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琴，张立克

(1.国家行政学院 法学教研部，北京 100089；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制度与文化研究所，河北 秦皇岛 066000)

刘向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以学术、文章而知名，是著名的经学家、文献目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一代通儒。而刘向的另一身份在后世往往不被重视，即政治家身份。事实上，他始终对政治充满热情，有着强烈的家国使命感和危机感，他的学术、文章成就很多便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他是汉室宗亲，又与士大夫集团合流，他的儒学教养和宗室身份同时左右着他的政治实践，也影响着他的家国观念。

一、刘向的宗室身份及与士大夫集团的合流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玄孙(五世孙)。刘交乃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好书、多才艺，是刘氏家族中当时最有儒学文化教养的人，且在刘邦征讨天下的过程中亲随左右，身处机要，是刘邦最信任的胞弟之一。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废楚王韩信后，分其地为二，其一则立刘交为楚王，在接下来的西汉历史中，这个王国几经变故，最终在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因犯罪而国除。然而与其他的刘氏宗族分支不同，楚元王刘交一族，先后出了六位宗正——皇族族长，史称“奕世宗正”。他们分别是刘向的两位伯曾祖父楚夷王刘郢客、楚文王刘礼、刘向的祖父刘辟强、父亲刘德、刘向本人，以及刘向的侄子刘庆忌。作为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刘向一方面继承了家族的文脉，成为一代硕学通儒，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家族的政治遗产。刘向年十二便以父刘德任为辇郎(在宫廷中引御辇的郎官)，后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散骑、给事中都是加官，属于内朝近侍集团，谏大夫则掌议论，秩比八百石，是比较低级的谏官，但能常随皇帝左右，甚见信任。

汉宣帝是一代雄主，一向主张“霸王道杂之”，故宦官、外戚(多为文法吏)和儒者兼而用之。他以宦者弘恭、石显主掌尚书系统，也重用妻党许氏、史氏和母党王氏等外戚，同时又培植大儒萧望之、周堪等人为重臣。宣帝有天资治理之才，尚能稳健驾驭这三股力量，使之扬长避短，为己所用。然而宣帝临终之际，将这三股力量一道安置在中枢系统，却为汉家政治埋下了祸根。弘恭、石显仍分别为中书令和仆射，掌尚书机构，外戚乐陵侯史高和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少傅周堪三人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尚书机构同时由宦官、外戚和士大夫共同职掌，预示着元帝朝政治的复杂动荡。

宣帝驾崩后，其子汉元帝登基，汉室盛衰以此为界。刘向政治命运的转折也以此为界，刘向因宗室身份又有才学名望，被辅政大臣萧望之、周堪看中，汲引入内阁，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一说为散骑谏大夫)，参与朝政，自此刘向与士大夫集团合流。史载萧望之、周堪与侍中金敞、刘向四人同心谋议，多欲有所匡正。而中书令弘恭、石显则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与车骑将军史高互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萧望之、刘向等儒学士大夫集团认为中书乃政治之本，现在由阉人宦官主掌，非国旧制，亦非贤明之选，故欲取而代之。于是宦官与外戚集团迅速合谋，联手反击，萧、刘士大夫集团在一连串的阴谋和失误中迅速败亡。先是刘向被逐出中枢系统，失去预闻政事的机会，后萧望之、周堪、刘向等均被贬为庶人，中间形势虽有回旋反复，但最终萧望之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周堪被一贬再贬，至愤懑而卒，周堪弟子张猛被逼自杀，刘向亦二度被贬为庶人，终元帝一朝，废居十年，直至汉成帝登基才又复出。[1]1921；3271

刘向与萧望之、周堪等人组成的士大夫集团被宦官、外戚集团污为“朋党专权”，然而刘向在给元帝的“上封事”中辩解道：“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1]1945在士大夫集团眼中，只要是忠于国事、为公不为私的政治联盟便不能被称为“朋党”。而宦官和外戚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的权力往往来自君主个人的喜好与信任，并非经过公开的选拔程序而得官，全凭帝王一己之私而定，且所任之职又多为内朝近侍之职，是政治生态系统中最不具公开性的部分，故天然蒙上了自私、专制、腐朽和神秘的色彩，向来为儒家之士所诟病，《荀子5君道》有言：“明主有私人以财，无私人以官职。”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亦有“人主有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的说法，这也是刘向与士大夫集团能够取得共识并迅速合流的重要原因。

