴汝纶在《群书点勘》中专门对《淮南子》进行过文论化的评点，吴则虞认为其所作评点，虽“分段太粗”，但“评识颇有新意”*吴则虞：《淮南子书录》，《文史》第2辑。，对后来者有一定影响。

(二)民国时期至现今

从民国时期起，“淮南子学”研究受现代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开始进入到思想义理研究逐渐突显的历史时期，相关的专门论著和学术论文日益增多，研究的广度、深度与此前相比，都有着极为显著的变化进步。综观来看，民国时期至今的《淮南子》思想研究有着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如以其中产生的争鸣议题与研探热点为视角，主要涵括如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淮南子》思想学派性质的研究

对《淮南子》一书的思想学派性质，从东汉班固、高诱以来就成为《淮南子》研究中始终争议不断的基本问题、热点问题。民国以来的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在相互独立的两大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有着更为深细的学术认识，其具体情况为：

一是《淮南子》为“杂家”说。民国以来的学者中，沿着传统学术史上《汉书·艺文志》《唐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认识，依然坚持强调《淮南子》思想内容的“杂”的特性，甚至界称其为“杂家”者，主要有范文澜、冯友兰、劳思光、金春峰、孙纪文等。其中，有些学者认为《淮南子》是“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杂取百家之言，无中心思想”，“思想驳杂，没有始终一贯的体系”*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67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47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从思想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呈现出杂而不一的主要特点，也有学者或是主张《淮南子》为汉代“混杂学说之作品”，是“杂家化的道家”，或是强调其为“集诸子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绝非是出自道家一家的思想性格或企图”，因而是“一部杂家之作，而非道家之作”*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孙纪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23、9页。。以“杂家”视角来看待《淮南子》的学者，大多易于对后者的思想价值及地位形成较低的历史评价，产生一定的学术局限和不足。

二是《淮南子》为“道家”说。民国至今的现代学者，对《淮南子》思想学派性质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道家”说的观点，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道家”说实际衍生出多元化的学术内涵，如果细致区分，仍然有着一定的差异和不同。梁启超、胡适、许地山、刘文典等在民国时期力倡《淮南子》为汉代道家的思想经典，对传统的“杂家”说产生现代性的质疑和反对。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家，率先指出：“《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并高度评价前者“博大而又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现代“首创者”，胡适有着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其《淮南王书》中，胡适认为《淮南子》“可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是“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序》，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胡适：《淮南王书》(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9页。。许地山也认为《淮南子》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来折衷战国以来诸家的学说”，因此可“看为集汉代道家思想底大成”*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在《淮南子》文献整理上做出重要成绩的刘文典，也认为《淮南子》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汉代道家。民国学者对《淮南子》思想性质的“道家”认识和定位，掀起此后《淮南子》研究中“道家”说的历史波澜，影响深远，认同此种看法者渐趋于主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深刻反映出《淮南子》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思想义理探讨的学术内涵不断深化和丰富的发展实际，对以往研究中因重文献、疏义理而造成的“杂家”的认识偏执，在重新审视中发挥出重要的矫正作用。

在民国学者的认识基础上，围绕“道家”说，新中国建立后的学者进一步深入研讨，逐渐衍生出多种“道家”说的变体认识，其中表现为：

老庄道家说：王葆玹、金春峰、张岂之等都着重指出先秦老庄道家对《淮南子》思想的重大影响，认为淮南王刘安“更有可能提倡老庄的学说”*王葆玹：《老庄学新探》，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55页。，甚至让《淮南子》“把汉初黄老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蜕变成了庄子式的消极思想”，在“引庄解老”的过程中“转变了汉初黄老的思想方向”*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14页。，由此也深刻反映出“老子思想向庄子思想的扩大”，促其实现“以庄解老的新发展”，“开启了黄老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5-207页。。

阴阳道家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为侯外庐。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极为广泛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认为：“《淮南子》的主要篇幅是阴阳五行家与老庄道家的混血种”，“以阴阳道家之旨为超乎时空而居于百家之上”*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9页。，并且多次将后者界称为“阴阳道家”。这种认识在《淮南子》研究者中并不多见，影响较为有限。

神仙道家说：胡适、吕凯、李建光等都对此有所认识。胡适指出《淮南子》与齐学关系密切，“受神仙出世之说和阴阳禨祥之说的影响都很大”*胡适：《淮南王书》(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吕凯将《淮南子》称之为“神仙道家”*吕凯：《神仙道家——淮南子》，海口：中国三环出版社，1992年。，但可惜的是，其著作中缺少更为深细的论述。相较于前两者，李建光深入讨论了《淮南子》的“神仙道家”性质，认为后者“存在着非常确定的神仙信仰”，“秉承于老庄之道,并进一步神秘化,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明显宗教性的神仙道家思想”，因此根本上是“以神仙出世为主旨”，“其目的只是利于人们修真成仙,其终极目标是出世成真人(即神仙)”*李建光：《论〈淮南子〉的“真人”信仰及其证明》，《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论从宗教学视域诠释〈淮南子〉的可能性》，《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黄老道家说：冯友兰、吴光、丁原明、孙以楷、余明光、熊铁基等主张《淮南子》思想应该以汉代黄老道家视之，是汉代黄老思想的集中历史体现。冯友兰指出：“《淮南子》所讲的，正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德家的思想内容，《淮南子》所体现的正是黄老之学的体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吴光从学派视角出发，认为“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一批学者，形成汉初黄老学派的主要流派”，而《淮南子》正是这一派“集大成的黄老学著作”*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丁原明、孙以楷、余明光等也都强调《淮南子》对战国时期黄老道家思想因素的历史继承，及其自身在汉代条件下所演生出的黄老思想内涵与性质。熊铁基虽然也倾向于黄老道家的认识，但在实际论述中，又提出秦汉“新道家”的主张，以此揭示《淮南子》的黄老思想的实质。

