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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扶南之行再考

2017-04-14谭清华袁名泽

关键词:葛洪

谭清华,袁名泽

(1.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基础理论教研室,广西 柳州 545006;2.玉林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葛洪(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于儒士、方士世家。其叔祖父葛玄为三国著名方士,其父葛悌不仅出任过邵陵太守,而且是晋代鸿儒和著名方士,世人称之为“仙公”。因葛洪乃葛悌三子,少有修行天赋,又尽得其父之真传,故世称“小仙翁”。葛洪一生著书立说,寻觅丹砂,以炼丹成仙为终身目标。《仙苑编珠》卷上引《道学传》云:“葛洪,字稚川。读书万卷。求勾漏令,意在丹砂。着内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诛诔诗赋百卷,檄章笺表三十卷,《神仙传》十卷,《良史传》十卷,《隐逸传》十卷,《集异传》十卷,抄五经史百家之言方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蜕。”[1]23葛洪不仅为道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上均有建树,所以,他一直受到广泛的尊敬和崇拜,凡所到之处,人们纷纷为其树碑立传、造像,保存其遗物,各地方志中不乏此方面的记载。近代学界也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32。在葛洪文化研究中,鄂州葛洪文化考辨、罗浮山葛洪文化考辨和句漏葛洪文化考辨十分突出,尤以句漏葛洪文化探究影响最大。关于葛洪主题的论文有千余篇,其中近二十年来以葛洪为题的论文有三百多篇,探讨葛洪生平的有三十余篇,其中有关其生卒探讨的学术论文有九篇。但有关葛洪行迹考证的论文不多,迄今为止,有关论文有七篇,其中把葛洪放进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只有两篇。笔者以葛洪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广西地方志和几位前辈的考证为基础,对葛洪扶南之旅的时间和目的、路径和结果再做一次全面系统的考辨,以供同仁大家指正。

一、葛洪扶南之旅时间和目的考

葛洪一生与南土有缘,13岁以前,其父葛悌曾为邵陵太守。由于“生晚,为二亲所娇饶,不早见督以书史”[3]339。其父母既然如此宠爱葛洪,洪父不可能抛妻别子,独自呆在邵陵(今湖南邵阳),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出葛洪13岁以前应该到过邵陵。从《抱朴子外篇》的“自叙”中“洪年二十余……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至建武中,乃定”来看,葛洪21岁以后开始流浪,除21岁时“受义军大都督顾秘之召,将兵平乱,以功迁伏波将军”外,一直流浪到建武年间才得以安定,期间有十多年时间,到底流浪何处?从其自叙来看,“事平,洪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得避身于南地也。见遣先行催兵,而君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3]341。由此可见,他这次流浪分为两个阶段,谯国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之前,葛洪流浪于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谯国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之后,先“得避身于南地”,嵇君道遇害后遂停广州。从文中来看,此时“得避身于南地”的葛洪并未为官,而是流浪于民间,此时葛洪正值年轻力壮时期,既不为官,又好炼丹,自然不能生活在诸如广州等大城市之中,所以就到处游历寻找炼丹场所,此时他很有可能到过现在的广西句漏洞和桂东南地区寻觅丹砂。据丁宏武考证和广西地方志记载,“葛洪曾经到过广东的多个地方及广西地区,广东北部的南雄、英德等地有葛洪炼丹的遗迹,广东肇庆地区的德庆、怀集等县也有葛洪活动的遗迹。广西以句漏山脉为中心的北流、容县、贵县等地与葛洪有关的遗迹较多”[4]。据陈国符先生考证,此时葛洪还到过扶南,他在《道教源流考》中说:“光熙元年,往广州,遂停南土,尝由日南(今越南之顺化一带)往扶南(今柬埔寨与越南极南端),后返里。”[5]328笔者虽不能认定葛洪行使扶南一定是在光熙元年(因葛洪滞留南土,是因为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这一年就是光熙元年,这一年葛洪绝对不可能就去扶南,只有等待嵇君道表请洪为参军之后才能到广州,所以葛洪扶南之行应该是光熙元年之后之事)。但至少由此可以肯定葛洪扶南之行是在这“得避身于南地”或停留在广州时期,也就是葛洪24岁后到32岁之间的事(但绝不可能是32岁时的事情,因为从其自述来看,建兴三年二月,葛洪已被司马睿辟为丞相掾)。这还可以从葛洪本人的著述中找到根据,葛洪本人在其《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中有所记叙,他说:“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6]757也就是说,葛洪在观交岭之后去扶南。葛洪趁“滞留南土”的机会,当其年轻力壮之时到过交趾、扶南,因“闻见交趾出丹砂”,致使葛洪于年老之时求为句漏令,欲炼丹以祈遐寿。等葛洪到了“求为句漏令”时,已经是五十余岁之人,不可能再经得起海上风雨颠簸了,所以葛洪的扶南之行绝不可能是“求为句漏令”之后。

