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茂芝会议上朱德是否提出过“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524088)

1927年10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了旨在保护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军事决策会议,史称“茂芝会议”。有学者认为朱德在茂芝会议上并没有明确“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这一观点非常值得商榷。“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口号是茂芝会议召开10年后,朱德在延安与史沫特莱谈话时提出的。在茂芝会议上,朱德将20多位参会指挥人员意见归纳为四条,与“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口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之所以采取这一决策,有四个方面原因:“穿山西进”赣南有利于起义军开展游击战;“穿山西进”赣南使起义军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直奔湘南”与朱德的挚友范石生部驻扎湘南有关;湖南群众基础好,“直奔湘南”才能保住起义军余部。

朱德;茂芝会议;军事决策

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广东境内的饶平县上饶镇茂芝村的全德学校里,主持召开了旨在保护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军事决策会议,史称“茂芝会议”。当时敌人大军压境,起义军余部孤立无援,而且又同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会上20多位余部指挥人员各抒己见,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4条,共计300余字。1937年间,朱德在延安与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谈时,又把4条300余字概括成简略的8个字:“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2015年,梁观福撰文,认为朱德在茂芝会议上并没有明确“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是后来朱德与史沫特莱交谈时,对起义军余部由饶平转战湘南举行宜章暴动这段历程的概括与总结。朱德当时的确是率部北上‘穿山西进’,但并非‘直奔湘南’”[2]。笔者认为这一观点非常值得商榷。虽然“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口号是茂芝会议召开10年后朱德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提出的,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是朱德在茂芝会议上提出的,只是当时没有把这一决策用“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简略固定下来而已。

一、“穿山西进”赣南有利于起义军开展游击战

南昌起义后,很快敌人就对南昌城实行包围,为此,起义军按预先的计划撤离南昌城,向广东进发,其目的是先到群众基础好的广东潮汕、海陆丰地区,待建立工农政权后,再攻取广东的省会广州,接下来再进行一次北伐。撤离南昌前,参加起义的部队还进行了一次整编,起义军的总兵力为30 000人左右,下辖3个军,分别是:第11军、第20军、第9军,起义军对外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的番号,起义军总指挥由贺龙担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由叶挺担任,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此外朱德还组建了第9军教育团。起义军南下广东最好走的一条路线是从南昌沿赣江经吉安、赣州,然后取道韶关,进入广东。但这条路上,敌人已布下了重兵,朱培德的主力驻扎在吉安,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部驻扎在赣州,李济深可能利用粤汉铁路在粤北与起义军决战,另外张发奎的部队可能沿赣江追击起义军。面对这种情况,起义军从赣东南下广东,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率领第9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其他部队早两天南下,沿途朱德对赣南的地形地貌进行了实地考察,也算是为后来中央苏区的创建打了前站,在与钱大钧部交手时,朱德开始在赣南尝试着使用了游击战术,而且非常成功。

从南昌到瑞金,起义军一路行进了540多公里,可以说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敌人。当起义军向赣闽边界的瑞金、会昌进发时,为了拦截起义军,钱大钧部9 000余人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与此同时,桂军黄绍竑的10个团也正紧急赶来增援钱大钧部。为了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起义军第20军的第3师拨归朱德指挥,8月25日,朱德击溃钱大钧的两个团,并占领瑞金。

为了避免起义军遭到黄绍竑部的背后袭击,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在黄绍竑部还未赶到增援钱大钧部之前,先打败会昌的钱大钧部。攻打钱大钧部是起义军南下途中的第一场恶战,叶挺指挥的第11军24师、25师为右纵队,负责攻打会昌西北的山头阵地;朱德指挥的第20军3师为左纵队,负责进攻会昌东北的山头阵地;贺龙指挥的第20军1师、2师为总预备队,负责策应、支援各方。接受任务后,朱德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采用游击战法,利用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大钧部打冷枪,追击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钱部被朱德的游击战法搞得筋疲力尽。50多年后,侯镜如还清楚地记得:“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迫,敌驻我拢’。”[3]5230日凌晨,起义军进攻会昌的战斗开始,朱德指挥的部队,遇到钱大钧的4个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战斗形成拉锯状态,激战到下午4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这是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大胜仗。随后,起义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9月5日开进福建长汀,然后沿汀江进入广东,而钱大钧部也尾随其后,进入广东。