淮南道家说：陈德和、高旭等认为，《淮南子》是道家思想发展中的汉代新形态，与先秦时期的老庄道家、黄老道家都有所不同，故应以“淮南道家”来予以界称。台湾学者陈德和较早在学界提出“淮南道家”的概念，认为《淮南子》是“代表新黄老的淮南道家”*陈德和：《淮南子的哲学》，嘉义：南华管理学院，1999年，第46-47页。。高旭则强调《淮南子》“不仅历史总结战国以来的黄老道家思想,而且在引庄入黄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老、庄、黄的内在的思想沟通和融合,创造性地发展出‘淮南黄老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因此从更为准确的思想学派意义上来看，《淮南子》应称之为“淮南黄老道家”*高旭：《论〈淮南子〉之“奇”——兼议〈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4期。。

2.关于淮南王刘安“谋反”及其《淮南子》著述意图的研究

在《淮南子》研究中，淮南王刘安的政治生平，尤其是其所谓“谋反”事件的历史事实问题，成为现代学者重新审视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此问题而言，学者们仍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形成三种学术观点：

第一种是坚持刘安“谋反”的传统认识。一般研究《淮南子》的现代学者，仍然大都认同《史记》《汉书》的历史记载，认为淮南王刘安是武帝时期的阴谋“谋反”者，走的是一条“以文才顺取刘氏政权的道路”*王云度：《刘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96页。。

第二种是质疑或反对刘安“谋反”的历史记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朱东润便认为刘安的“谋反“罪名并不成立，是汉代政治斗争中的冤屈者。到80年代，雍国泰、陈广忠、王越、牟钟鉴、于首奎等，也对刘安“谋反”展开进一步讨论，纷纷质疑或反对刘安“谋反”说的传统观点。21世纪初以来，马庆州、康清莲、漆子扬等都再次检视刘安“谋反”事件，并对其进行学术平反。马庆洲从《史记》记载的疑点入手，再次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强调指出：“刘安是无辜的政治牺牲品”，是“汉武帝削藩，营造大一统帝国的必然结果”*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67页。。康清莲也从社会政治背景着眼，认为：“刘安案大有冤情”，“刘安之死既有学术思想的分歧,又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考虑,还由于家庭矛盾,被对手卑鄙利用的缘故”*康清莲：《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之再分析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还有一种观点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认为刘安“谋反”需要具体分析。刘爱敏认为淮南王刘安“并没有真正谋反”，其“谋反”事件“很可能是一桩冤案”，但是究其政治主观来看，却也“有谋反的心理或准备”*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4页。。台湾学者陈丽桂也认为刘安“谋反”事件是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有无形压力，内又分裂相侵”，加之刘安自身“好群聚宾客，宾客良莠不齐，性既反覆无义，行复不免招摇”，以致于终贻其祸*陈丽桂：《淮南王两世谋反研议》，《书目季刊》1984第2期。。

出于对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对其撰著《淮南子》的根本意图也形成两种不同的看法。认为其“谋反”为事实者，易于倾向主张《淮南子》是刘安在政治上别有意图的产物，如王云度认为刘安“企图走一条利用学术，平顺地夺取政权的道路”*王云度：《刘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页。；而认为其“谋反”为“冤案”者，则一般会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如牟钟鉴主张刘安著书是为了“向最高统治者贡献治国之道”，而不是“为了同汉武帝独尊儒术唱对台戏”*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

3.关于《淮南子》与汉代黄老之学的研究

作为西汉前期的重要论著，《淮南子》以道家为本，兼容儒、法、墨、阴阳等家，构建起一个多元融合的理论体系，成为黄老思想的历史性总结。因此，对《淮南子》与汉代黄老之学的研究，始终为学者们所重视，成为《淮南子》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现代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淮南子》中黄老之学的思想影响及其地位。萧公权、冯友兰、侯外庐等主张“黄老中心说”，认为《淮南子》虽然“兼采众说之杂家”，但“其宗旨则治世之黄老”，“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黄老之学”*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充分肯定黄老思想在《淮南子》思想体系中独特而重要的理论地位，这种看法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王云度、陈广忠、陈丽桂等也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

徐复观、孙纪文、日本学者金谷治等则主张“黄老非中心说”，认为《淮南子》的道家思想不能简单等同于黄老之学，而是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况，需要具体对待。他们指出《淮南子》中“所抱的道家思想，与‘黄老’这一系的道家思想，实系分门别户，另成一派”，而且《淮南子》的“内在结构”“并非为黄老之学而设”，只是“其中可能历史性的总结了黄老思想的某些理论”，“用黄老思想来概括《淮南子》的思想是以偏概全的表现”，因此《淮南子》并非以黄老思想而是“试图以折衷老庄的道家之道为中心，包容综合诸派的思想，建立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孙纪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6页；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7页。。熊铁基、戴黍、马庆洲等对此均予以支持，强调《淮南子》既不同于老、庄道家，也区别于传统的黄老思想，而应被称为“新道家”或“杂家”。

二是《淮南子》对黄老之学的思想汲取和融会。萧公权、张岂之、牟钟鉴、刘泽华等都肯定与强调黄老之学对《淮南子》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鸿烈》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与黄老相契”，主张《淮南子》显示出“黄老思想发展的新方向”，“相当具体地展现了”黄老思想在思想上“包容性的扩大”，即“引庄解老的新发展”，而且指出《淮南子》“道、儒、法、阴阳兼而有之”的“综合各家的做法”与黄老帛书是“一致的”，显示出二者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冯友兰、劳思光、陈丽桂等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淮南子》与黄老之学的理论联系有所论述，其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他们认为“《淮南子》继承稷下黄老思想派”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其“宇宙形成论”有所发展，且“《淮南子》各篇作者言及‘道家’时，大体属于所谓‘黄老刑名之术’一支”，因此《淮南子》在思想上有“独特的路子”，“十足散发着黄老色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北京：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此外，丁原明、吴光等着眼于思想学派之演变，强调《淮南子》“应属于反映汉初黄老学的道家类著作”，其作为“汉初黄老学派的主要流派”，吸取了“黄老学著作的思想资料”，充分“集道家黄老学之大成”。*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5-197页。