首先,葛洪扶南之行的目的也可以从其《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中找到答案,他说:“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由此可以看到,葛洪“少欲学道,志游遐外”,他南行之志非一日之所立,而是多年的夙愿,因此,他的南行立意高远,不止游阅一个地方而已。其南行的第一个目的在于“观交岭”,即观看和考察交州、岭南地区,并且在那里留下了不少的遗物和遗迹,这就是后人传说其到过句漏和桂东南以及怀集等广大的南岭地区之根据。但葛洪后来造访扶南等东南亚诸国,只是“有缘之便,遂到扶南”。由此看来,葛洪根本没有想去扶南等东南亚国家。那么为何葛洪“志游遐外”,下这么大力气去扶南,难道真的只是去看看风景?问题绝没这么简单,这从葛洪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可以得知:“洪曾见人撰南方之异同,记外域之奇生,虽粗该近实,而所覆盖浅甚……洪因集而敷之,使流分有测,彻其广视,书其名域,令南北审视,东西不惑。昔禹之治洪水十有三年,跨历九州,征召荒要,然后辨方,考其异同,盖其足之所践,目之所睹者耳。”[6]757此段文字反映了葛洪那种求真务实的学风。葛洪扶南之行一是因为他觉得“洪曾见人撰南方之异同,记外域之奇生,虽粗该近实,而所覆盖浅甚”,其目的在于加深和扩展“外域之奇生”;同时,葛洪又慕大禹当年治水十三年认识到那种“其足之所践,目之所睹”的“辩方、考其异同”之精神,所以葛洪在耳听别人关于“遐外”之描述后,很想亲历一番,学学当年大禹治水“辩方、考其异同”的经历,彻底见证和扩充昔人所撰书籍记载之事物。

其次,葛洪扶南等国之行,还有一个根本目的,那就是寻觅丹砂,炼丹修道,此目的也是葛洪终身为之不懈的方向。这在他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有明确说明:“洪所以不辞者,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此之宿情,禄愿俱集,永辞坟桥,吾其去矣。”[5]757如果上文还不明显的话,该文接着说:“夫人大渴者,长愿临长河。大饥者,思托农圃。欲学道者,何不抱灵方游其地,则何忧丹石之匮乏也。”这里更明显地说明了葛洪扶南之行的目的在于“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抱灵方游其地”,所以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的东南亚五国特产介绍中,作者留意最多的就是炼丹用的原料,尤其是杜薄的丹砂、银、金、铁;句稚国的慈石;林扬的金、银、丹砂、硫磺、鲁青、空青、紫石英;师汉国的金玉硫磺、明月珠;扈梨国的珍奇金银、白珠、琉璃、水晶、马珂、火珠;隐章国的火珠;古奴斯调国、安息国的金玉如瓦石。总之,葛洪所到之处特别关注金丹之原料。

最后,葛洪扶南之行还有其特殊的目的。汉末以来,中原地带战乱纷繁,连绵不断,各族人民纷纷躲避战乱,岭南地区,特别是当时的交州地区相对来说较为平安,因而成为道士的向往之地,使得岭南交趾地区的道教十分兴盛。这可以《汉书》记载为证,例如《牟子理惑论》云:“是时灵帝崩后, 天下扰乱, 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 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 时人多有学者。”[7]1这些都说明,汉末三国时代,交州一带不仅北人南来避乱,而且道士异人云集,道教之盛堪比张鲁据汉中之势。作为一心修道、崇道的葛洪对此信息哪能不知?哪能不抓住如此良机?正如他自己所说“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葛洪来岭南、交州的最初目的只是观看交岭之道教盛况。至于何为“有缘之便”,这又事关葛洪扶南之旅的另一心态。据丁宏武一文考证,葛洪扶南之行乃确有其事,但其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多年的故交“义军大都督”顾秘,因顾秘于光熙元年到永嘉四年(即306年到310年)出任交州刺史,此事在《晋书》中有记载,《晋书·顾众传》说:“父秘,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干……秘卒,州人立众兄寿为刺史,寻为州人所害。众往交州迎丧,值杜弢之乱,崎岖六年乃还。”又《文选》卷二十四有陆士衡《赠顾交趾公真》一首,诗云:“发迹翼藩后,改授抚南裔。”[8]李善注引《晋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顾秘, 字公真”。由此可见,顾秘出任交州刺史必为真实,而葛洪于21岁那年,也就是太安二年,曾受顾秘之召将兵平石冰之乱,并以功迁为伏波将军,此事在葛洪本人的《抱朴子》自叙中有记载。因而,两人可谓生死之交,葛洪在停留南土期间, 很可能是受顾秘之邀去过交州, 并乘便去了扶南。这大概就是葛洪本人所说的“有缘之便”。