二、宗室的衰落与外戚的崛起

刘向在政治仕途上起落浮沉伴随着整个西汉王朝皇族宗室势力的全面式微。西汉初期，皇室宗亲通常都被封为诸侯王，王国的疆域辽阔，在自己的王国内诸侯王都有独立的任命官吏权与自治权，与皇帝无异。渐渐地，朝廷发觉即便是同姓诸侯王，力量过于强大，终会尾大不掉，危机中央王权，于是接受贾谊、晁错力主“削藩”的建议，自文帝时代始便着手解决同姓诸侯王的问题，逐渐制定了严密的削藩政策，最终引发了“七国之乱”。平乱之后，汉室宗亲势力便一蹶不振，据严耕望先生总结，削藩政策之施行，可分为四个方面：“削其封疆，制其形势，夺其政权，限其财政。”[2]20—30上述四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国王领地既小，错夹汉郡之间，且权失军民之重，财限租税之人，直与一富室无异；故无拒命之力，亦无藩辅之用”[2]28。其实，何止在外之诸侯王失去藩辅作用，在朝之宗室亦不过充数而已。《汉书5诸侯王表》叙论做了很好的总结：“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1]396哀帝初即位时杜业上书说，成帝时外戚当国，宗室微弱，“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1]2681

而与此同时，外戚的政治势力在西汉政治中却影响日重。西汉时期至少有五个外戚家族先后控制过朝政，他们分别是吕氏、窦氏、卫氏、霍氏、王氏等，如前所述，外戚权力提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皇帝的信任，自武帝时代权力中心由外朝转移至内朝(或称中朝)，起初是皇帝的一个策略，目的是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从而削弱丞相的权力，而跟皇帝有裙带关系的外戚自然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从而被提拔起来协助皇帝掌管内朝，最终导致了权柄由丞相向外戚的转移。外戚权威提高的重要表现是同时掌握军权，自从霍光第一次被授予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参与朝政后，一直到西汉末，在十三位担任过此一职务的官员中，只有五位不是外戚。故钱穆说，自武帝以后，大司马大将军一职“胥由外戚为之”，外戚在政治中的影响于此可知。[3]160

而西汉影响最大，最有权势的外戚家族当属成帝朝母党王氏家族。这个家族先后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史称：“举宗居位，充塞朝廷。”(《汉书5五行志》)自成帝即位到驾崩，大司马一职一直由成帝的母舅先后担任，虽然在哀帝即位后，王家经历短暂的失势，而当平帝即位后便又重掌国命，由王皇后的侄子王莽接手，这个家族对汉朝的掌控可谓空前绝后，直到公元5年王莽篡权代汉。刘向在成帝朝的重新复出，正面临着宗室式微，外戚当权的历史背景。

三、刘氏与王氏不得并立：刘向的家国观念

汉成帝之母王政君乃廷尉史王禁之女，王氏家族非常庞大，王禁生有八男四女。成帝的出生带给王氏家族巨大的幸运。元帝朝，王禁便被封为阳平侯，其弟王弘拜为长乐卫尉。永光二年(前42年)，王禁薨，长子王凤袭父爵出任卫尉、侍中。元帝后来喜欢傅昭仪，亦及于其子定陶恭王，遂生废黜太子、更立定陶恭王之意。忧惧之中，太子依靠舅舅侍中王凤和侍中师丹拥护，渡过了难关。因此成帝对于舅氏母党的亲信几乎是天然的。史载，元帝于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崩，太子六月即位，随即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意味着成帝恢复了被宣帝取消的大将军称号。接着便开始着手改变元帝时期宦官及其党羽专权的局面，中书令石显明升暗降，被弹劾忧惧而死，其党羽或遭罢免，或被调离要职。次年(前32年)二月，成帝大封诸舅：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1]304赐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爵为关内侯，王莽之父王曼早卒，不得封。又河平二年(前27年)，悉封舅王谭为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称“五侯”。史载：“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1]4023

刘向在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辜后，得以重登政治舞台，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虽然光禄大夫为比二千石的高级谏官，不过刘向显然并未进入权力中枢与近侍行列。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受诏校中秘书，在校书过程中，刘向见到《尚书洪范》而有感于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之故事，乃集合上古以来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成帝知道向为王凤兄弟而起此论，然终不能夺王氏权。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今不传世，但很多内容保留在《汉书5五行志》中。考察《五行志》，150余条论述灾异的材料中，仅关于后妃、外戚的就有30条之多，遇到相关灾异，刘向多从外戚、后妃乱政而致灾异的角度予以解读，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家国忧患意识贯穿其中。[4]