三是《淮南子》所反映的黄老之学与秦汉政治发展的历史联系。任继愈、张岂之等主张“历史发展说”，认为《淮南子》是“汉初黄老无为的继续，并有所发展”。*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8页。与此不同，陈广忠、吴光等则侧重于“历史总结说”，认为“《淮南子》总结了亡秦和汉初七十年的成败得失”，作为“总括式的学术巨著”，其政治思想就是对汉初黄老之学的“全面而精辟的总结”，体现出“汉初六十年实践收到了成效的‘无为’政治传统，以求巩固西汉新王朝的封建统治”。*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24页；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7页。

四是《淮南子》中黄老之学对汉代黄老道(道教)的历史影响。胡适、金春峰、雷健坤等主张“道教转化”说，强调《淮南子》中黄老思想对汉代宗教的历史影响。他们认为《淮南子》存在“阴阳禨祥的迷信”，“神仙与阴阳都假托于黄帝，于是老子加上黄帝便等于自然主义加上神仙阴阳的宗教”，最终道家“放弃传统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演变为“中古的道教”，且《淮南子》“把黄老治国思想引向消极避世和个人养生，在汉代开启了道家往神仙道教过渡、发展的方向”，最终“为神仙思想由原始迷信向道教的最终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适：《淮南王书》(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9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3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

与前者不同，张荣明则主张“宗教信仰说”，强调《淮南子》之特色是“在世俗的贵族思想体系中注入了生命关怀和生命自救思想”，深刻“反映了一种知识化和贵族化的宗教信仰”。*张荣明：《中国思想与信仰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89页。

4.关于《淮南子》道论、宇宙论的研究

作为汉代道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淮南子》在道论、宇宙论上对先秦道家思想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也体现出汉代哲学、科技发展新的历史内涵，形成了自身不同于先秦道家的理论特点。因此，在“淮南子学史”上，道论、宇宙论就成为学者们以现代视野着重探讨的重要问题，而且二者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互渗性，经常为学者综合起来进行论述。总起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角度与路径：

胡适、任继愈、丁原明、张运华、葛兆光等着重从哲学史、思想史立场出发，阐析《淮南子》道论、宇宙论的实际内涵及特点。胡适是现代学者中率先用哲学史目光审视《淮南子》道论者。他认为《淮南子》的“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胡适：《淮南王书》(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9页。。任继愈认为《淮南子》“继承了老子的道的学说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提出了天道自然，物类相感的观点”*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2页。。丁原明认为《淮南子》的“道”论属于汉代黄老的历史范畴，具有宇宙论哲学的高度*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6-275页。。张运华在比较中，认为《淮南子》深化了《老子》的道论，形成了汉代历史条件下的系统的自然宇宙观*张运华：《〈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第4期。。葛兆光则强调《淮南子》的道论在天人思想基础上贯通自然、社会、人类生命的整体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250页。

陈美东、陶磊、王巧慧等则从科技史的立场出发，研讨了《淮南子》的道论、宇宙论。陈美东高度肯定《淮南子》宇宙论的理论价值，认为其“关于宇宙本原与演化的论述是丰富多彩的”，是对“先秦以来学者的相关思想，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学说作了新的发展和归纳，把中国古代的宇宙本原与演化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52页。陶磊侧重于揭示《淮南子》宇宙论的数术史内涵，认为其中的《天文》“是传世的先秦汉初文献中保存数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完整的一篇文献”*陶磊：《〈淮南子·天文〉与古代数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王巧慧对《淮南子》中“道”的内涵、属性及其与“无为”、“一”的思想关联，进行了宇宙演化论意义上的深入探讨，认为道论是《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4页。。这些学者对《淮南子》道论、宇宙论所进行的科技哲学思想的发掘和阐发，是对人文学者研究的重要补充，更能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淮南子》不同于先秦道家的独特的汉代历史价值。

5.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的研究

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撰著《淮南子》一书，根本目的就在于为西汉王朝提供一套较为理想的治国方略，使之成为武帝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因而《淮南子》在汉代政治思想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价值、地位与影响。对《淮南子》治国思想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为现代学者们普遍重视的学术领域，经时历久，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看，有深度、有系统的专著仍然较少，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学术、学位论文，以及各类相关著作中的特定章节，而且研究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平面化、重复化的同质局限，易于出现就事论事、陈言难去的缺点不足。具体而言，现有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整体性探讨者。胡适、萧公权、萨孟武、吕振羽、刘泽华、林存光、郭立民等。胡适在民国时期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了初步的系统研究，虽然较为粗略，但具有开拓性。他认为《淮南子》治国思想的要义是“虚君的法治”、“充分的用众智众力”、“变法而不拘守故常”。从民国至现今，在现代学者著述的多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都有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的专门章节，尽管篇幅长短、精深程度并不相同，但都体现出整体性研讨的学术旨趣。其中杨幼炯、萧公权、萨孟武、吕振羽、刘泽华、林存光等较有代表性。杨幼炯认为《淮南子》“政治思想亦多有与老庄相似处”，并以“无为主义”为“其政治思想之中心”*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76页。。萧公权着眼于汉代道家的视角，认为《淮南子》在治国思想上是“治世之黄老”，“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与黄老相契”。吕振羽是民国时期学者中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研讨《淮南子》治国思想者，认为后者政治论的目的和实质，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性质的“专制主义”*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第四编19)，上海：上海书店，1947年，第244-248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淮南子》治国思想的研究，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也日渐偏离严肃的学术研究方向。80年代以后至今，随着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学者们对《淮南子》治国思想又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刘泽华认为《淮南子》是“汉初黄老学派之作”的体现者，其治国思想“比较驳杂，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无为政治思想”，在书中有的篇章中，其人性论与治国指导原则“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页。。也有学者在专著或学术论文中，初步的系统分析了《淮南子》治国思想，如王云度、于首奎、李秀华等。王云度从社会变革、君道思想、治国安民、兵政关系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淮南子》治国思想，指出：“《淮南子》的政治学说是博大精深的，它提出的一整套安民的治国方案，是融会了法、儒等家进而发展、完善了道家的政治学说，闪耀着可贵的重民思想”*王云度：《刘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于首奎认为《淮南子》“进一步总结了亡秦的历史教训,吸取了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结合西汉前期全国人民‘俱欲休息乎无为’的愿望,建立了它的以君主为中心,以仁义为纲纪,以法为准绳,以‘安民’、‘利民’为本的积极‘无为’的政治学说”*于首奎：《〈淮南子〉政治思想刍议》，《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李秀华则认为“刘安对道、法、儒等各家主张并不偏废”，故《淮南子》治国思想具有诸家“并存不废,会通所长”的理论特点*李秀华：《并存不废,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除此以外，海峡两岸都产生过一些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研究的学位论文，其中较有研究深度者有大陆的林飞飞、黄建跃，以及台湾的郭立民、王璟、吴顺令等。