二、葛洪扶南之旅路径考

陈国符、冯汉镛和丁宏武三人的考证,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三人的共同点均认为葛洪确实到过扶南等东南亚五国;其差异性表现在葛洪扶南之行的时间不同,路线不同。陈国符先生认为葛洪于光熙元年出发前往扶南等国,未曾考证路线;而冯汉镛先生重在考证路线,他认为葛洪前往扶南的路线有三种可能:外罗山线、北部湾线和海南琼州线,冯先生认为葛洪最终取道海南琼州线,但对葛洪到扶南的时间不考[9]66;丁宏武先生既考证葛洪前往扶南的时间为光熙元年到永嘉四年,又否定了冯先生的海路说,认为先到交趾,再到扶南[8],至于具体路线未曾涉及。笔者查阅葛洪的《抱朴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以及《晋书》《广西地方志》之后,权衡三位先生的观点。认为葛洪前往扶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时间正如丁宏武先生所说,是在光熙四年之后、建兴三年以前,也就是“遂滞留南土多年”期间。葛洪前往扶南等东南亚诸国的路线应该是先到交岭地区,即岭南、交州地区,然后再走水路前往扶南等地,也就是说葛洪前往扶南的路线是陆水两路并用。

葛洪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明确说明了葛洪前往扶南等国的路线是走海道:“行迈靡靡,泛舟洪川,发自象林,迎箕背辰,乘风因流,电迈星奔,霄明莫停,积日倍旬,乃及扶南……其根象林,今日南县也。昔马援为汉开南境,立象林县,过日南四五百里,立两铜柱为汉南界。后汉衰微,外夷内侵,没取象林国……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6]759这里详细介绍了葛洪当年前往扶南的路线:从象林出发,过日南寿灵浦,取海路南行,昼夜不住,十余日乃至扶南。这是冯汉镛和丁宏武两位前辈均无异议之处。但关键是葛洪如何到象林、日南的,葛洪在其文中并无明示,这也是两位前辈分歧较大之处。笔者认为丁宏武先生否定冯汉镛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冯先生在其文中并没有认定葛洪到过岭南交州地区,而是假设葛洪均走水路,直接到达扶南等东南亚五国,并列举了三条从广州到扶南的海路路线,并且冯先生最终认为葛洪取道海南琼州线到达象林。这个假设有可取之处,但冯先生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葛洪自己所说的“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其中的“初谓观交岭而已”是我们考察葛洪前往扶南途中必须注意的一个节点。在考察这个旅途节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葛洪自己所说的另一个细节,那就是嵇君道被人暗杀之后,葛洪“遂滞留南土多年”。由此观之,葛洪是一边观交岭、一边前往扶南的。假如他是从广州出发到交州,也绝不会走水路,因为走水路就丧失“观交岭”的机会。笔者根据地方志中很多记载,不管其记载的真实性有多大,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就是葛洪在南岭地区活动的方志记载以广东的肇庆、怀集以及广西梧州、岑溪、容县、北流、兴业、陆川、桂平、平南等县为主。这一路线正好是我国南部的西江水系干道所流经的地区,我们能否根据方志中的记载和关于葛洪的其他记载得知葛洪当年就是带着“初谓观交岭”的目的溯西江而上途径这些地区的呢?笔者认为葛洪溯西江而上到北流句漏洞,再由北流到湛江甚至海南前往象林是一条既便捷安全又可达到“观交岭”目的的最佳途径。这样,根据上文的论述可以大概画出一条葛洪的旅游路线图:句容→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广东的广州、肇庆、怀集→广西梧州、玉林、桂平和平南→海南→象林→扶南→广州→罗浮山。这大概就是葛洪终身颠簸流离之路线。