朱德从赣南、闽西进入粤东,沿途进行了认真的军事考察,并成功施展了游击战术,所以起义军余部被困饶平县上饶镇茂芝村时,朱德要保留起义的革命火种,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赣南,那里敌人兵力空虚,又有适合游击战术的山地,在茂芝会议上,朱德提出“穿山西进”赣南就成了一种军事必然,就是“从饶平出发,由地方党派人带路,经大埔、蕉岭,过峰市,到达武平……然后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4]27。四年后,也就是1931年11月,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朱德南下广东经过的这些地方正是中共苏区的核心区域,可以说,朱德提前四年为中央苏区打了前站。

二、“穿山西进”赣南使起义军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朱德早年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凭卓著的军功,升任至少将旅长,并名震川滇,后来主动放弃高官厚禄,离开滇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其在滇军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人脉资源。南昌起义前后,担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驻扎在江西九江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驻扎在江西临川的第26师师长杨如轩、驻扎在江西吉安的第19师师长杨池生,这些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窗好友。

朱培德是云南陆丰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是同学,二人品学兼优,被学校称为“模范二朱”。1927年4月7日,朱培德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紧接着他就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南昌起义前,朱培德已有所察觉,但他没有抓捕朱德等人,而是趁机向蒋介石请假,要求上庐山疗养,临走前,朱培德把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统交朱德来处理,可以说,朱培德为南昌起义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蒋介石调朱培德为湘赣“剿匪”总指挥,二朱同台竞技,“剿匪”并没有动真格,最后,朱培德黯然退场,有人以此断定朱培德没有军事才能,其实并非如此。

金汉鼎是云南江川人,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窗好友,因为金汉鼎是个“瘌痢头”,讲武堂的其他同学都不喜欢与他交往,而朱德却与他交往甚好,而且义结金兰。护国、护法战争中,朱德与金汉鼎并肩作战,是滇军“四大金刚”的前两位。北伐开始时,金汉鼎来到江西担任独立16师师长,后来该师扩编为第9军,金汉鼎任军长,部队驻扎九江。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曾写信给金汉鼎,动员其参加起义,但被金汉鼎拒绝了。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经过金汉鼎的防区时,朱德给他写信求助。因此,尽管有蒋介石的威逼,金汉鼎也没有阻拦起义部队。1928年,蒋介石任命金汉鼎为湘、赣两省“剿匪”副总指挥,但他对朱德采取“明打暗助”,后被蒋介石解除兵权。

杨池生、杨如轩都是云南人,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三人还是拜把兄弟。北伐战争后,杨池生被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朱培德收留到了江西,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9师师长。杨如轩则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27师师长。南昌起义前,朱德曾写信劝杨如轩弃暗投明,杨并没有接受。起义军南下广东时,朱德又给杨如轩写了一封信,朱德在信中写道:“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销,弟拿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3]51杨如轩对送信人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3]51当朱德率先遣队南下时,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经过临川,便把军队撤到城外,给朱德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起义军顺利通过抚州,直指瑞金。如果杨如轩不念同学之谊,率兵尽力阻截,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南昌起义前后,江西的国民党驻军将领除粤系的张发奎部与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部外,其他都是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因为他们与朱德有着很深的交情,所以对朱德率领的军队没有敌意,关键时刻还能对朱德伸出援助之手。正因如此,朱德在广东饶平的茂芝“一支孤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4]25,自然而然会想到“脱离四面围追的敌人,寻找一个适当的落脚点”[5]222,而赣南就是绝佳的落脚地。

三、“直奔湘南”与范石生部驻扎湘南有关

范石生是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人,比朱德小1岁,他们同窗受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众多滇籍讲武堂同学中,成为叱咤风云名将的有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王均、杨如轩、杨池生等,与朱德交情最深,对朱毛红军帮助最大的就是范石生。朱德谈到他与范石生的密切关系时,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6]。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7]395但起义军南下广东所选择的是从赣东部南下,根本没有经过范石生所在的粤北、湘南地区。当起义军余部到广东饶平县境内的茂芝时,敌人5个多师,约40 000人左右,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压过来,企图完全消灭起义军余部。紧急时刻朱德想到的是要保留起义军的火种,决定“穿山西进”。部队从敌人防守的间隙间穿插进山,先进入福建、广东交界的柏松关,然后,经福建的平和、永定、上杭,向西北转移,进入闽、赣两省交界地区。1927年10月,起义军余部来到赣南,朱德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整编和整训,这就是有名的“赣南三整”。随后朱德率部队到湘粤赣三省交界崇义县的上堡,当时起义军物资供给极度紧张,部队面临重重困难,濒临解散。朱德决定找同窗好友范石生,并与其合作,随后,起义军余部用范石生“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7]395,就此,起义军的革命火种得以保存。