二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局部性的专题探讨者。现有的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其中：有专题讨论《淮南子》中《原道》《主术》《齐俗》各篇政治思想者，如高旭、金春峰、吴淑真、王沁凌、安乐哲等*高旭：《〈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探论——以〈原道训〉为中心的考察》，《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金春峰：《〈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吴淑真：《〈淮南子·主术训〉中君主统御观之初探》《辅大中研所学刊》，2002年第12期；王沁凌：《〈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船山学刊》2015年第5期。，其中安乐哲对《主术》的研究形成学术专著，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有讨论《淮南子》治国思想中“异同论”、“无为论”、“民本论”、“谏议论”、“奢靡论”等特定命题者，如陈广忠、张德广、高旭等*陈广忠：《〈淮南子〉治国“同”、“异”论》，《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戴黍：《〈淮南子〉中的“无为”及其思想史意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张德广：《简论〈淮南子〉“民本”思想》，《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5期；高旭：《〈淮南子〉论“奢靡”及其黄老意涵》，《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2期。；也有讨论《淮南子》治国思想中道论、治道、用人、人性、时势等某一具体方面者，如刘爱敏、戴黍、吕锡琛、龙国智、杨菁等*刘爱敏：《〈淮南子〉道论与两汉政治》，《齐鲁文化研究》，2003年，第144-149页；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吕锡琛、龙国智：《〈淮南子〉用人伦理思想探微》，《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杨菁：《乘时因势——〈淮南子〉的时势观探析》，《国文学志》2014年第28期。。

三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与其他论著作比较性探讨者。在现有成果中，也有学者注重在比较研究中，探讨和揭示《淮南子》治国思想在汉代政治思想史上实际的内涵、特征及影响，如王志林、来永红、高旭等。王志林比较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道法思想，对其治国内涵积极影响有所讨论；来永红对《淮南子》与《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中的“治国治身治心”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道’是贯穿于心身国的主线,阐述了三者是互相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高旭对《淮南子》与墨家的政治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在尊禹意识、求治意识、圣王意识、民本意识等方面，后者对《淮南子》有深刻的历史影响，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王志林：《秦汉杂家道法思想述论——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考察文本》，《法学杂志》2009年第2期；来永红：《论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以〈老子〉〈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3期；高旭：《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台湾学界在这方面也有着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蔡家玮从《老子》与《淮南子》中“无为”观念的差异性着眼，讨论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黎惟东对《淮南子》与《庄子》的养生思想展开比较，揭示前者“如何改造庄子的养生思想，进而将之运用在政治上”；高龄芬则对《淮南子》与《黄帝四经》《荀子》《韩非子》的法、刑理论作了深入比较，讨论其法家治国因素的历史变化；李宗桂通过分析《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治国思想的同异浮沉，论述了西汉中期统治思想的转变问题。*蔡家玮：《〈淮南子〉与〈老子〉无为观念转变之探讨》，《辅大中研所学刊》2001年第11期；黎惟东：《〈淮南子〉对庄子养生思想的诠释及其在政治上运用之研究》，《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4期；高龄芬：《〈黄帝四经〉与〈荀〉〈韩〉〈淮南子〉法、刑名理论的比较》，《鹅湖月刊》2000年第8期；李宗桂：《〈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同异沈浮——兼论西汉中期统治思想的转变》，《鹅湖月刊》2015年第4期。

四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现代性发掘的探讨者。也有一些学者，注重从现代政治发展的视野出发，发掘和阐发《淮南子》治国思想的当代价值及意义。这方面的成果虽有一些，但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其中较好者如李秀华、高旭、孙功等，分别对《淮南子》的政治和谐思想、廉政思想进有所讨论，论述和阐扬其中的历史借鉴价值及意义。*李秀华：《〈淮南子〉的和谐思想及其启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高旭、孙功：《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5期。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淮南子》学术研究机构，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在2012年、2013年连续举办两届“《淮南子》与廉政文化建设”学术征文活动，并将两届获奖论文于2013年以《〈淮南子〉廉政思想研究》为名结集出版。*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主编：《〈淮南子〉廉政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