刘向的批判精神和他的家国忧患意识固然与其儒家士大夫忧国忧民之精神传统有关，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刘氏宗亲的身份使然。如前所言，刘向的家族并非普通的世家大族，而是皇室宗亲，“奕世宗正”，刘向也曾在元帝朝担任宗正一职，又曾身处内朝枢机，虽因政治斗争失败转而被废，仍是最有资格代言宗室皇族利益的人。但刘向本人的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成帝即位后，刘向的身份只是一个高级的谏官而已。外戚、大将军王凤又有意防范打击刘氏宗族势力，阻止成帝封刘向子刘歆为中常侍即为一显例，又经常在成帝面前“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却“避讳吕、霍而弗肯称”(《楚元王传》)。随着王氏家族政治势力的日益强大，以刘向为代表的刘氏宗亲有强烈的挫败感是显而易见的。在刘向眼里，家国是一体的，刘氏的衰败就是国家、社稷的衰败，刘氏的灭亡就是国家、社稷的灭亡。他一方面深知“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1]1950—1951，这是典型的汉儒天命观，其中蕴含着儒者德治主义与“天下为公”的思想。另一方面，刘向如此说并非从儒者“官天下”的角度出发，而是以刘氏宗亲的身份警示最高统治者，他不希望刘氏政权最终走向亡国的下场。刘向认为，刘氏政权最大的威胁即来自外戚王氏的专权。其本传载阳朔二年(前23年)：“时上无续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吾而不言，孰当言者？’”[1]1958于是上封事极谏，历数古往今来人君由于“失御臣之术”而导致“大臣操权柄”最终危及国家的例子，将矛头直指成帝母舅家族：

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

又用天人感应之说，曰：

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1] 1960—1961

王氏祖坟梓柱生枝叶当是民间传言，刘向完全是站在刘氏家族的立场上谈当时政治危机的，所谓“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是指为高皇帝子孙，守持的是刘氏的宗庙，国祚移于王氏则国亡。刘向进谏成帝，开出的药方是希望成帝能见微知著，“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可见刘向有儒家“公天下”的国家意识，但在立场上还是成了刘氏政权的利益代言人。刘向本传载：“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1]1966刘向所说的“公族，国之枝叶”，是根据先秦乐豫的“公族，公室之枝叶”(《左传》文公七年)而来，可见刘向所说的“国”还是先秦分封时代的家国概念，国等于“公室”，公室其实就是皇家，刘向眼中的公族、宗亲在“国家”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刘氏乃天下之主，天下乃刘家之天下，故刘向劝成帝：“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1]1956刘氏即汉家，这是刘向家国观念中的主导方面。

当然，刘向所言“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也并非全然出于一家一姓之私心，刘向本身便是一代通儒，受儒家文化熏陶甚深，儒家的王道理想在他身上时时有所体现，比如前文所述刘向与士大夫集团一道反对宦官、外戚以私专权，本身便是儒家之公义。又比如汉成帝时，某郡水滨中得到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游说成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并认为“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1]1033—1034这是典型的儒家礼乐教化观念。汉人在提及刘向时往往将他与孟轲、荀子、贾谊、董仲舒、王吉、杨雄等大儒相提并论。[1]1972，1075又，刘向所提及的“天命”非一姓所有，“官天下”的思想也并非刘向一人之私见，乃是西汉中后期儒生理想主义之通识。西汉中后期，随着儒学的发展，“王者无私”的观念深入人心，“天下为公”的思想也不绝如缕，诚如成帝时儒生谷永所说：“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天生烝民，……非为天子，……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5](《汉书·谷永传》)秦汉以来建立的皇帝制度，经过儒学的洗礼，皇权公权力的观念渐成共识。[6]447儒化甚深的刘向完全清楚天命之授受非一姓、有德者居之的儒家天命观，但作为“刘姓”的一分子，他又无法释怀，他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挽救刘氏政权的衰颓局势，以保证家族利益的延续。然而，成帝虽然愿意倾听他的意见，却也无能为力，史载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汪高鑫，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J].安徽大学学报，2003，(2).

[5] 张立克，教化与皇权之间：西汉永光年间宗庙礼制改革的政治文化内涵[J].孔子研究，2014，(3).

[6]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M].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