葛洪除了到过当时属于交州的桂东、桂南、桂东南地区外,未曾到过现今广西的其他地区,这有史籍和地方志记载为证。《晋书》中只提到葛洪到过广州,并未提及葛洪到过属于广州的郁林郡。这与广西地方志的记载是相符合的。现今广东北部的南雄、英德等地有葛洪炼丹的遗迹,广东肇庆地区的德庆、怀集等县也有葛洪活动的遗迹。广西以句漏山脉为中心的北流、容县、贵县等地与葛洪有关的遗迹较多。除此之外,地方志中几乎很难再见到有关葛洪的记载,只有《邕宁县志》曾三次提到葛洪,并且该志的明显特点在于说明葛洪于罗秀山的罗山寺指导罗秀尸解成仙。《崇善县志》中曾三次提到葛洪到过白云洞炼丹修炼。但《邕宁县志》中似乎有矛盾,一说是罗秀前往罗浮山拜葛洪为师,一说是葛洪在罗秀山修道觅丹。葛洪是否真的到过邕宁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崇善在汉时属于交趾郡,按考证葛洪也没到过,因为《晋书》说葛洪“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句漏令”。这可是葛洪五十余岁时的事情,《晋书》中明确指出葛洪为刺史邓岳挽留而止于罗浮山。所以葛洪应该是没到过此地。还有冯汉镛先生在分析了当时到越南的北部湾线路的艰难之后,抓住《晋书》中的一个“闻”字考证出葛洪终生未到过交趾,这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也赞成冯先生如是说,认为葛洪从陆路考察时只到过句漏山脉,然后从海南或者广西的合浦郡出海前往象林,又从象林到达扶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10]99。据考证,文中所提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湛离国、夫甘都卢国”,现在分别位于泰国南部、缅甸。这里说明当时的徐闻和合浦两港口与东南亚等国家来往密切。徐闻位于现在的雷州半岛,合浦位于今天的广西。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广州的对外交往作用已经取代了徐闻和合浦港,但要到东南亚诸国,从徐闻和合浦港出发仍不失为一条便捷的交通要道,尤其是葛洪到了交岭地区之后,前往扶南更不必再折回广州。所以笔者认为葛洪的扶南之行的水路应以徐闻和合浦为出发点,尤其应以合浦为出发点为佳。

三、葛洪扶南之旅结果考

葛洪既走水路,又走陆路前往扶南,到底为了何事?只求寻觅丹砂,寻仙访道?到了南海之后究竟又得到了什么?葛洪南海之行主要是“吾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之心,但在“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之后,觉得“山林之中无道也”。葛洪的海外之行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避乱南土”“志游遐外”“观交岭”之因,也有深受老友影响的原因在内,所以他在探访扶南等东南亚国之后,其所得的结果也是十分丰富的。

葛洪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不仅介绍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特产和风土人情,而且也介绍了西亚一些国家的特产和风土人情,但并非葛洪真正到过西亚国家,从葛文“北欸林邑,南函典逊,左牵杜薄,右接无伦”来看,葛洪真正到过的国家只有扶南、林邑、典逊、杜薄、无伦。而文中涉及到句稚、歌营、林杨、加陈、师汉、扈梨、隐章、大秦、古奴斯调、察牢、叶波、罽賔、月支、安息、天竺等国,以及对它们的特产和风土人情的介绍均取自支法存等友人的介绍。葛文只介绍了扶南等东南亚五国,并非介绍所有东南亚国家。葛洪正是通过对这些国家风土人情和特产介绍来说明他确实到过扶南等东南亚国家,这大概是葛洪在其《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当地特产的重要原因。因为他所介绍的特产只有扶南等东南亚国家才存在,我国载籍中也只有他最先提及。例如他所记载的“万岁蟾蜍”,在《中国两栖类动物检索表》中就无法找到,但在《世界动物百科·两栖类》中则明确注明产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国,这就是葛洪到过扶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有力佐证。虽然早于葛洪时代的《陆机要览》中也提到“万岁蟾蜍”,但据考证,《隋书经籍志》中未载此书,只记有《吕竦要览》十卷,《唐志》则记为吕著五卷,别出《陆机要览》三卷,由此可见陆著为伪书[11]。葛洪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共记有扶南地多朱砂、硫磺、珍石;典逊的丹砂、硫磺、鲁青、空青、紫石英;杜薄的丹砂、银、金、锡、铁;无伦国的桄榔、菱饭和葡萄酒;句稚国的慈石;歌营国的食人兽;林扬的金、银、丹砂、硫磺、鲁青、空青、紫石英;加陈国的抢劫行为;师汉国的神仙人、金、玉、硫磺、明月珠;扈梨国的珍奇金银、白珠、琉璃、水晶、马珂、火珠;隐章国的火珠、麻厨木;大秦国的“水土清凉,不寒不热”、珊瑚、琉璃、水晶、紫金夜光五色玄珠;古奴斯调国的四轮车、黄金、玉石;叶波国同于天竺;罽賔国的猕猴、孔雀、珠玑、琥珀、琉璃、水晶、苜蓿治眼病(似于中国之菖蒲)、杂奇木、长生山;月支国的犬羊毛料;安息国的金玉如瓦石;优钱之物产不敢意度。此外葛洪还特别介绍了众香杂类,例如:“木之沉浮,出于日南;都梁青灵,出于典逊;鸡舌芬罗,生于杜薄;幽简如来,出于无伦;青木天竺;郁金罽賔;苏合安息;熏陆大秦;甲香螺蚌伦之生于歌营;句稚之渊萎蕤;月支硫磺、都昆、白附;师汉光臭;加陈兰艾;斯调幽穆;优钱余各妙气,无及震檀也。”[6]762当然,葛洪如此详细介绍扶南等地特产,除了证明自己确实到过扶南等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遴选原则,那就是始终围绕葛洪寻仙访道和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葛洪介绍的这些物产,不是仙物,就是药物,尤其是炼丹之药和治病之药。葛洪将这些特产在其《抱朴子》中都放在《仙药》《论仙》《金丹》等特定的位置,其中,《抱朴子·仙药》中有生长于马来西亚的“万岁蟾蜍”、生南海大林中 的“风生兽”、生产于日南的“卢容玉”;《论仙》中有生长于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飞蛙”和生产于越南的水精碗;《金丹》中生产于越南的“龙膏”;《博喻》中生产于大秦的南金。这种一心求仙修道的行为体现出葛洪那种矢志不渝、献身道教的精神。