6.关于《淮南子》与先秦两汉诸子历史渊源的研究

从民国以来，现代学者对《淮南子》与先秦诸子之间历史渊源的研讨，在传统文献学基础上，越来越得到更为深入的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道家诸子。由于《淮南子》的汉代道家特质，对其与老、庄、黄老、文子的学术探讨，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淮南子》与老子的关系上，有刘笑敢、丁文宏、蔡友和等*[新加坡]刘笑敢：《“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陈静译，《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丁文宏、蔡友和：《老子“无为”思想探微─—兼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扬弃》，《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在《淮南子》与庄子的关系上，有王叔珉、方勇、邓联合等*王叔珉：《〈淮南子〉与〈庄子〉》，《清华学报》，1960年第1期；方勇：《〈淮南子〉对庄子的积极阐释》，《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邓联合：《〈淮南子〉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改铸》，《人文杂志》2010年第1期。；在《淮南子》与黄老的关系上，除前文所言治国思想方面的关联外，黄钊*黄钊：《〈淮南子〉——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总结》，《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1990年第4期。、丁原明、吴光等着重探讨了二者哲学思想方面的渊源异同。《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学者争鸣不决的学术公案，也是“淮南子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对此学者们实际上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立场：赵建伟、李定生、徐慧君等坚持“《淮南子》抄袭说”，不仅认为《文子》先于《淮南子》产生，而且为后者所抄袭*赵建伟：《〈文子〉六论》，《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出土文献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2-240页；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页。；陈广忠、张丰乾等主张“《文子》抄袭说”，认为今本《文子》晚出，其内容不同于河北定县汉简《文子》，“完全有条件抄袭《淮南子》”*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但更多的学者则审慎认为，《淮南子》与《文子》之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抄袭”关系，而是“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家学说整理发挥而成的”*王云度：《刘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并且二者也很有可能共享着相同的先秦文献来源。不但如此，即便是对今本、简本两种《文子》与《淮南子》的学术关系，也要在适当区分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台湾学者丁原植对《淮南子》与《文子》进行了深细的文献比勘研究，对二者之间的文献异同有着极富启发性的认识。参见其所著：《文子新论》，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淮南子〉与〈文子〉考辨》，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儒家诸子。就现有成果而言，对《淮南子》与儒家诸子的研究，虽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与道家诸子相较，仍然要薄弱许多。其中，对孔子、董仲舒与《淮南子》的思想研究*王效峰：《〈淮南子〉视野中的孔子形象》，《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版)2012年第1期；邸维寅：《〈淮南子〉论孔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刘爱敏：《〈淮南子〉与董仲舒宇宙论比较》，《齐鲁文化研究》，2007年；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239页。，较多一些，王效峰、邸维寅、刘爱敏、戴黍等都有所探讨。而对孟子、荀子，以及其他汉儒(如扬雄)与《淮南子》的历史关联性的探讨，则仍不多见*高正伟：《汉初官学重建下的孟子学——论〈淮南子〉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3期；高旭：《〈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西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3期。。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杂家诸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管子》两书的比较研究上。牟钟鉴、龚留柱、董志铁等分别从学术思潮、军事思想、逻辑思想的不同视角讨论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异同联系，其中尤以牟钟鉴最有系统性，形成专题著作，对此后学者影响较大。*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分析——兼论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董志铁：《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人文杂志》1989年第3期。巩曰国、耿振东、刘爱敏、高旭则分别从历史渊源、成书影响、哲学思想、农林生态思想等不同方面探讨了《淮南子》与《管子》的内在联系。*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耿振东：《〈淮南子〉对〈管子〉成书的诠释及对其思想的汲取》，《齐鲁文化研究》，2009年；刘爱敏：《〈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船山学刊》2015年第3期；高旭：《〈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高旭：《〈淮南子〉与〈管子〉林业思想同异论》，《世界林业研究》2015年第6期。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其他诸子或子学著作。这方面的成果总体来看仍然较为有限，与研究空间的广阔性相比，并不对称，是“淮南子学”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充分发掘的薄弱领域。现有成果主要涉及到墨家、阴阳家、兵家诸子，其中陈广忠、王效峰、郑杰文、高旭等对《淮南子》与墨子、墨家思想渊源、历史流变与理论异同的探讨，对深化这一方面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王效峰：《〈淮南子〉所见之墨家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郑杰文：《〈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秦彦士：《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沉浮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南都学坛》2001年第5期；高旭：《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版)2013年第4期；陈广忠：《 〈淮南子〉对阴阳家的继承与创新》，《诸子学刊》2013年第1期；高旭：《〈淮南子〉“将”论析议——兼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思想比较》，《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期；郭海燕：《论〈淮南子·兵略训〉对〈孙膑兵法〉的继承与发展》，《管子学刊》2015年第4期。

7.关于《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其他方面

除以上主要的方面外，现代学者对《淮南子》思想的学术研究，还涉及到社会思想、伦理思想、审美思想等方面，虽然在这些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不论是数量，还是深度、广度，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仍需要学者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予以拓展和推进。具体来看，这些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为：