四、“直奔湘南”缘于湖南群众基础好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全国。南征的具体目标是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汕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占领了汕头就有了出海口,可以争取到国际的援助。”[3]51但结果与原来预计的情况迥异。

1927年8月3日下午,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城,“八月的江西,一向酷热难忍。起义军各部队因暑天行军,途中减员较多”[3]52。当然,减员的原因除天气外,最为主要的是“起义军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意去广东”[8]483。起义军在江西行进了500多公里,直到8月25日,才遭到钱大钧部的拦截。9月18日,酷暑中长途跋涉的起义军抵达广东大埔县城,并做出了分兵的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领起义军主力部队向潮、汕进发;朱德率领3 000多人,据守三河坝,拦截国民党钱大钧部20 000余人的追兵,掩护主力南下。朱德指挥了著名的三河坝战役,敌我双方伤亡惨重,10月5日,朱德率领剩下的2 000余人撤出了三河坝,决定从饶平到潮汕与主力部队会合。当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村时,遇到了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官兵200多人,才知道主力部队已在潮汕失败,主力部队领导机关解散,这时南下的起义军也由原来的“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8]483。

其实北伐时期,为迎接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这三个省的工农运动非常高涨,共产党在这三个省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为此,朱德曾感慨道,南昌起义爆发时,“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8]483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说:“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7]393-394

因为起义军的士兵大多是湖南人,加上湖南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在茂芝会议上,高瞻远瞩的朱德提出“直奔湘南”就成了一种必然。

五、四条意见与“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口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茂芝会议上,朱德曾经把参加会议的20多位起义军余部指战员提出的建议概括为四条:

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3]55

这段话分析了当时起义军余部的险恶处境,就是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起义军包围过来,敌强我弱,起义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建议中为起义军余部设计好了行军路线,就是“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而起义军最终要去的地方是“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如果用几个字进行简略概括的话,就是“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当时身为朱德南昌军官教导团学员的赵熔,后来将其概括为12个字,即“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5]222,赵熔加上了4个字,就是“隐蔽北上”。

综上所述,可以确切地说,朱德在茂芝会议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口号,但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率领起义军余部“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1]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79:242．

[2]梁观福．朱德部队“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考[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14．

[3]金冲及．朱德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郭思敏,天羽．我眼中的朱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5]《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一卷[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6]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朱德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114．

[7]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朱德．朱德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Whether ZHU De Made a Decision of“Going through the Mountains,Advancing Westward and Heading Straight for Southern Hunan”at the Maozhi Conference?

MIAO Tijun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 Guangdong 5240088,China)

On Oct．7,1927,ZHU De hosted and held a conference of military decision to protect the remnants of Nanchang Uprising Army,which was called“Maozhi Conference”．Some scholars think ZHE De didn＇t make clear the decision of“going through the mountains,advancing westward and heading straight for the southern Hunan”at the conference．This kind of opinion is debatable．The slogan of“going through the mountains,advancing westward and heading straight for the southern Hunan”was produced 10 years later after the Maozhi Conference,which was proposed by Zhu when he had a talk with Smedley．However,at the Maozhi Conference,ZHU De summed up the ideas of more than 20 commanding officers into 4 points,which we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at slogan．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such decision:“gong through the mountains and advancing westward”to the southern Jiangxi would help the Uprising Army to conduct guerrilla warfare;it would give the Army enough space for manoeuvre;“heading straight for the southern Hunan” was due to ZHU De＇s close friend,FAN Shi-sheng,whose army was posted in the southern Hunan,and the good mass foundation in Hunan,so“heading straight for the southern Hunan”could protect the remnants of the Uprising Army．

ZHU De;Maozhi Conference;military decision

D231,K263．1

A

1004-2237(2017)05-0035-05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5．006

2017-09-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70014)

苗体君(1969-),男,河南鹿邑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E-mail:mtj1969＠126．com

[责任编辑 许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