葛洪的东南亚之旅,不仅认识了扶南等东南亚国家丰富的物产、和谐的人际关系、独特的风土人情,而且指明了海上行驶的方法,勾画了一幅航海图。人在大海中航行,就像在原始森林中行走,面对茫茫海水或树木,很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人首先必须测定方位,其次必须测定速度。为了解决测定方位的问题,我国很早就开始探测此事,注意到星辰与时间、方位的关系。葛洪在去扶南的海路途中,也自然会利用这一方法定方位,以防迷失方向,但葛洪在其《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所说的“背辰星而向箕星”之语,则是葛洪在航行中所利用到的具体星辰。这是特殊航海的标志,只有沿这个方向航行才用辰星和箕星定位,因此这也就成为葛洪扶南之行的佐证,同时葛洪在其文中说出扶南五国的具体方位和特产,也是葛洪南行的佐证之一。尤其是葛洪在文中所列举的一大堆具体数字,都是葛洪在航海中确定速度的结果,“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尤其是“典逊去日南两万里,舶船发寿灵浦,调风昼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逊。吾子今陈海行昼夜三千里”等是对当时航海速度记载的标志,也是其扶南之行的佐证。

另外,葛洪根据自己的航海经验还画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航海入山符,这一套航海入山符就保存在他的《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中。“登涉”主要介绍了道士入山、涉水时如何防备毒物和水中巨物的攻击,如何避免风湿病等疾病,如何才能不会迷失方向。其中虽然有不少的神秘之处,但也包含不少的科学成分,例如,他所画的一套航海入山图,可供那些航海入山者定位之用,本图共有十八符,除日月之外,还绘制了一些相关的星辰。这一套符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包含了葛洪海外之行的思想遗迹。例如,书内第十八道灵符下面的线条,则与缅甸摩那佛塔石柱所刊骠文的写法相近。符箓上有胡人文字始于葛洪。据《太平经合校》,葛洪以前的符箓纯系汉字加天文组成。而葛洪以后的符箓,除此之外,还加进了某种外国文字,对符箓起到一定程度的改革,其所以出现这种变革,则与葛洪曾去外国有关[9]65。所以,葛洪的扶南之行也由此得到确证。

[1] 中华道藏:第11册[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 刘玲娣.近二十年来葛洪研究综述[J].中国道教,2004,(4).

[3] 中华道藏:第28册[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孔令宏.从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论其道术结合的思想[J].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

[5] 陈国符.道教源流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 中华道藏:第18册[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7] 周叔迦.牟子丛残新编[M].北京:中国书店, 2001.

[8] 丁宏武.葛洪扶南之行补证[J].宗教学研究,2005,(4).

[9] 冯汉镛.葛洪曾去印支考[J].文史,中华书局,1994,(39).

[10]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J].文史,中华书局,1980,(9).

[11] 冯汉镛.支法存生平及其佚方[J].中华医史杂志,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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