在社会思想方面，张为民着重分析了《淮南子》对儒家社会管理思想的汲取；戴黍对《淮南子》中日常社会风俗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钱善刚重点讨论了《淮南子》的社会哲学思想；李少波则对《淮南子》的社会变迁论、控制论及社会修养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张为民：《〈淮南子〉哲学与社会发展思想新论》，《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戴黍：《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试析〈淮南子〉中所见风俗观》，《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钱善刚：《〈淮南子〉社会哲学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少波：《〈淮南子〉的社会变迁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 4期；李少波：《〈淮南子〉社会控制论初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 4期。近年来，围绕《淮南子》社会思想，也少有的出现了博士论文，如陈辉的《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陈辉：《〈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3年。，这对充分发掘《淮南子》社会思想这一薄弱领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目前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普遍存在着轻视或忽略《淮南子》社会思想的情况，未能深刻认识到后者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目前国内《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或教材，对《淮南子》的把握大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或是缺失相应内容，无章节评述，对《淮南子》社会思想重视不够，如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或是缺少问题意识，理论凝练有限，论述过平，对《淮南子》社会思想在秦汉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价值及意义，揭示的并不深透，如谢遐龄《中国社会思想史(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郑杭生、江立华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庞绍堂、季芳桐《中国社会思想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在伦理思想方面，柴文华强调《淮南子》具有“吞吐儒道的伦理主题”，认为其“对道儒的熔铸包含有相互悖反的论旨,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伦理系统的浓缩模型,对于现代道德意识的建构亦具启发价值”；吕锡琛、龙国智对《淮南子》的用人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小宁、韩娜等也对《淮南子》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有所阐述。*柴文华：《〈淮南子〉的伦理主题述略》，《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张小宁：《试论〈淮南子〉中的伦理思想》，《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韩娜：《〈淮南子〉伦理思想探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学者们对《淮南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格外关注，成果也较多，其中王巧慧、林飞飞、高旭、王文东等人的成果较有深度。*王巧慧：《〈淮南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林飞飞、高旭：《〈淮南子〉生态伦理思想探析》，《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3期；王文东：《〈淮南子〉对道家生态伦理观的积极阐释》，《阴山学刊》2014年第1期。

在审美思想方面，党圣元、刘冬梅等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了《淮南子》的审美鉴赏思想；王宜峨梳理了老、庄与《淮南子》审美思想的道家历史逻辑；方国武论述了《淮南子》在“大道”基础上形成的“大浑为一”的审美理想；杜绣琳、刘秀慧、王燚等则分别从心、审美风格、审美空间的多样视角，阐发《淮南子》审美思想的独特内涵及价值。*党圣元：《〈淮南子〉的艺术创作论和审美鉴赏论》，《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刘冬梅：《〈淮南子〉的审美鉴赏论》，《古籍研究》2002年第3期；韩娜：《试谈〈老〉、〈庄〉及〈淮南子〉的审美思想》，《中国道教》1991年第3期；方国武：《〈淮南子〉审美理想论》，《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杜绣琳：《〈淮南子〉论心之审美特征》，《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刘秀慧：《从〈淮南子〉看汉代审美风格的变化》，《学术交流》2011年第2期；王燚：《〈淮南子〉对于审美空间的建构及其意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此外，学者们对《淮南子》的经济思想、逻辑思想也有所探讨，但相比以上几个方面，研究成果尚为较少。林飞飞对《淮南子》经济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对后者反映汉初黄老经济发展的历史价值有所揭示。*林飞飞：《浅析〈淮南子〉的经济思想》，《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王巧慧、王克喜等讨论了《淮南子》的逻辑思想，其中王巧慧从自然科技史的立场出发，对《淮南子》中隐喻与假说、类比与推理、分析与归纳等逻辑思维方式的探讨最有深度。*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5-244页；王克喜：《〈淮南子〉，汉代逻辑思想的璀璨明珠──徐州古代逻辑人物系列研究之一》，《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三、多维的文化研究

民国以来的现代学者对“淮南子学”的研究，不仅在文献学之外，大力开展和推进了思想义理的探讨，而且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发展，也越来越走上一条跨学科、多交叉的多维的文化研究方向，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淮南子》的学术研究空间与领域，这尤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重要发展趋势，直到今天，可谓是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就目前已有的成果而言，关于《淮南子》的多维的文化研究现状，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

(一)神话学研究

《淮南子》在秦汉古籍中，向以富含神话学元素与内容而著称，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都在其中有较完整的保存。现代学者日益重视和发掘《淮南子》的神话学价值，逐渐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研究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珂、刘起釪、杨荫深、叶舒宪、黄悦、孙纪文等，都从神话学的视角出发，对《淮南子》进行探讨。其中袁珂、叶舒宪的关注较早，但缺少系统性，黄悦、孙纪文则从文化人类学、文学的不同视角进行了专题性更强的研讨*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黄悦：《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淮南子〉的文化阐释》，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孙纪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15-365页。。此外，还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如熊开发、杜磊、赵自勇、杨建军、曾凡、宋小克等，对《淮南子》神话中的创世神话、遨游神话、上古神话体系、天地形成神话、女娲神话、昆仑神话等特定议题，分别进行了深入探究。

(二)文学研究

对《淮南子》在汉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影响及地位，现代学者的认识也与时俱进，越来越走向丰富深化。虽然这方面的专著仍不多见，但相关文学史著作中特定章节、学术论文却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其中聂石樵、袁行霈、张啸虎、杜绣琳、马庆州、于大成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聂石樵认为：“《淮南子》以其丰富的古史故实、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为文学描写开拓了新的领域，其连类比喻、奇伟闳丽之文，也开后代散文风气之先”；袁行霈认为《淮南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张啸虎也对《淮南子》的文采、文学特色进行了深入论述，认为其是汉代文学“从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形式”；杜绣琳对从文艺学的视野，对《淮南子》的文艺思想、文艺范畴、文学意象、及文体特征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马庆州着重从“子书与文学”的关系探讨了《淮南子》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成就；台湾学者于大成则是从文章、小说、神话等方面揭示《淮南子》的文学内涵及价值。*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5-87页；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张啸虎：《〈淮南子〉的文学特色》，《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杜绣琳：《文学视野中的〈淮南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186页；于大成：《淮南子的文学价值》，《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2年第10期。此外，孙纪文、曹晋、崔希星等从不同角度对《淮南子》的文艺观、文学思想、赋笔特征等有所探讨。

(三)美学、艺术学研究

《淮南子》一书在汉代美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及地位，是汉代道家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由于其黄老特质，对儒、法、墨、阴阳等家的美学因素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与体现，因此《淮南子》的美学内涵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和研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相关美学思想史著作与学术论文上。前者以李泽厚、刘纲纪、叶朗、施昌东为代表。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淮南子》对汉代艺术“气象宏伟博大、质朴雄强”的时代特征有着美学的概括与表现，是中国美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叶朗对《淮南子》中有关美和美感的论述作了介绍，他认为这些理论内容“具有很高的概括性，所以在美学史上影响是很大的”；施昌东对《淮南子》的“美”、“乐”思想进行着重阐析，并比较揭示了《淮南子》与《庄子》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30-458页；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7-170页；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64页。后者主要有黎孟德、周来祥、潘显一、孙纪文、丁秀菊等。黎孟德、周来祥对《淮南子》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及价值有所探讨和肯定；潘显一强调《淮南子》美学思想史“典型的道家-道教一脉”，其丰富多样的美学观点是“道家-道教的美学阐发”；孙纪文对《淮南子》美学新蕴涵的形成有着深入讨论，认为“既看重美的审美性,又看重美的功利性和现实性”是其美学新蕴涵的主导内容；丁秀菊对《淮南子》尚质重文、文情理通、出言副情的修辞主张进行了美学视角的考察。*黎孟德：《〈淮南子〉美学思想初探》，《四川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周来祥：《〈淮南子〉的哲学精神和美学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潘显一：《〈淮南子〉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孙纪文：《论〈淮南子〉的美学新蕴涵及其成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丁秀菊：《论〈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生命美学的角度对《淮南子》进行探讨，如赵国乾、吴家荣等。

现代学者对《淮南子》美学的研究，经常与后者的艺术学内容结合在一起，这在音乐、舞蹈、绘画上都有所体现。现有成果较多的是对《淮南子》音乐观点及审美思想的探讨，舞蹈、绘画方面则要薄弱许多。赵为民、蔡仲德、周振锡、王志成等对《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较早，初步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其中又以赵为民、蔡仲德为代表*赵为民：《〈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初探》，《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3期；蔡仲德：《〈淮南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上)(下)，《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1、2期。。陈彤、张良宝、刘新巧、王维则从音乐审美主体、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养生等不同视角，对《淮南子》音乐思想展开多向度的研究。周英、杨昶等对《淮南子》所反映的汉代舞蹈发展，及其与荆楚乐舞的渊源关系，展开初步探讨*周英、杨昶：《略论〈淮南子〉对传承荆楚乐舞的贡献》，《第六届〈淮南子〉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安徽省淮南市。；洪娟则对《淮南子》中的绘画思想有所论述。*洪娟：《〈淮南子〉对汉代绘画艺术的影响》，《衡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从《淮南子》作者群体的艺术素养及书中蕴含的丰富的艺术内容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学者们应该更为重视的学术领域。

(四)科学技术史研究

在中国道家发展史上，《淮南子》可说是科技知识、思想与思维体现得最为充分的重要著作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反映出汉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现代学者对《淮南子》的科技内涵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逐渐累积起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淮南子》的科技内涵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专著，仍不多见，现有者以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为代表，二书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对该领域的研究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对《淮南子》某一方面的科技内涵有所探讨，如席泽宗*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报》1962年第6期。、李鹏举*李鹏举：《〈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62年第2期。、陶磊对《淮南子·天文》中古代天学思想的研究，张中平、林飞飞、高旭等对《淮南子》农学思想的研究*张中平：《〈淮南子〉的农业气象观及其形成与意义》，《第26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劳在今日，利在永远”——气象史志的积累与挖掘分会场论文集》，2009年北京市；林飞飞：《〈淮南子〉重农思想初探》，《农业考古》2012年第1期；高旭：《论〈淮南子〉农业观的思想意蕴》，《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

(五)学术史研究

在《淮南子》的现代研究中，关于其自身的学术史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但是这方面的成果仍然较为有限，偏重于资料性质的文献汇集工作，学理、历史层面仍亟待于学者们展开深入系统的学术清理工作，形成相关的学术史专著，从而有力推动《淮南子》研究的良好发展。现有的成果也由此表现为两种类型：

其一，学术史资料的编辑整理。专题者如于大成《六十年来之淮南子学》、陈丽桂《〈淮南子〉研究八十年》、陈广忠《〈淮南子〉书目》*陈广忠：《〈淮南子〉研究书目》，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其他如陈丽桂主编《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1997-2001、2002-2009)，以及《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1-5册)、《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及续编、三编等书中关于“刘安与《淮南子》”的内容。何宁、张双棣、李秀华*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50-2290页；李秀华：《〈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5-1494页。等在著作中对西汉以来的“淮南子学”研究成果做过较为简略的资料索引与辑录。此外，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也编有《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日本の部，1885-1984年)的书稿。以上这些成果，为以后的学者从事“淮南子学”和“淮南子学史”的研究工作，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产生裨益学林的积极影响。

其二，学术史的学理化研究。到现今为止，仍无通史性质或专题性质的《淮南子》学术史著作产生，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以来“淮南子学”研究的严重缺憾与不足。但相关的学术论文已有一些，如：钱善刚、陈小霞 、谢昭新等对胡适的《淮南子》研究的探讨，既有比较分析胡适与安乐哲对《淮南子》“道”论的不同阐释，也有对胡适《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史贡献的论述和肯定*钱善刚：《道:假设抑或承诺——胡适〈淮南子〉研究初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陈小霞：《胡适与安乐哲对〈淮南子〉中“道”的不同解读》，《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谢昭新：《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江淮论坛》2012年第1期。；陈静、刘国民等对徐复观的《淮南子》研究进行讨论，不仅肯定其学术贡献，而且注重对其从事《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心态有所剖析*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326页；刘国民：《徐复观对〈淮南子〉的解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高旭则对曾国藩、熊十力等人的《淮南子》研究成就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三者在研究上的利弊得失展开学理逻辑上的细致研析。尤须一提的是，高旭基于学界现有成果，进一步明确提出和界定了“淮南子学”、“淮南子学史”的学术概念，主张构建起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淮南子》学术研究体系，进而提高其新的人文学科地位，使其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更具特色、也更为重要的历史构成。*高旭：《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16年第2期；《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论——以〈读通鉴论〉为中心》，《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

四、对《淮南子》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综观两千年的“淮南子学史”，可以从中清晰而简要地认识古今学者研究《淮南子》的基本历程，以及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淮南子》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汉代道家代表之作，其历史价值及地位，因政治、学术原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得不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和应有评价。虽然这种情形从20世纪以来逐渐开始有所转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积极发掘、阐扬和评价《淮南子》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是对《淮南子》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论著而言，现有的研究并非太多，而是仍然有着进一步深化、开拓的学术空间，仍然亟需学者们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展开更为多元化的研究工作，从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将《淮南子》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内涵，向世人呈现出来，推动其走向现代性的转化，古为今用，焕发出昔日未曾充分彰显的思想光芒。

通过回顾和总结以往“淮南子学”研究的成就，也能让我们更深入地反思西汉以来“淮南子学”发展中的利弊得失，以此为借鉴，更有力地推动现今《淮南子》研究的良好发展。具体而论，学者们今后在《淮南子》研究中应该着重注意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淮南子》的文献研究，是“淮南子学”发展中最富有历史底蕴的领域，尽管随着古今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领域短时间内实现整体性推进的空间已然不大，但对《淮南子》文献进行更为精深的局部研究(校勘、版本、训诂、辑佚、许高二注等)，以及系统整理和客观评价历代学者的《淮南子》文献学成果，这都需要现代学者继续努力向前推进。

第二，《淮南子》的思想研究，从20世纪前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日益繁多，盛况空前，远迈前人。但也须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淮南子》思想研究的成果积累丰硕，但其中确实存在着“研究方法及选题的高度同质化”*马庆州：《六十年来〈淮南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的弊端，一些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并不强烈，对《淮南子》思想的理论透析能力也较弱，以致其研究成果趋于平面化论述，剿袭前人之言，少有独创之处；另一方面，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实际上仍处于有待于继续深化的阶段，如对《淮南子》核心概念的道家思想史的探源、厘清与释义、对《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潮、政治及理论演变的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对《淮南子》与汉代早期道教思想渊源的阐析、对《淮南子》独特的汉代道家思想体系及性质的研究等。而且，研究领域也需要实现新的拓展，如对《淮南子》与新出土文献之间的思想比勘和溯源研究、对《淮南子》与汉代儒学史的关系研究、对《淮南子》与汉代诸子学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对《淮南子》进行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养生哲学、休闲哲学、心理哲学、生态哲学方面的现代性转化、传承及利用研究等。与前人的研究相比，今后学者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应该更加突出新问题、新视野、新方法，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让《淮南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重新为世人所了解和重视。

第三，《淮南子》的文化研究，这方面是现今“淮南子学”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也是学术空间拓展性最大的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神话学、文学、艺术学、科技史、学术史等，虽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但不论是深度抑或广度，与《淮南子》的文献、思想研究相比，都仍显不足。而且，在文化研究方面，也最应该充分体现出跨学科、交叉型研究的时代特点，这有待于不同学科的学者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共同推进。在文化研究上，关于《淮南子》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些领域非常值得学者们今后关注和发掘。《淮南子》一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对其展开更为多元而广阔的文化研究，这必将是未来“淮南子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所在。

第四，《淮南子》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对于“淮南子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已成为亟待学者系统深入解决的重要课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淮南子学”的进一步良好发展产生瓶颈制约的影响。没有反思性的回顾，就没有开拓性的新进展。对西汉以来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的认真梳理，有助于现今学者准确把握《淮南子》研究中的局限不足，对其中有价值的学术空间也形成较为明晰的认识，进而为此后“淮南子学”的更好推进和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指导方向。因此，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构建和形成“淮南子学史”的学理体系，是当前研究者的重要学术责任，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

第五，对有着丰厚历史内涵的《淮南子》研究而言，时至今日，随着现代中国学术体系的不断发展，也产生了构建“淮南子学”的新学术体系的现实需要。与学界已有的“老学”、“庄学”相比较，“淮南子学”的学术概念产生不仅较晚，而且缺乏学界应有的普遍认知和接受，这种现实局限从根本上而言，不利于《淮南子》研究体系的合理构建、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研究价值与意义的实际彰显，也不足以反映《淮南子》研究在中国道家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及地位。因此，逐步构建起“淮南子学”的新研究体系，将有力推动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使研究者形成自觉的学术体系意识，实现《淮南子》研究新的整体性发展，为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做出更大的历史贡献。

两千年的学术历程，经历跌宕的政治起伏，曲折的历史发展，作为古皖名籍、道家巨著、中华经典、世界瑰宝的《淮南子》，在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厚积重发、古为今用，焕发新的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展现出汉代道家智慧的风采。

责任编辑：时晓红

Review, Reflection and Prospect——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HuainanziStudy in theTwo Thousand Years

Gao Xu

(Chuhuai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With a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since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present, abund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study of Huannanzi, either in the arrangement and spread of the literature, the study and explication of the thoughts, or the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research. Yet, modern scholars are still needed to haveHuainanzistudy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and summarized and to build up the History ofHuainanziStudy in modern Chinese humanities from a new horizon. Through the overal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Huainanzistud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objectively points out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Huainanziand provides proactive adv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so as to bring forth a better development for the study ofHuainanzi.

Liu An; Taoism;Huainanzi; Huainanzi study; History of Huainanzi study

2017-02-20

高旭(1979— )，男，陕西延安人，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2014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的礼乐文化研究”(AHSKY2014D126)；2016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儒家政治哲学及其儒学史意义研究”(AHSKY2014D122)；2015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想之嬗变研究”(SK2015A326)。

K23

A

1001-5973(2017)03-00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